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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共香港工委秘书长忆回归往事

2017-06-22  来源:亚洲新闻周刊

作者: 魏东升 冯琳

 

朱育诚,原中共香港工委秘书长、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在香港工作长达十年之久。朱育诚全程参与了香港回归前的准备工作,筹备回归工作中担任香港回归接收仪式及庆祝活动筹备委员会委员和安全保卫小组副组长。值此香港回归二十周年之际,朱育诚向我们讲述了当年那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英国人突然加快“香港民主化”步伐

 

朱育诚说,从1984年底至199210月期间,中英两国之间虽然有合作、也有斗争,但从总体上讲还是合作起主导作用。

 

然而,1990年底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1994年,欧共体通过“欧共体与香港贸易关系协议”,美国国会通过“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案”,企图从政治上插手香港事务。

 

在这个大背景下,英国对华政策也发生了变化。英国为了在1997年后继续保持其在香港宗主国的地位,以捞取政治、经济上的利益,突然改变香港原有的政治体制,引入西方选举制度,以对抗基本法中规定的未来香港特区“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

 

朱育诚说,“他们以加快民主化的步伐为幌子,加快培植他们的亲信,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打破香港不能成立政党的限制,成立了‘支联会’、‘民主党’、‘前线’、‘四五行动’等反对派的政治性组织和团体,并允许海外的各种民运组织在香港存在,用这些政治势力与中国政府对抗。”



末代港督彭定康


“他们还改变香港政府历来‘量入为出’的理财原则,大搞赤字财政,大量增加公务员的薪金,给未来的香港特区政府埋下各种隐患。”

 

朱育诚举例说,“末代港督彭定康所提出的‘政改方案’,集中体现了他们的意图,我们将它称为‘三违反一对抗’的方案,即违背中英联合声明、违背与基本法相衔接的原则、违背中英之间在政改方面己经达成的协议与谅解,将中英关系推上了对抗的道路。”

 

对于这场斗争,邓小平早有预见。1987年、1990年,邓小平曾分别指出,“国际敌对势力企图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英国人要价要得很高,起码比过去高了……,这种讹诈的方式和主张,是吓不倒中国人的,中国人在主权的问题上不会放过一分一毫,更不用说一寸。”


1982924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在这场严峻的斗争面前,中央坚决按照邓小平“对英斗争一点儿也软不得”、“另起炉灶,做好一切应变准备工作”的指示,以《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特区基本法》为武器,一方面对英方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斗争,使其回到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轨道上来;另一方面,做好各种应变突发事件的准备,提出“以我为主,依靠港人,面向港人,另起炉灶”的方针,对英方保持压力,大力加强基层工作,扩大爱国的统一战线,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打击彭定康及其在香港的极右势力。

 

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中央启动了香港回归祖国的准备工作。为了确保参加回归庆典中央代表团的绝对安全,确保中英政权交接仪式和特区政府成立仪式的顺利进行,同时确保在此期间香港社会的稳定,19958月,筹委会安保小组正式成立。19963月,安保小组办公室成立。

 

与董建华约定电话暗号

 

据前期测算,1997年入港出席政权交接仪式的中央代表团和中央观礼团人数共有700多人。为两大团选择合适的进港路径,成为由朱育诚领导的安保小组首先的问题。中央观礼团可以提前入港,时间不固定,为他们选择入港路径相对简单。但是中央代表团确定于630日下午入港,时间固定,就可能会受到当天安全、天气、交通状况等各种因素影响。

 

朱育诚和安保小组事先对中央代表团的入港路线和方式进行了认真详细的考察,一共准备了“三种方案,四条路线”,即陆地乘汽车或火车;空中乘飞机由皇岗飞启德机场;海上由蛇口码头到维多利亚港中环皇后码头。

 

