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porter for the Journal
Chen Xinghua (1905-1995), Mao Zedong's second wife

在大家的记忆里，小时候是不是经常被要求：“乖，听话！”？

听话的孩子有糖吃，在父母对外人炫耀自己的时候也感觉面子有光。而不听话的孩子，则成了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捣蛋鬼“。于是，父母为改造不听话的孩子操碎了心。

被送去临沂市网络成瘾戒治中心接受杨永信电击治疗“网瘾”的孩子就是这类“不听话”的孩子。他们因早恋、厌学、沉迷网络游戏、叛逆等原因，被父母认为“无可救药”。不少病乱投医的父母把杨永信当成教育孩子的“最后法宝”，因为无论孩子在被送进去治疗之前多叛逆，出来之后都是清一色地忏悔、痛苦，这些都让父母以为孩子真的被改变了。

被“治愈”的孩子在离开前下跪感谢杨永信，因为感谢教化，还是因为激动逃离？

然而，父母看到的，都是在演戏。

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又会被送回去继续“治疗”。“治疗”中最具威慑力的就是电击。在网戒中心里，孩子集训时，家长会在一旁陪伴，每个人都得遵守
“加减圈”和“点现钱”制度。孩子犯错一次，他的名字下会画一个圈，谁的圈满了五个，或者说谁做出了情绪激动、忽悠家长回家等极端行为就要接受一次电击治疗。

当孩子被抓进“十三号室“进行电击时，室内只有杨永信和帮忙摁住犯错学生的其他孩子。而电击所用的“电休克治疗仪”早在2000年已经被淘汰，经国家药监局核定，没有得到生产许可证。

据已经出院的孩子接受《新闻调查》采访时的说法，电击的感觉就像是几百万根针同时扎在头部两侧，又像两把锤子在太阳穴猛烈捶打。

在“十三号室”里，孩子的电击痛苦来源于这部电休克治疗仪。

而这样的电击，在一次治疗里要断断续续地经历40分钟。在以20下电击为一组，挨完20下后，杨永信会问“为什么会被送到这里？“、”因为你上网。“、”你妈把你送到这里来，认为错了吗？、“觉得委屈吗？还抱怨父母吗？”、“那你能不能配合治疗呢？”

期间，孩子如果反对或抗拒，杨永信直接打断对话，继续进行下一组电击。

“说话得小心点了。”一位已经出院的孩子坦言当时因为怕无休止的电击，选择了顺从。一波接一波的电击，对于孩子来说，是摧毁骄傲和反抗的关键。

关于杨永信用了多大的电流刺激孩子的问题，治疗结束后的孩子说“能立马承认错误的用5毫安，对执拗的孩子最高用到40毫安。”而还在治疗的孩子表示不会超过5毫安，和杨永信说的一样。

“外表做的和心里想的，会有反差，反正医生也不知道自己心里想什么。”

柴静在问到一位还在接受治疗的孩子“你是真正清醒了，还是因为害怕而服从呢？”时，孩子说：“清醒，我想呆着这。”可是眼泪止不住流下来。

刚结束治疗的孩子称杨永信为“天使”，对父母痛心疾首地忏悔。已经出院的孩子情况相反，称网戒中心为“集中营”，有些对父母或者其他人际关系失去了信任。

在“永信模式”的强权教育下，为什么治疗结束前后的孩子差别这么大呢？

在心理学上有一种认识，叫“本能的内核”，意思是人对自己有摆脱外界控制、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当这种需要被恰当地满足了，人就容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成为心理健康的人。

而当这种需求遇到强权教育的压力，人选择了顺从这种教育的要求，变成别人眼中的“正常人”的话，那么现实的自己与本能想实现的那个自己就被隔离了。隔离造成的不满足感日益积累，就像一个不断加热的压力锅，最终会爆。

比方说，一个小学生，本来非常热爱绘本，可是学校规定他们必须完成中文和英文的“每日一读”，以及没完没了的“阅读理解”练习题。一年之后，他任何书籍都不主动触碰，只完成学校强制要求的阅读任务，并且一提起书籍就反感。

繁重的课内作业压力，挤兑了孩子发展课余兴趣的时间和热情。

这时的孩子，已经在强权教育下变得讨厌阅读，连曾经非常喜欢的绘本也不爱了。

不过，孩子按时完成作业造成的假象，让家长很满意。因为他们想要的，就是孩子乖乖完成老师要求的任务，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和送“问题少年”们去接受杨永信“行为矫正”治疗的家长一样，他们想看到的是“听话的孩子”。

