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人愛潑斯坦，美國人馬海德、寒春和陽早、李敦白，加拿大人白求恩，德國人漢斯•米勒，印度的柯棣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至今90年的風雨歷程中，有一群特殊的人為了追求信仰，從五湖四海來到中國。從革命戰爭年代到後來的經濟建設大潮中，這些西方人的身影一直參與其中。當然，與此同時，也孕育了下一代生命。 如今，斯人已逝，他們的子女也已邁入高年，這些子女們被賦予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詞彙：

西方「紅二代」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從不同國家，走不同的途徑，他們一個接一個地來了。不是命運的玩笑，也不只是青春的衝動，而是一次選擇，一次召喚，一次解放。他們之間曾經毫無相關點，但因為在同樣的時間段內選擇同一個目的地，他們的身上便多了這樣一個標籤：國際共產主義戰士。

    而隨著革命的深入和最終中國的解放，在中國的西方人漸漸有了不同的方向。革命中保全了生命，也經受了考驗，離開還是留下是每一個人都面臨的選擇，而留下後，選擇怎樣的方式去生活，又是另一個選擇。一批人離開，投入西方世界，而另一批人選擇留下，投身新中國建設。

    留在中國的外國人，大部分都在革命時期加入了共產黨（馬海德、寒春、漢斯•米勒等），新中國成立後，他們中的大多數願意加入中國籍，而他們的子女，也因此擁有中國身份。這些「紅二代」和他們的父母，構成兩代特殊的群體命運，其中有堅貞的信仰，也有暫時的掙扎；有身份的遷徙，也有最終的回歸；有主動投奔，也有被動選擇。無論甜蜜和兇險、激昂和失落，都隨著時間的流逝靜靜發生，直至被正在急遽前行的中國悄然遺忘。他們是中國記憶的另一層切片，有時候，談論他們，就是談論並面對我們自己。

長在紅旗下的美國人：陽和平

    父母親的故事，陽和平已經不知道自己到底對人講述過多少次了。那是一對美國人如何受到共產主義的感召到中國來尋求出路，並結為連理，留在這裡繼續奉獻的故事。他的母親寒春是1921年起就曾在美國搞核物理方面進行鑽研的科學家（與楊振寧同學），她發現自己不管搞什麼研究，最後都會被軍方利用，變成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一部分，她覺得自己手上有血，所以必須放棄。

    1948年，寒春來到中國，經宋慶齡安排到延安從事農牧業技術工作。次年4月，她和也是來自美國的陽早在瓦窯堡的一個窯洞里結了婚。陽和平是他們的長子。與父母一生堅定地信仰共產主義相比，陽和平的思想之路走得曲折而艱困。

    文革結束後，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對於眼前的一切，陽和平產生了困惑：市場經濟到底什麼東西？那時最流行的一句話是，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八十年代初，陽和平覺得這話是對的，但腦子深處「馬列主義的東西和主流經濟思想老打架，特別混亂」。二十年以後，陽和平覺得自己才弄懂「有些東西為什麼是錯的」。

    21歲那年，陽和平去了美國，一邊做工人，一邊念書，花了七年時間才畢業。1988年又開始讀研究生，到1997年才拿到文憑。在美國，陽和平完全有機會躋身中產階層，但他不認為那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人到中年，陽和平還是回到了中國。

    陽和平說，他回來不是找出路，而是因為「在美國三十多年，想跟他們玩玩同化，同化不了」。這才是特別難的，表層上同化了，實質上不行，他們喜歡看的電視，他們喜歡開的玩笑，他卻覺得沒意思，尤其是「美帝國主義」那套，陽和平不能接受。

回中國的想法很早就有，對他打擊最大的，還是九十年代美國發動的第一次海灣戰爭，「明明美國打伊拉克是為了石油，卻還像伸張正義似的......美國人自己不太會教育自己，第三世界國家把帝國主義打敗了打痛了，才能教育美國人民。」在美國有什麼意義呢？在美國很孤獨，到中國就不會。

陽和平從不認為自己的人生有什麼了不起，尤其是與父母相比，他也不認為講自己的故事，出一本傳記有什麼意義，他的趣味在於寫「對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的感悟和思考，他決心投入其中，好好研究建國後的幾十年。

    在中國，為了避免自己的感情變成「資本主義的」，陽和平拒絕投資股市，也沒有選擇通過跨國公司到中國來工作，因為如果那樣做，他的感情「可能會站在帝國主義」一邊，而這是良心上不允許的。陽和平相信，只有立場穩定了，事情才好辦。

    如今陽和平自嘲自己是四不像：「我，既不是中國人，又不是美國人，又不是知識分子又不是工人。」這種四不像體現在身份認知上便頗為複雜：對美帝國主義特別仇恨，但是又覺得自己是美國人；對中國富有感情，又得小心不去陷入民族主義。

    

周幼馬：窯洞里出生的“老外"

    1943年，周幼馬出生在延安的窯洞里，大概算得上窯洞里出生的第一個外國人。當時，父親馬海德是毛澤東的保健大夫。李訥比周幼馬大一兩歲，兩家人住在同一個院子里，其樂融融。1947年，國民党進攻延安，撤離的時候一個騾子兩個筐，母親牽著牲口，這邊是周幼馬，那邊是楊尚昆的兒子楊少怡，「所以後來楊少怡見著我媽都叫乾媽，李訥每次見我都管我叫弟弟。」

