殷之光，剑桥大学博士，阿联酋扎耶德大学政治史与国际关系助理教授。

站在迪拜哈里发塔的124层上，有一些东西是你在电影《碟中谍4》里那些激动人心的场景中所看不到的：在东面，是一大片尚未完工的楼群，西面是那条著名的16车道的交通大动脉——扎耶德酋长路（Sheikh Zayed Road），更为夺人眼球的是那纵横交错绵延在沙漠之上的现代道路交通网。 对于任何一位在此逗留的过客来讲，站在828米的哈里发塔2／3处的观景台上，这座建造在波斯湾畔的城市变的更加超现实。也许，对于来这里的游客来说，最为富于深意的景观，莫过于名噪一时的人工群岛“世界岛”，而此时，正迅速被海洋侵蚀消失。

阿联酋的酋长们自1999年建造了七星级帆船酒店后，便开始对巨大建筑抱有雄心壮志，这个新兴的海湾国家持续以其貌似巨大的石油财富为后盾，一次又一次以庞然大物引得了全世界的瞩目。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Nakheel
Properties和Emaar Properties两大位于迪拜并为迪拜政府支持的地产公司常常以令人震惊的投资项目迷住了世人的双眼。在过去的20年间，这两间成立于20世纪九十年代的公司几乎承接了所有阿联酋地区的大型地产项目。迪拜的面积仅为一个罗德岛的大小，却拥有世界第一高楼，聚集了世界最大的两个购物中心、最大的机场、最大的人工群岛、人工港口，甚至于最大的主题公园。从1995年到2008年，这个小小的酋长国的GDP增长了267个百分点，人均收入上升了126%，出口增量为575%，人口增加了186%。作为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迪拜却将目标定位于建立世界级的奢华享受与消费主义。

迪拜的新兴富人从不掩饰他们对超级跑车、大引擎SUV、奢侈品消费和宽敞住所的巨大胃口，这股消费主义的浪潮甚至延伸到其神圣的伊斯兰生活方式中。

迪拜从各方面打破了世人对于一个伊斯兰国家的成见：这里的新兴富人从不掩饰他们对超级跑车、大引擎SUV、奢侈品消费和宽敞住所的巨大胃口，这股消费主义的浪潮甚至延伸到其神圣的伊斯兰生活方式中。穆斯林妇女曾经低调的头巾与长袍如今都来自国际时尚品的制造商，如Burberry, Hermes, Gucci, LV等，黑色长袍无法盖住新生代穆斯林女性一如帕丽斯希尔顿般对时尚品位充满着向往。甚至最为虔诚的麦加朝圣也成为彰显个人的财富的一个途径，由此，形成了一个包括航空公司、地区管理机构、酒店、旅行社等等在内的数十亿美金的产业链。

在外界看来，迪拜是“黄金之城”和“亮闪王国”。而迪拜自身除了抱有成为中东地区的新加坡或香港这样的野心外，似乎也不排斥成为穆斯林世界的拉斯维加斯。当你站在哈里发塔的顶端俯视时，它看起来已经达成所愿，然而回到地面，这个城市多少也有其回归现实的一面。首先是有如加油站一般林立的清真寺，日复一日在准点大声广播，号召穆斯林进行祈祷，一天五次。在老城区Deira和Bur Dubai的街道上布满了各种兜售便宜衣物、五金产品的小商贩和印度小饭馆。虽然，这个区域坐落于现代化的港口边上，但是从这些杂乱无章、文化交融的场景中，我们也还能看到这个城市不久之前的影子：一个海盗与走私者们的天堂。

迪拜这个曾经坐落于大英帝国边陲的一个小渔村和海盗天堂，如今已经迅速化身成为这个地区重要的金融、贸易和旅游中心。此外，这个城市在擅用知识和创新思维方面还富有先驱之名。它发展的“互联网和媒体城”以及20多个特别自由区的模式正在被这一地区广泛复制。为了安置并吸引更多外来投资，迪拜在划定的区域内开创了一系列法律改革。根据2004年修改后的阿联酋联邦宪法，迪拜建立了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用于吸引来自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员国以外的外国投资者并为其提供区域性的金融服务。通过成立DIFC，迪拜政府进一步改革，为国际投资者及其股票设立了迪拜国际金融交易所(DIFX)，一个独立的证券交易市场。作为一个国际金融及法律中心，DIFC为海外投资者提供了特别的司法系统——在DIFC里的交易都得以豁免于阿联酋民法。在2005年这个做法又被卡塔尔当局采用并建立了卡塔尔金融中心（QFC）。