安保小组查阅了1997年前12年的气象资料发现,香港以往630日全部有降雨,并且大部分是暴雨。暴雨之后,部分入港必经路段积水可能达1米深,汽车无法通行;香港又多隧道涵洞,在暴雨冲击下,涵洞可能坍塌,火车也无法保证顺利通行;雷雨天气下,飞机更是无法正常飞行。因此,水路有可能成为最有保证的选择,只要没有台风,降雨并不会给行船带来太大影响。如果选择水路,就需要护卫舰。为此,朱育诚还特地到青岛考察了“哈尔滨号”和“青岛号”护卫舰,以为当天的水路航行做好充分准备。

 

临近71日,气象部门预测的天气条件比安保小组原来预想的要好。610日上午,安保小组最终确定了两个入港路径:火车或飞机。下雨若有雷雨区就乘火车,由深圳罗湖到香港九龙红勘车站;若天气情况允许就乘飞机,由深圳皇岗飞香港启德机场。这两套方案得到了中央的同意。

 

630日当天,朱育诚在安保小组负责协调和联络。



朱育诚(右)与董建华

朱育诚回忆:“中午时分,天仍在下雨,罗干(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编者注)来电话,要我告知董建华,天空有雷雨区,气象台尚未最后答复是否会影响到飞机飞行,选择哪条路线尚未确定,估计下午1 点前后才能确定雷雨区是否能过去。”

 

11点半,我紧急约见董建华先生。他得知消息后非常着急,因为如果中央代表团迟迟不能确定进港路线,届时安排迎接就会十分困难。见此情景,我承诺下午1点半给董建华先生最后答复。因时间紧无法再次碰面,遂决定通过电话通知最后确定的路线,为此我们约定了暗号——如果电话里说‘不变’,那就是第一方案,乘飞机;如果说‘变了’,那就是第二方案,乘火车。”

 

下午1点,董建华终于等到了朱育诚的电话暗号:“不变”。

 

英国人不听劝步入“风雨归途”

 

香港政权交接仪式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确定政权交接地点。朱育诚透露,当时可供选择的交接地点有很多,包括香港岛上的跑马场、政府大球场、市政局大会堂、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一期和九龙半岛上的红勘体育馆。

 

19958月至19965月间,朱育诚与新华社香港分社办公厅、行财部、保安部人员对这些地点进行了认真考察。朱育诚说,选址主要考虑两方面因素。一是场地要满足各方面需求;二是不要受其它方面干扰,包括气象、交通、安保等因素。


香港跑马地


最初的首选地点是跑马场和大球场,因为这两处场地面积大、容纳人数多,但四周都是高楼,安全保卫工作量太大,单行线设置也使交通疏导工作困难。红勘体育馆各方面条件都比较理想,但可惜不在香港岛上。市政局大会堂历来是香港总督来港离港的活动场所,紧邻中环皇后码头,英方撤离也方便,但最多只能容纳1200人。香港会展中心一期各方面条件不错,但能容纳的人数也有限。

 

朱育诚他们正左右为难时,听到了香港会展中心二期正在填海建造中的消息。他们立即找到会展中心的老板郑裕彤先生,咨询会展中心二期的建设方案和基建进度。当得知会展中心二期工程可以在19975月份完工,届时有两个可以容纳5000人和大厅时,大家都感到这是最理想的场地。

 

朱育诚说:“我们把在香港考察的情况如实向中央汇报。中央同意了我们的报告,确定在会展中心二期五楼综合大厅举行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同时,中央还决定在会展中心二期的七楼大厅,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暨宣誓就职仪式。”

 

场地确定后,剩下的工作就是督促会展中心二期工程尽快完工。会展中心二期房顶乃曲面金属板结构,制作工艺复杂,需由英国设计、马来西亚制造、再运输至香港,每一块金属板都由计算机编码拼接,一块板子出了问题都不行。19976月中旬,香港下着雨,朱育诚等人前去现场检查时,发现主席台上的天花板还在漏雨。为了不耽误政权交接时使用,临时改用纤维板涂防漏剂代替顶棚的部分金属板,这才解决了漏雨问题,回归典礼结束后又再进行了撤换。

 

