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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益中: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谓的做人学问

2015-09-10  来源:亚洲新闻周刊
2015-09-10 程益中 港澳网
    程益中,《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创办人之一、前总编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5年度世界新闻自由奖获得者。生于1965年4月4日,安徽怀宁人,1989年6月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1989年6月-2006年3月,服务于南方日报社、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历任或兼任:南方日报文艺部记者编辑,南方日报驻湛江记者站记者,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常务副总编辑、执行总编辑、总编辑,南方都市报系管委会主任兼南方体育主编、新京报总编辑。同时还担任过广东省青年联合会委员、广东省广州市东山区人大代表、中国(北京)都市报研究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是我过去的沧海,而体育画报中文版是我现在的桑田,沧海也好桑田也罢,那都是我耕耘收获之所,它们共同导演我的未来。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怎么讲?用情太深,情何以堪。刻骨铭心过,撕心裂肺过,轰轰烈烈过。现在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依然是我的灯塔,在照耀我的远航。我不想诗化自己的过去。
    除了皇帝、理想主义者、革命家和政客,在广州生活多年的人实在没有理由喜欢北京生活。我现在明白了,皇帝为什么喜欢下江南,为什么要修建颐和园和圆明园,为什么要挖那么大的海子。但我并不像有些朋友那样对北京深恶痛绝,我觉得广州是母亲,北京像父亲,你对母亲依恋,对父亲反叛,这是可以理解的。广州有意思的地方是民间,是市民社会,是契约精神,你可以一定程度上少受权力的伤害,一定程度上自主自己的生活。而北京,最可恨的地方是权力无处不在,人与人之间不能进行公平交易,无法建立平等互信。来北京,我最大的收获是对中国的了解更全面了。
    过去的锋芒也好,现在的隐忍和妥协也罢,我认为对我来说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非刻意而为。我对人生的艰难困苦极其敏感,对加诸在所有人身上的不平与不公感同身受,嫉恶如仇,我的锋芒因而被砥砺而成,如果没有世间的不平和不公,我又何来锋芒可言?世间的不平和不公,便是我的磨刀石。而所谓的隐忍和妥协,无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锋芒被折断,另一种是你不合时宜,你已经失去了亮剑的机会。
    我最鄙夷的生活是需要出卖灵魂的生活。比如说不认同某种价值观而又必须依赖这种价值观生活;比如说为了生活去背叛人类常识和普世价值,与自己的良心搏斗,或者为了生活干脆抛弃良心;明明知道某句话是谎言,但为了生活却偏偏说这是真理。最不能忍受的是,这样做只是为了生活得更成功,不这样做他也有日子过。
    比较幸运的是,我现在能自主选择不屈辱的生活方式,尽管代价很大,但我觉得很值。
    要说厌倦,其实早就有了,不是现在才有。我早就不想再忍受了,早就想辞职了,作为报纸总编辑,作为报人,我受到的压迫和侮辱太多了。只是后来发生的事件,使我出走的方式,看起来不像是自我放逐,而像是仓皇逃离。
    我怎么能是一个乐观的人呢?我是一个达观的人,因为我悲观至极。
    达则兼济天下,穷且独善其身。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跟古往今来的中国传统读书人一样,骨子里有很强的家国意识,有很强的为民请命意识。而我从事的职业,刚好有这样的机会和可能。在民主国家,这些意识其实不重要,但在中国就弥足珍贵。
    我希望50岁时,自己更宽容,更自由,不需要拍案而起,不需要愤怒,能生活在人权民主和法制得到真正落实的社会,能看到官员廉洁奉公、环境日益改善、社会公平正义、人民安居乐业。至于自己能干多大的事业、能有多大的成就,真的一点都不重要。我愿意做一个好制度下幸福的平民,绝对不愿意做一个坏制度下悲苦的英雄。