在一些阿拉伯的知识分子眼中，这个持续了20年的两位数GDP增幅奇迹非常值得从社会经济方面进行深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海湾国家并未受到始于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影响。长老制的社会政治体系和主要依附石油产生经济红利的国家本质给予了这些海湾国家稳定的基础。在阿联酋，迪拜奇迹让一些知识分子认为需要建立一个所谓“海湾共识”，以求突破“华盛顿共识”。然而在华丽的外表下，迪拜奇迹以及它为其他石油富足的海湾国家提供的社会发展方式也着实带来不少隐患。这个模式的持久性如何？改革市场和金融会不会触动社会和政治基础的变动？在接二连三的政治金融危机下，酋长国的海湾模式是否能持续给世界以惊喜？

迪拜发展模式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其背后却隐藏了一系列矛盾和窘迫。1990年苏维埃政权的衰亡似乎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一种普遍的乐观情绪。“万能的资本主义”仿佛为世界创造了一种万灵药，一劳永逸地在全球政治中取代了地缘政治。这种乐观情绪给世人这样一种幻觉：开放的市场必然导致一个开放的社会。这种乐观主义也可以在不少西方对于2010年阿拉伯世界发生的一系列政治暴动的解释中，也能隐约发现。然而这种错误的市场万能的想法可能导致对于迪拜奇迹的误读，并就此影响对其发展中存在的潜力和障碍进行评价。在高经济增长下，迪拜奇迹的带来了以下几个矛盾：现代化发展的迫切需要和民族身份的保留，不断渗透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保护伊斯兰传统价值观的必要，最后，不断减少的石油储备量和不断增长的公共福利需要。

迪拜棕榈岛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

作为七个联合酋长国之一，迪拜在阿联酋联盟中总显得独树一帜。不同于阿布扎比，迪拜在阿联酋总是有储备量中仅占2%。虽然1970年代油价飙升给迪拜的发展提供了原动力，但其财政收入依然极大依赖于贸易。在其他GCC成员国中广泛适用的传统石油经济战略在迪拜无法顺利进行，因为这将导致飞快面临哈伯特顶点。迪拜已探明石油储备量仅为四十多亿桶，折算到每个国民，人均大约150万美金。所以从一开始迪拜最重要的任务便是经济的多样化。这一政策导向显然是颇有成效的，目前在迪拜最大的产业包括零售批发贸易和维修，在整个GDP中占了39%。此外迪拜正积极扩展其他领域，如金融服务、运输及旅游产业的业务。甚至在2009年金融危机对迪拜的地产开发市场打击最严重的时刻，石油收入依然仅占年度GDP的2%，而在四十年前，石油收入要占到将近GDP的一半。

纵使拥有现代化构造的外表，迪拜依旧是一个食利酋长国（Rentier State），其领导人依旧是那个自19世纪以降便受英帝国委任统治这一区域的马克图姆家族（Al-Maktum）的传人和这个地区其他的酋长国一样，这个国家的稳定极大依赖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伊斯兰属性、社会福利和父权社会秩序。领导人的合法性仍旧受到两方面的约束：他与臣民保持亲密关系的能力，以及他为人民提供福利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海湾地区的酋长国与私人家族企业有许多共同点，健康的财务状况是首要解决的问题，此外，管理层和家族企业领袖有着紧密联系。实际上，迪拜的现任酋长穆罕穆德· 本· 拉希德· 阿· 马克图姆很乐意视自己为“CEO酋长”。由于酋长即是国家主权，所以他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诸多国有企业的董事长。他的愿景是——让迪拜成为一个”全球都市”并在地区间发挥其贸易、运输、旅游和金融的枢纽作用。

所谓“全球”的观念，或者说是“国际”的观念，对于GCC的成员国来说，包含了几个层次的认知。首先，对于酋长国的臣民来说，他们直接对于部落首领（酋长）效忠。这种父权制下的社会联系是他们心中世界秩序的核心。接下来，共同的逊尼派伊斯兰信仰，以及在现代才形成的GCC国家间的兄弟认同，是这种归属感的第二层内涵。这种认同感，又因为在六个GCC成员国之间人民的互相通婚而进一步加强。在GCC联盟之后，是所谓对于“阿拉伯世界”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的基础建立在相同的宗教信仰与相近的语言之上。最后，由于过去的被殖民经历，在此认同之外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被看作是帝国主义入侵者。这种敌视的世界观从随着1932年沙特阿拉伯独立和20世纪中叶海湾地区公国休战而开始才稍微有所改变。不过在这样一种多重世界观下，当前的全球化进程就很容易被阿联酋人（甚至是众多阿拉伯人）看作是一种内部与外部之间互相对抗的殖民剥削，而非我们通常所以为的那种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化全球化进程。因此，让迪拜真正显得如此独特的是它在政治上的实用主义，以及历来作为印度洋的上商业贸易港而固有的对全球市场的开放程度。鉴于迪拜的统治者总是倾向于将城市当作商业化项目运营，这座城市便不可避免地被推到全球化的边缘.

