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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失焦”

2015-10-17  来源:亚洲新闻周刊
——自我深度解析新作《失焦》题目的由来

                                      作者:李禹东


    这里有一个例子:所谓三纲,即:臣侍君、子侍父、妻侍夫,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对于五常,人们并没有太大异议,但对于三纲,却颇有些争论。坚信传统的人至今以“三纲”要求自己的家庭,而崇尚“自由”的人,则坚决批判之,认为这是封建帝王用以愚民的残酷精神鸦片。

    在笔者看来,此二者均不能理解文化的本质。

    “三纲”的发明者董仲舒是汉武帝时官员,而“五常”的追求却远远早于汉朝,也远远超过汉朝,甚至延伸至今、延伸至未来,可以算的上是人性本身的追求。

    如果仔细想来,汉武帝时,中原社会初具规模,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唯有稳定才是发展的第一前提。对付外敌,汉朝的军队连年征战,不在话下,然而,最为棘手的问题,却来自于如何维护自身。在封建生产条件下,通讯、交通与今天相比都极为不便,想要维护整个社会体系的平稳运转,就必须首先维护最小社会单元——家庭的稳固。因此,就有了“子侍父、妻侍夫”的讲究。一个朝代的兴起往往需要依托人民一定程度上的支持,待其上位时,在特定时间内被称为“正统”,用今日的眼光看,所谓“正统”正是指其合法性,直到其走向堕落、受到人民集体唾骂之时,其“合法地位”才会受到动摇——这也反应了人民对于社会安定的根本诉求,而“臣侍君”,事实上也正是一种维护行政机构相对稳定的原始做法——只有所有这些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五常”,才可以最大程度地施展。

    由此不难看出,“三纲”在封建时代绝非一种落后的产物,而是在其特定生产条件下,用以维护“五常”的手段。绝对意义上的仁义礼智信是不存在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得不向其自身生产力做出妥协,相反对于自由彻底的放任只会招致混乱的局面,那样所谓的“五常”,也就更加难以成形了。

    讲到这样一个例子,正是为了说明产生某种社会规则的本性。事实上,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之处,正在于其对这种本性的紧扣,而这一点,也恰好是西方社会所不能及的。

    再举一例,佛教在汉朝传入中国后,逐步与道家、儒家相互结合,有趣的是,根据记载,唐朝时,我国竟曾主动迎接基督教踏入国门,最终的结果是,所有这些信仰,都在一种相对平和的状态下彼此交融。但在西方社会中,却发生了古罗马希腊教派对基督教徒的杀戮,随后,当基督教崛起时,又发生了基督教迫害异教徒的惨剧。再随后,十字军东征,打着是征讨伊斯兰教的旗号。引人深思的是,根据考证,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事实上同根同源,甚至连教义都基本接近,征讨对方的理由无非是其所信奉神明与己不同。

    儒释道同行,并非其所推崇的具体形式、或其所崇拜的神像相一致,而是因为其共同的“向善”本质,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亦同为“向善”,却为其具体“神像”而争斗不休。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而这个现象恰恰也证明了中国式思维的博大之处。今人所学习的“中国文化”,我想正因是这种紧扣文化本质的、崇尚形式多元的思维方式。

    中国古代并非没有战争,但中国的战争往往局限于行政层面,却从不是为改变对方的思维形式。而西方的绝大多数争斗,则恰恰相反。中国古代人发明的“少数民族自治”政策,其实正是一种对不同文化形式的尊重和保全,而西方人直到今天,都一味地试图将自己的特有形式强加于他人,比如提到“民主”,事实上本质是“人民做主”,西方人却只认为其自身特有的“多党、两院”等形式才是民主,这种形式即便无法维护社会稳定(如乌克兰)、无法维护经济增长(如希腊)、无法维护公平正义(如伊拉克),都一定是“民主”的——具体的形式往往会成为西方人眼中的精神本质。

    然而,文化亦有其发展逻辑。中国人这种包容、开放的思维方式,也自然会走向系统化和极端化。孔孟之道到宋朝变成程朱理学,隋朝出现的科举制度,本为选拔人才所用,到明清时,也逐渐演化为八股取义,基督教在清朝再次进入中国时,却遭到了全民的抵制——有人将罪责归咎于清朝满人,但事实上,这是个狭隘的认知。中华民族从来都是在不断包容不同种族,就好比长城本为抵御匈奴,但如今长城内外却已皆为故乡。

    而至于这种极端的到来,或早或晚,都还是会出现。人在创造一种规章制度时,往往都是有原因的,而这种规章被后人学习、再传若干代后,此种规章的产生原因或许已发生了变化,但后人依然会紧抱着这种规章不愿放手。这可以算是人之常情,而这种“人之常情”的衍生,也恰恰就是文化发展的自身逻辑。

    时至今日,有人再次提出要让人民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但更多的普通人眼里,中国文化却仿佛只属于那些枯燥无味的专家学者,亦或那些古板的“老一代”,在他们眼中,遵循中国文化,就是遵循“三纲”,就是要让他们“不自由”,就是让他们排斥外来的一切,或者压低外来的一切。于是,所谓中、西文化的争吵此起彼伏,好不热闹。

    但所有这些争论,都并不是“文化”的争吵,而是“传统”的争吵,是以西方式的具象思维为前提的争吵。之所以会加入这样的争吵,也正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谈论“中国文化”的大多数中国人,都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文化。

    当我们对于自身文化的理解处于一种模糊状态时,我们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也就自然是模糊的。人们无法正确地理解自己所处的历史时期、以及自己所扮演的历史角色,也就自然无法体会自身的价值感,无法理解“成功”为何物。再加之生产力迅速发展,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不断改变,无味的抱怨、膨胀的迷茫感于是成为了这个时代特有的色彩。

    而这却绝非永恒的状态,这只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由之路,就如同照相机改变焦距时必然发生的短暂“失焦”一般,模糊、荒谬,却是社会迈入下一个阶段的明确信号。

    《失焦》一书,正是要表达这个阶段中的荒谬和无助,对于“失焦”的人来说,这个时代也恰恰正如书中的色调——悬疑、惊悚、以及对自身社会属性的深度不满和疑虑。

     然而,随着社会的再进步,失焦的状态,必将成为重新对焦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