    有人说我本人和南方都市报遭受挫折,是因为我做人不够圆滑、玲珑、世故,不遵守潜规则,这个观点我坚决反对。相反恰恰应该这么讲,南方都市报最成功的地方和最成功的原因,都是我程益中做人不够圆滑、玲珑、世故。更重要的是,南方都市报最伟大之处,便是它的挫折。
    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谓的做人学问,中国人缺乏的是率真和纯粹。中国到处充斥着各式各样、似是而非的做人做官的学问、庸俗管理的学问,其祖师爷都是厚黑学和潜规则。从这些学问那里,我看到的都是争先恐后的、创造性的无耻。我经常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怎么那么多教人做人的学问里边,都不教人怎样做一个正直、正派和有道义的人,反过来都教人怎么做一个圆滑、世故和不吃亏的人。
    最不好的现实是,制度性的败坏,与国民性的败坏在双重作用于这个时代,一方面制度性的败坏改造和伤害了国民性,加剧了国民性的败坏,另一方面日益败坏的国民性也为制度性的日益败坏提供了肥沃土壤,两者相互相成,互为因果,又相互推波助澜。但可怕的是我们不以为意,或者浑然不觉,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我现在不愤怒,因为我已经掌握了在这个时代生存的两大秘技,荒诞和戏虐。我认为这已经是我最大的不妥协、不苟且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时代,礼崩乐坏,江河日下,积重难返。倘若没有一点戏虐和荒诞精神,面对这样的时代我们何以自处;所以我现在不再容易出离愤怒了。我羞愧我多了一丝对现实的冷漠和对自己的热情。
    我觉得这说法让我很难堪,我无意也无力担当这样的角色,我是一个偶像的破坏者,我拒绝成为偶像。首先说明,我认为这个问题跟我无关。我必须说,我对精神教父、领袖气质之类的东西,一向还是很警惕的。领袖气质这东西,实际上是一种以暴易暴的气质,无非是以一种更大的暴力,成功性地压到了另外一种相对较小的暴力。我对自己的期许是,我的见解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可操作性;我的主张能得到认同和支持,并且符合情理;我的规划能很有效率地变成现实。
    当然我也承认,越是落后的国家越是需要精神教父和领袖气质。
    第一个问题有点大有点泛,我只能说,过去100年,大陆中国知识分子命运总体上没变——不对,应该是每况愈下。虽然物质条件有变化,但知识分子近60年来并没有真正获得尊重和尊严,人格上越来越不独立,学术上越来越不自由,被豢养和包养的命运并没有改变,相反越来越依附和依赖权势。这很可悲!更可悲的是,现在连“公共知识分子”都竟然成了一个不准提及的词语,多么卑鄙!不容许“公共知识分子”,只容许“私有知识分子”,何其荒唐!
    经常有人问程益中,你在2005年以前,用十年的时间创办了两张中国最好的报纸,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一度在广州和北京两地奔走,管理两个两千多人的新闻队伍,现在你因言获罪一切归零,管理一份几十人的体育杂志,落差如此巨大,你是不是不甘心,是不是还有新的规划。
    问这些问题的人不明白,一个知道了自己真实的生存处境的人,并不会在意自己坐在多大的地盘里,坐一个小矮凳并不会自由更少,坐一张皮沙发也不会自由更多。
    有一句诗说过,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
    这种状态并不是消沉,而是达观,因为洞察现实的悲剧而明白了自己所处何地所为何来的达观。这种达观来源于挫折,因而显得尤为珍贵。对程益中来说,挫折并不是什么羞辱,挫折唯一能够羞辱你的,便是你在挫折面前自动放弃有尊严的生活,还美其名曰“圆滑世故”。

    这位出生于陈独秀、海子故乡的人,对于传媒人的光荣依然有无法停息的追求,体育画报中文版也只是他在另一个向度上的第一个尝试。试想中文系出身的他,加入传媒也只是一种偶然吧,种种偶然促成必然,传媒成为他获得生命价值的途径。在创办南方都市报之初,他喜欢向他周围的人推荐一部讲述制度困境与精神救赎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现在,当他从肖申克的宿命中走出,站在这个新的向度上,他对大众的权利和福祉的关切并没有停息。在众声喧哗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想起《日瓦格医生》,“空无一人的乡下,大时代寂静的白夜,俄罗斯广袤的原野,橘黄色灯下,惊魂未定的日瓦格在阅读诗歌,床上酣睡着女人,远方传来阵阵狼嚎”。他无法选择一种避世的生活,一种看似自由的逃亡;在大时代下,他感受更多的是日瓦戈式的悲伤与不息的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