迪拜棕榈岛亚特兰蒂斯酒店

从人口统计数据里我们也可以对穆罕默德酋长的战略窥见一斑。迪拜通常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挤满了大量游客，根据迪拜政府商业及旅游业推广局（DTCM）数据的显示，仅在2011年的第一季度，这里就吸引了230万游客。而迪拜的常住人口在同年年底才刚达到200万，其中只有10%持有阿联酋护照。以当前的本地出生率和外来劳动力人口增加水平来看，迪拜的阿联酋本地人比例将持续缩水。有很多人担忧，在未来十年，本地人（阿联酋籍，且非外来人口因婚姻入籍）的数量将达到统计学上的0点。另一个明显的全球化指标可以从入驻迪拜的跨国公司总部和国际银行数量。2010年全球城市指数显示，迪拜在全球化城市排名中居27位。作为整个地区里最为全球化的经济体，在2008年的金融风暴中，迪拜受到的冲击也是最大的。然而根据一份IMF的报告，2011年迪拜非石油经济的GDP已一挽2008至2009的颓势，达到3.25%的增长。楼市的回暖也带来2011年建筑材料需求的迅速上升。

迪拜能如此迅速地从金融危机中恢复一方面来自阿布扎比的财政援助，但更主要得利于其设立的主权财富基金和公有公司在其他GCC成员国进行的投资。尽管我们看到数以千计的雇员满身债务地离开了迪拜，而本地居民则豪不为金融危机所影响。在阿联酋，国民最大的雇主正式迪拜政府本身以及其他由酋长CEO经营的产业。Emaar和Nakheel两大地产公司在海外（主要指在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投资源源不断产生效益。石油生产也始终是国家可靠的经济后盾。在迪拜来，经济危机可能致使一部分外资撤离，一大批来自西方的中产阶级管理人员失业，但就本地居民而言，情况一如既往地平静，他们可能只需稍注意收敛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因为阿联酋除跨国婚姻外不对外来人口发放公民身份，外国人一旦失业就必须离境，故失业率只影响外来人口。正因为如此，任何在欧美发生的金融危机引发的社会问题在迪拜都几乎看不到。在这里不会发生像是美国一样所谓“1%对99%”的情况，因为那所谓的社会的“99%”，实际上几乎都是非阿联酋护照持有者，因而他们在国内政治中起不到任何作用。如此看来，如今的迪拜和一个世纪前几无二致，其本质依然是一个人来人往的集散地。如果从纯粹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观念看来，迪拜无意识当中的最弱一环。但细看之下，我们仍可发现，迪拜实际上仍旧是一个坐落在全球贸易中关键地理位置上的安全港。

迪拜港不仅是该地区间经济体互相连接的关键贸易港口，也是该地区与其他世界级经济体之间的窗口。它同时也为他们提供着金融和物流方面的服务。但是，迪拜终究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因此，硬要将其想像成中东的香港、伦敦或纽约，便是非常幼稚的。唯一一个将迪拜与其它海湾地区的穆斯林国家区分开来的意识形态便是在其统治阶层中弥漫的实用主义精神。迪拜之所以欢迎资本主义与全球市场，最为重要的原因，便是它承受不起宗教保守主义所带来的后果。巴林发生的社会变革证明了如果没有国家财富的支持，一个经济依赖自然资源的食利国家是非常不稳定的。穆罕默德酋长最近的电视演讲再次申明了迪拜对伊朗的态度：宗教信仰的争端不应阻碍经济的繁荣。作为伊朗的主要贸易伙伴，迪拜几乎是伊朗在此次国际制裁下的救生索。因此，即便是在最坏的状况下，伊朗胆敢在地区间使用武力，进攻迪拜对于伊朗来说，也仍旧是一个自取灭亡的动作。除了伊朗核威胁之外，在这个地区另一个安全问题则是恐怖主义。但是，联合国2009年关于阿富汗鸦片调查报告中指出，对于那些利用来自阿富汗的鸦片制造的海洛因贸易来说，迪拜是一个关键中转地。由于充当了走私者的避难所，这一特殊功能使得这个城市得以最大可能的免除来自非政府武装的威胁。加上如慈父般关爱人民的CEO酋长，迪拜可能是这一近日来看似风雨飘摇的地区间最为稳定的场所。