    1988年，馬海德因工作中體力不支而去世。令周幼馬深感羞愧的是，父親生前對他最大的願望是能加入中國共產黨，但他一向自由散漫，直到父親去世，都沒能入黨。在父親的葬禮上，鄧穎超當時拉著周幼馬的手說：幼馬呀，你一定要成為像你父親一樣優秀的共產黨員。後來，旁邊的媒體記者問周幼馬：你是黨員嗎？周幼馬說：不是。直到三年後，1991年，周幼馬才終於像他父親一樣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信仰的問題上，周幼馬看得很明確：「我沒有第二條路」。在他看來，共產主義是父母堅持一生的信念。尤其父親是第一個外國人身份的中國共產黨員，也第一個加入中國籍，文革也沒能動搖他對中國共產黨的信心和對共產主義的信念。

    在心底里，周幼馬認為自己就是一個徹底的中國人，是個吃過苦，經過了各式各樣運動的中國人。他不只看到年輕新中國的這幾十年，也體驗了已經過去的那個時代，這種身份上的問題從不會困擾他。「有人問我這個社會足夠好嗎，我說沒有足夠好的社會，全世界都沒有。一切問題都是發展中的問題，腐敗、效率低、幹部隊伍（數量）過大，這些問題需要的是一一解決。」周幼馬說。

    現在，周幼馬仍然住在自家後海邊的四合院里，每天接送孫子上幼兒園是他的一件樂事。平時參加政協的活動、寫寫文章，看上去更像一個標準的中國退休幹部的晚年，他說，自己很幸福。

紅幕後的洋人：李曉明

    李曉明的父親李敦白是一個極富傳奇色彩的美國人。1945年，年僅20歲的李敦白以美國陸軍士兵的身份來到中國。在這裡，他結識了許多共產黨人，以及宋慶齡、陶行知這樣的進步人士。

    1946年，他成為當時中國共產黨惟一的外籍黨員。從那時候起，他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很多高層領導人接觸頻繁，也親歷了很多重大的歷史事件。新中國成立後，李敦白成為中央廣播事業局外國專家組的領導。他被毛澤東譽為「優秀的共產主義戰士」，被周恩來稱為「堅強的國際民主鬥士」。他是唯一躋身中國核心政治圈的外國人。1966年，李曉明出生在北京。

    1981年，李曉明初中畢業後，父親把他送回美國讀書。大學畢業後，李曉明按照自己的意願去洛杉磯從事廣告攝影工作，他對於父親所從事的工作毫無興趣。雖然也經常從父親口中聽到關於中國的種種變化，卻從未在意。直到1998年底，李曉明才答應父母來中國看看。14年後，李曉明再次回來，中國巨大的變化讓他感到驚訝，這個國家的開放與潛在的商機讓他動心。之後，他開始逐步接觸父親的工作，多次來往於美國和中國。2002年初，一家美國公司邀請他來中國工作，李曉明欣然接受，重新回到北京。撿起多年不說的中文，對李曉明來說不算困難，但是很多「新詞彙」卻讓他有些頭痛。「其實這些詞在中國也就用了幾年，但我沒有這方面的概念，所以，我得『追』著學這些新詞。」

畢生熱愛中國的愛潑斯坦

    1917年，愛潑斯坦隨父母遷居中國，在天津定居。1931年後在天津的英文《京津泰晤士報》、《北平時事日報》任記者、編輯。1937年任斯諾創辦的英文雜誌《民主》編委。

    抗日戰爭期間，愛潑斯坦作為美國合眾社記者，在中國各地採訪抗戰，熱情謳歌抗日前線的八路軍、新四軍、游擊隊、國民黨愛國將領和普通抗日群眾，揭露日本侵略者燒殺搶掠的殘暴罪行。1944年，他參加中外記者團延安之行和對晉綏解放區的訪問。在近4個月的訪問中，他採訪了毛澤東、周恩來、賀龍、陳毅等中國共產黨重要領導人，所寫20餘篇通訊在《紐約時報》發表，並收入《中國未完成的革命》一書，該書1947年在美國出版，被譯成德、波、匈等多種文字，向全世界介紹了中國的抗日戰爭。這些報道和書籍在國際上產生了很大影響。

    1951年，愛潑斯坦參與創辦《中國建設》雜誌，1957年加入中國籍，196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85年，中共中央領導人在慶祝他70壽辰和在華工作半個世紀的賀信中說：「您不愧為堅貞的國際主義戰士和忠誠的愛國主義公民。」2005年，愛潑斯坦在北京逝世。他曾擔任政協第六、七、八、九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

北京北海的"家庭聯合國"

    在北京北海，有這樣一個特殊的「家庭聯合國」，三代9口人，祖父漢斯•米勒是中國籍的德國人，祖母中村京子是中國籍的日本人，女兒米蜜及女婿是瑞士籍，兒子米德華是美國籍，孫女米安琪是英國籍......

    漢斯•米勒，前文中提到的來中國的外國人之一，如今他的家庭組成方式，也成為大多數西方紅二代的寫照。

其實，大多數西方紅二代或者其家人，都過著更為國際化的生活。陽和平的弟妹分別在美國和英國，小女兒在西班牙；周幼馬的女兒在美國，愛潑斯坦的女兒艾頌雅在美國；李敦白的兒子李曉明在美國......但留在中國的紅二代，則大多數在身份上傾向於中國。

馬海德的兒子周幼馬就認為，除了加入共產黨，自己在思想上沒有第二條路，而陽和平，則在經歷了長期美國生活並度過「信仰危機深淵」後，選擇回到中國。事實上，與生活上的種種不便或者習慣與否相比，更大的困難或許在於--身份的抽離和擱置何方，信仰的歸屬和重新尋找。可以說，大多數西方紅二代的人生和心靈，都註定比其他人承載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