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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霸虽小,纵之必危

2017-05-02  来源:亚洲新闻周刊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农民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人身解放,大批传统农民脱离了依附千年之久的土地,来到城市中,成为当前社会特殊历史发展阶段中的特殊人群——农民工。大批青壮劳动力的外流,导致农村留守人群的两级分化,一极是被称为“386199部队”的留守妇女儿童老人,这一级群体普遍缺少文化知识和劳动力,靠着微薄务农收入或者政府救济以维持基本生活;而另一极则是或因懒惰或因既得利益选择扎根乡土的极少数青壮年,这一级群体普遍靠“资源”为生,或承包山林土地鱼塘以养殖,或开商店宾馆饭店以吸金,或聚众赌博贩毒放贷以收利,往往依靠着本土自然资源或人脉资源为生。




开豪车,吃低保,办矿场,当支书,欺村民,拢干部,当这些改革初期因“一身闯劲”先行一步致富的“乡村能人”们,通过村级选举当选村“两委”干部之后,“权钱势”的结合便让他们由“乡村能人”逐步转变为“村霸”。这些村霸,往往一身江湖草莽气息,以结识县乡“权贵”为荣,以遵纪守法为耻;以“走门路”、“耍手段”为荣,以讲道理、守规矩为耻;当村民来办事时,他们便是摆面送客的权力代表;当江湖朋友来玩乐时,他们便是能力通天的地方土豪;当领导干部来走访时,他们便是热情好客的知心朋友。“换脸”是村霸的生存必要,“乱政、抗法、霸财、行凶”是村霸的行动特点。这些具有某些黑社会组织特征、不讲法律只认权势的村霸团体们,勾结地方宗法和行政势力,成为了官方和民间在村民头顶上的双重代表,让乡土中国看似平静下面蕴藏着深刻的治理危机。

基层社会治理,自古以来便是难中之难。古代中国遵循“官吏不下县乡”的原则,将乡土交由乡里贤达士绅自行约束,辅以“宗法”,绵延千年未变。改革开放之后,基层政治从乡村社会生活中大幅后撤,中国的乡村社会政治生态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空白状态。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建设,农村土地在市场中日渐溢价,受利益驱使和空窗期的双重影响,“乡土豪强”+“地方宗法”的治理模式日益抬头,而作为政府基层治理“触手”的农村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或被村霸占领或被村霸组织的各种乡村理事会架空。基层社会生活难以改变的复杂生态,和基层“两委班子”选举制度不健全、不透明,是导致基层组织弱化和村霸横行的最根本原因。

要改变这一被社会主流忽视的“基层危机”,就必须至少从两个大方面下功夫。

一是改变乡土中国的社会主体,把日渐流失的乡村发言权重新从“豪强”和“宗法”手中夺回来,交到党员手中,而乡村“豪强”和“宗法”势力勾结形成的代表——“村霸”,则必须对其进行多层次专项治理。第一,突出打击,强化治理。县镇两级政府部门要加快畅通与村民沟通渠道,正确对待村民意见表达,对违法证据确着的“村霸”,要施以雷厉手段重点打击,对基层组织涣散、政权下滑的村庄,要确保党员威信,加强党的建设,着重宣传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第二,多维发力,综合治理。要加强乡镇政府权力,增强独立执法权,整治扩权乡镇机关,让综治、城建、计生、信访、民政等多部门多单位打通与群众联系的“最后一公里”,彻底打破村民“只识村委会,不知镇政府”的僵局,从多方面维护群众的义务和权力,防止“村霸”成为“土皇帝”。第三,群众路线,长效治理。巩固党员核心地位,树立群众法律信仰,将乡村治理由“宗法决策,村霸执行”变为“群众建议,党员决策”的正确道路上来,加快党员队伍清理整治工作,培养一批敢于为民发声、敢于质疑村委会不当决策的合格党员,改变乡村“举手党员”、“放养党员”、“应声虫党员”的现状,让群众牢牢围绕在党员身边,合力发声。




二是完善基层“两委”班子选举制度,进一步确保选举公正、公平、公开、透明。民主是个大命题,要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一人一票并不等于民主。填写选票前须确保投票人信息畅通,知其候选人;填写选票时,需确保投票人未受贿未受迫,出自本人意愿;填写选票后,需确保唱票计票过程公开透明,无虚假瞒报。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当选人个人、家庭情况审查,若审查不通过即使由民意选举亦需作废;若审查通过,还需制定试用期,继续继续加强管理跟踪,要让当选人既“上的来”也“下的去”。再完美的制度也需严格落实才有成效,再规范的落实也需后续调查跟踪才能长久,民主选举制度的核心不在于选票的多少,而在于民意的觉醒。

当前,世界的眼光聚焦在中国城市发展上,并为其取得的成绩高声喝彩,让国人忘记了一片繁荣掩盖下乡土中国堆积的种种矛盾。“大老虎”、“小苍蝇”的贪腐问题在于个人作风和教育管理的松懈,资产损失千万亿,固然可怕,但只需党中央和各级部门能够持续加强治理和教育,绵绵用力,吏治终会清明。而“村霸”所代表的的一系列乡村矛盾,却是在不断啃食社会发展根基,大坝即使建的再高再长,根基断了,就会一夜倒塌。须知,农村治,则国家安,中国发展的根基仍在广袤的乡土大地,村霸虽小,纵之必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