迪拜随处可见的豪华别墅群

然而，在此肆意横行的消费主义浪潮却是唯一一件潜在影响迪拜政治稳定性的隐患。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用那种维布琏式的对于新兴资本主义中产阶级病态消费欲望的批判来理解迪拜的消费主义。迪拜本质上仍旧是一个食利国家。由于采用了治理公司的方式，这个国家充满了大量的外来劳工与技术工人，而本地人则成为了这个城市中最大的食利阶层。一个最为直接的担忧便是，由于缺少有能力的当地人，这个国家的官僚体制甚至是商业机构，都难以纯粹依靠本国人口运行。尽管政府一直希望用训练有素的本地人代替外国中层管理人员，但本地人普遍缺乏从业动力和职业技术成为一大障碍。这一问题令迪拜处于尴尬境地：大部分经济效益由被这里的免税薪资和迷人生活所吸引的外国人创造。和其他的食利国家一样，迪拜为了保护国家财富而禁止接纳移民，这样便导致几乎所有的专业人员——城市的中产阶级，成为了浮动人口。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下，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和本地食利阶层构成了巨大的内销市场，但同样也迅速消化着内部资源。这座沙漠之城无法长久支撑持续增长的人口，食品和水质安全直接限制了城市未来的发展。城市唯一的污水厂和脆弱的排水系统也同样在人口增长下难以维系。在气候环境和消费习惯影响下，大引擎SUV在本地市场广受欢迎，这样一来，甚至有充足的石油储备也将面临跟不上内需市场脚步的窘境。如果说缺乏工作能力的本地人口是影响迪拜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沮丧因素，那么这个城市的当务之急则是其本身环境是否能承受已然超过200万并仍在不断增长的人口。

迪拜当局和阿联酋联合政府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并着手开始进行新能源项目和核能的投资。在2009年，韩国成为第一且唯一一个国家获准在阿联酋建造一个核反应堆。整个项目金额高达200亿美金。作为交换，阿联酋承诺韩国国家石油公司以20亿美金收购在阿布扎比的一处油田40%的股权。这一油田现有探明储量接近5亿7千万桶。自2010年来，联合政府与其他GCC国家也开始投资项目以保证该地区的饮水和食品安全。在一份提交给2011年G20峰会的白皮书上，阿联酋政府表示，在当前的趋势下，处境会变得日益恶劣，因水资源不足，饮用水预计在2025年供应稀缺，到2050年则下降至现有量的一半，然而迄今无进一步计划和投资能解决这一问题。

迪拜七星级帆船豪华酒店。

基辛格在1971年对中国的描述可能同样适用于迪拜：对外部世界看来，迪拜是一片在许多方面拥有潜力的神秘热土。然而正如周恩来总理当时的回复，当双方知己知彼后，中国没有什么是“神秘的”。我们诟病迪拜和许多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在管理上缺乏透明度，所以它的形象总是如同一位传统的穆斯林妇女般被面纱笼罩着，显得神秘、沉默、甚至有点令人生畏。而不同于其他伊斯兰邻国，迪拜由于其作为商业枢纽的本质和统治阶级的实用主义，在宗教信仰的保守性上显得相当薄弱，但我们也无从就此期待它成为一个完全的现代资本主义大都会。它又何必如此？我们的习惯性思维总是被战无不胜的资本主义乐观情绪所影响，但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当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曝光在同样的全球化资本、产品甚至思潮下，一切都趋向同质性。在过去、现在和将来，迪拜一直作为连接印度、中亚、欧洲、阿拉伯半岛和北美的枢纽。它的奇迹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合作。迪拜的全球化政策实际上既在招揽世界前来迪拜，同时也让迪拜成为通向中亚和南美的门户。对东亚来说，尤其是对中国、韩国和日本，和迪拜的联系成为了一种贸易渠道，强化了海湾和东亚的互动，更进一步来看，将中亚加入联动，一个新亚洲三角区必然促进区域的繁荣和稳定。当前过度依赖石油的亚太经济迫切需要启用另一种发展模式和开发新的市场来维持增长。虽然看起来脆弱，迪拜仍可能成为新时代的关键所在。在正确的当地政策引导下并维持全球其他合作伙伴关系，这个城市将在沙漠作为安全庇护所和枢纽而延续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