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lf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origins of the title of his new novel "Out of Focus

                                      作者：李禹东

    这里有一个例子：所谓三纲，即：臣侍君、子侍父、妻侍夫，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对于五常，人们并没有太大异议，但对于三纲，却颇有些争论。坚信传统的人至今以“三纲”要求自己的家庭，而崇尚“自由”的人，则坚决批判之，认为这是封建帝王用以愚民的残酷精神鸦片。

    在笔者看来，此二者均不能理解文化的本质。

    “三纲”的发明者董仲舒是汉武帝时官员，而“五常”的追求却远远早于汉朝，也远远超过汉朝，甚至延伸至今、延伸至未来，可以算的上是人性本身的追求。

    如果仔细想来，汉武帝时，中原社会初具规模，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唯有稳定才是发展的第一前提。对付外敌，汉朝的军队连年征战，不在话下，然而，最为棘手的问题，却来自于如何维护自身。在封建生产条件下，通讯、交通与今天相比都极为不便，想要维护整个社会体系的平稳运转，就必须首先维护最小社会单元——家庭的稳固。因此，就有了“子侍父、妻侍夫”的讲究。一个朝代的兴起往往需要依托人民一定程度上的支持，待其上位时，在特定时间内被称为“正统”，用今日的眼光看，所谓“正统”正是指其合法性，直到其走向堕落、受到人民集体唾骂之时，其“合法地位”才会受到动摇——这也反应了人民对于社会安定的根本诉求，而“臣侍君”，事实上也正是一种维护行政机构相对稳定的原始做法——只有所有这些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五常”，才可以最大程度地施展。

    由此不难看出，“三纲”在封建时代绝非一种落后的产物，而是在其特定生产条件下，用以维护“五常”的手段。绝对意义上的仁义礼智信是不存在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得不向其自身生产力做出妥协，相反对于自由彻底的放任只会招致混乱的局面，那样所谓的“五常”，也就更加难以成形了。

    讲到这样一个例子，正是为了说明产生某种社会规则的本性。事实上，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之处，正在于其对这种本性的紧扣，而这一点，也恰好是西方社会所不能及的。

    再举一例，佛教在汉朝传入中国后，逐步与道家、儒家相互结合，有趣的是，根据记载，唐朝时，我国竟曾主动迎接基督教踏入国门，最终的结果是，所有这些信仰，都在一种相对平和的状态下彼此交融。但在西方社会中，却发生了古罗马希腊教派对基督教徒的杀戮，随后，当基督教崛起时，又发生了基督教迫害异教徒的惨剧。再随后，十字军东征，打着是征讨伊斯兰教的旗号。引人深思的是，根据考证，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事实上同根同源，甚至连教义都基本接近，征讨对方的理由无非是其所信奉神明与己不同。

    儒释道同行，并非其所推崇的具体形式、或其所崇拜的神像相一致，而是因为其共同的“向善”本质，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亦同为“向善”，却为其具体“神像”而争斗不休。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而这个现象恰恰也证明了中国式思维的博大之处。今人所学习的“中国文化”，我想正因是这种紧扣文化本质的、崇尚形式多元的思维方式。

    中国古代并非没有战争，但中国的战争往往局限于行政层面，却从不是为改变对方的思维形式。而西方的绝大多数争斗，则恰恰相反。中国古代人发明的“少数民族自治”政策，其实正是一种对不同文化形式的尊重和保全，而西方人直到今天，都一味地试图将自己的特有形式强加于他人，比如提到“民主”，事实上本质是“人民做主”，西方人却只认为其自身特有的“多党、两院”等形式才是民主，这种形式即便无法维护社会稳定（如乌克兰）、无法维护经济增长（如希腊）、无法维护公平正义（如伊拉克），都一定是“民主”的——具体的形式往往会成为西方人眼中的精神本质。

    然而，文化亦有其发展逻辑。中国人这种包容、开放的思维方式，也自然会走向系统化和极端化。孔孟之道到宋朝变成程朱理学，隋朝出现的科举制度，本为选拔人才所用，到明清时，也逐渐演化为八股取义，基督教在清朝再次进入中国时，却遭到了全民的抵制——有人将罪责归咎于清朝满人，但事实上，这是个狭隘的认知。中华民族从来都是在不断包容不同种族，就好比长城本为抵御匈奴，但如今长城内外却已皆为故乡。

    而至于这种极端的到来，或早或晚，都还是会出现。人在创造一种规章制度时，往往都是有原因的，而这种规章被后人学习、再传若干代后，此种规章的产生原因或许已发生了变化，但后人依然会紧抱着这种规章不愿放手。这可以算是人之常情，而这种“人之常情”的衍生，也恰恰就是文化发展的自身逻辑。

    时至今日，有人再次提出要让人民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但更多的普通人眼里，中国文化却仿佛只属于那些枯燥无味的专家学者，亦或那些古板的“老一代”，在他们眼中，遵循中国文化，就是遵循“三纲”，就是要让他们“不自由”，就是让他们排斥外来的一切，或者压低外来的一切。于是，所谓中、西文化的争吵此起彼伏，好不热闹。

    但所有这些争论，都并不是“文化”的争吵，而是“传统”的争吵，是以西方式的具象思维为前提的争吵。之所以会加入这样的争吵，也正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谈论“中国文化”的大多数中国人，都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文化。

    当我们对于自身文化的理解处于一种模糊状态时，我们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也就自然是模糊的。人们无法正确地理解自己所处的历史时期、以及自己所扮演的历史角色，也就自然无法体会自身的价值感，无法理解“成功”为何物。再加之生产力迅速发展，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不断改变，无味的抱怨、膨胀的迷茫感于是成为了这个时代特有的色彩。

    而这却绝非永恒的状态，这只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由之路，就如同照相机改变焦距时必然发生的短暂“失焦”一般，模糊、荒谬，却是社会迈入下一个阶段的明确信号。

    《失焦》一书，正是要表达这个阶段中的荒谬和无助，对于“失焦”的人来说，这个时代也恰恰正如书中的色调——悬疑、惊悚、以及对自身社会属性的深度不满和疑虑。

     然而，随着社会的再进步，失焦的状态，必将成为重新对焦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