与此同时,英国方面也在进行政权交接仪式选址考察。英方通过中英联络小组向中方建议,在中环添马舰填海的地方搭台进行政权交接,但中方没有同意。对此,朱育诚的解释说:“我们曾多次征询香港气象部门,得知此前十几年间的6月底、7月初香港多暴雨,1997年之前的几年甚至有大暴雨。如果在外搭台举行仪式,一下暴雨,台下的人将无处藏身。”

经反复交涉,英方最终同意在会展中心二期举行政权交接仪式,可他们却还是坚持把添马舰作为自己举行告别仪式的地点。事实证明,1997630日傍晚在英方进行告别香港仪式时,风雨交加,雷电轰鸣,香港以这种方式送别了对其殖民统冶达155年之久的大英帝国。

 

接到线报:有人要袭击范徐丽泰

 

朱育诚说,安保小组早在成立初期就认真探讨了庆典活动可能遇到的问题,并确定了安保工作的方针——“港方负责、充分协商、密切合作、确保安全”,即由安保小组牢牢掌握安保工作的主导权,将安保工作的具体任务交由香港警方负责。为落实在港的各项安全保卫工作,安保小组还提出了“三依靠”原则——依靠港府和港警大多数公务员、依靠香港工委、依靠驻港的中资机构和爱国社团。根据上述方针,安保小组着重加强了同香港警方的政治联络工作。

安保小组主要由朱育诚出面,同香港警方负责人直接会晤。经过两年多的准备工作,在19975月之前,安保小组制定了有关安全、保卫工作的多项具体方案和应对突发事件的预案,有的还组织了实地演练,并对组织架构和人员组成进行了调整充实。

 

范徐丽泰曾经笑问过朱育诚:“董先生说,你有关于我的一个故事……”。为了确保香港顺利过渡,中央决定另起炉灶成立临时立法会。这就引来一些人欲搞破坏。范徐丽泰当时任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议员,有人想对她下手。朱育诚后来向范徐丽泰解释道,“其实故事很简单。当时我们收到一个情报,有人想在香港回归前让能参加临时立法会宣誓的人‘挂点彩’上台,他们想制造一场难堪的局面。所以我们悄悄派人专门保护要参加宣誓的人员,包括您。”

 

可是实际上故事并不简单,这背后牵扯着一群人的努力。在收到情报后,朱育诚紧急联络董建华,通知当晚凡是要上台宣誓就职的人员,一个一个都要保护好。于是,董建华就把所有人员集中在亚太大厦。

 

为了确保回归所有活动的准时进行,一切事例都由新华社香港分社(现中联办)人员全部提前彩排过。甚至为了减少分秒误差,先由电脑反推活动时间,再由人进行现场模拟。

 

630日,在转场的时候,我们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称会展中心七楼有定时炸弹。”朱育诚是当晚交接现场的副总指挥,负责安保和后勤工作。接到电话后,朱育诚并不惊慌,他首先向大家解释道,“会场我们已经检查多遍了,而且我们新华社员工在活动前三天,日夜守候在会展中心的五楼和七楼。这个电话肯定是恐吓电话,不要理它!”朱育诚随后又对大家进行情绪安抚,“这个时候要相信自己!我们日日夜夜做的工作就是为了这一天、这一时刻,一定要相信自己!”

当天,会展中心内欢庆着香港回归和特区政府的成立;而会展中心外则集聚了一批反共、反华势力,这些人拼了命地想往会场里冲。负责现场指挥的时任香港警务处处长李明逵早已做好准备,把整个会展中心用澳大利亚进口的水马连接起来,水马一连通入海水就立即竖起成为一堵水马墙,人推也推不动、上也上不去。正是这些水马墙,成功阻挡了反对派的“入侵”。 朱育诚还记得,当时会场外的声音很大,所以专门放着贝多芬的胜利交响曲来掩盖嘈杂声。

 

朱育诚一直强调,“当时香港警队的很多警官确实是忠于自己祖国的,我们也相信大部分香港人是爱国爱港的,直到现在也是。这是一份基本信任!”之所以持有这样一份信任,正是源于朱育诚在负责回归安保工作时,真切感受到的香港警方在祖国大义面前的不惧危难与同心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