就算孩子会痛苦，他们也认为值得。正如在面对“不怕孩子以后都因恐惧而顺从吗？“这类质疑时，一位父亲坦言：”他要能恐惧一辈子，能顺利工作，也未必是件坏事。“

而这个让独立个体变得卑微的转变，何尝不是另一个悲剧的开始？

被教育后的孩子，他们过着孤立虚假的生活，与他人建立虚假的关系，不轻易信任人，看不到生活的价值。尽管表面上和父母很好，但是不安在心里磨灭不掉。有些放刀在枕头底下才能睡着；有些离开网戒中心后离家出走；有些不想要孩子、对违法犯罪的事情要不不做要不就做得彻底……

这时的他们，和那位强权教育下不爱绘本的孩子一样，脱离了让自己变成更好的人这个本能的需求。只要演好“听话孩子”这个角色，对于自己的自欺欺人行为是否要负责，他们不在乎。

曾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个经历：一位妈妈和她6岁的儿子外出旅游，每天早上都因为刷牙问题吵架。

儿子不喜欢刷牙，妈妈则把牙膏挤好给他，无论怎样骂他，他都不刷，于是一个礼拜过去了，孩子依旧没刷牙。

有一天，妈妈要出门前跟儿子说：“在妈妈回来以前刷好牙！”于是，执拗的孩子灵机一动，把牙膏甩到马桶，冲干净牙刷，静静等妈妈的“验收”。果不其然，妈妈大夸她为“乖孩子”，孩子也笑得很开心。

看完整个经历后，我不禁设想以后这对母子相处的情景：孩子不会和妈妈“对着干”，而是投机取巧地用谎言来敷衍妈妈，既保持了妈妈心目中的“乖孩子”形象，又能得到想要的东西。

而这样“不捣乱就有糖吃”的甜头，实际上是在诱导孩子逐步往成为一个虚伪的人这个方向发展，扭曲的价值观阻碍了孩子成为一个心理健全的人。

这时，我们不得不反思：教育，是为了训练迎合自己的奴隶，还是能成为能好好待人处事、好好主宰自己生活的一个人？

而当孩子的“奴性”成为他的本能后，他会影响更多表里不一的“乖孩子”出现。因为在他的意识里，这种做法没什么不对，他并不需对这种“感化”负责任。和网戒中心的孩子一样，只要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不乱说话，就能逃过被电击的风险。他们不知道，他们编造的“颂歌”正是更多父母送孩子到网戒中心的动力。

事实上，好的教育应该是“用一棵树去摇动另一棵树，用一个灵魂去唤醒另一个灵魂”这种状态，而强权之下，教育变成了“用一颗歪脖子树去摇动另一棵歪脖子树，用一个卑劣的灵魂去唤醒另一个卑劣的灵魂”。顺从潜藏着危机，孩子“听话”并不是炫耀的资本，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应该有这觉悟。

问题是，该用哪种方式“唤醒另一个灵魂”呢？

首先得明确一点，教育是为了培养适应社会发展，人格更为健全的人。

对此，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希康米发明了“海豚育儿法”。这是一种强调人要主动适应社会、家长与子女沟通的教育方法。家长不会用强权要求孩子必须要在校以学习为中心、在社会以工作为主要任务，而是以同理心倾听孩子的想法、鼓励孩子在完成任务之后发展个人兴趣。

家长和孩子站在同一位置对话，没有绝对权威凌驾在这段关系之间，孩子不需要面具就能实现所想的目标，人格在一来一往的交流中慢慢被建立起来。

而不以学习作为进步的唯一衡量标准，更容易让孩子由内而生培养个人兴趣的动力，他更清楚自己内心想要什么，怎么实现，这种判断力是在瞬息万变的社会里，“高分低能”们不能适应社会的症结所在。

“听话的孩子”是强权控制教育领域的示范，而强权对生命的奴役似乎是古往今来在争议中前进的话题。封建时代，皇帝是国家不可冒犯的绝对权威，民众臣服于天子。

在当下的民主时代，有悖于传统道德的言论被舆论攻击、学生受到校园霸凌、暴力拆迁征地事件等等强权事件频频发生，当事人在那个场景的顺从，极容易扭曲其内心，以致于酿造“以暴制暴”、“莫不关己”的悲剧，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逐渐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