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分之一国土持续雾霾、九成地下水遭污染、1.5亿亩耕地受污染……空气、水、土壤，人类赖以生存的三大要素无一幸免。中国人置身空前的环境危机中，已无法独善其身。而过去十年来，环境治理的主要方式已从自上而下的环保风暴，演变成为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
如何遏制环境持续恶化势头？空气质量不达标，自在呼吸真的还要苦等18年吗？面对下一个十年，这是我们的第二问。

2013年，雾霾一度将四分之的国土面积覆盖，这直接导致扎堆召开的去年地方两会治霾提案议案井喷，遍布23个省份，内容涵盖大气污染防治的各个层面，热度前所未有。而在2013全国两会上，环保部副部长李干杰看到的提案中，9份关于空气污染，7份关于农村环保，他坦承“压力非常大”。
据《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人士透露，提交政治局审议的报告曾历经143处修改，其中特意加入“增加细颗粒物PM2.5等监测指标”内容，还专门附有“PM2.5”的名词解释。报告还针对大气、水、土壤等突出环境污染问题，从完善标准、制度和法规体系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措施。
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称，中国500个大型城市中，只有不到1%达到世卫组织空气质量标准。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之中仍有7个位于中国。
种种迹象表明，在“史上最恶劣开会环境”中，各界对环境污染的忍耐都已到临界点。企业家马云说：“北京雾霾我特别高兴，特权阶级没特供空气了。”虽然国人真正认识灰霾，不过短短几年时间，民众对于好空气的诉求，对PM2.5的恐惧，已形成巨大推力。
“现在网民检验湖泊水质的标准，是市长敢不敢跳下去游泳”
对毒空气的恐惧，只是中国人对日益严峻的生存环境的恐惧的一部分。2013年，在环保部官方文件承认“癌症村”的存在之后，一份“癌症村地图”在网络热传。这幅地图未必足够准确，然而环境污染导致癌症多发却是不争事实。而“癌症村地图”背后更是一幅贫富分化的严峻图景。
祸不单行，对地下水污染的关注还未消停，数千头死猪在黄浦江上的“奇幻漂流”，再次抢走了沉浸在“国五条”和“杀婴案”愤怒中的中国网民。在浙江、上海两地官方相继遮掩、推诿未遂之后，死猪问题作为公共卫生治理失效的典型，终于发酵成两会议题。下游民众怀疑水质已被污染，拒绝相信官方被动又草率的解释。当北京网友自嘲“为人民服雾”时，上海网友也在自嘲：我们打开自来水就喝“排骨汤”。
2013年3月8日，在听取苏州官员关于太湖生态修复的工作汇报时，习近平插话说：“现在网民检验湖泊水质的标准，是市长敢不敢跳下去游泳。”苏州日报报道称，习近平的风趣让代表们都笑了，不过如果有环保局长在场，他一定笑得不轻松。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温州、南昌、洛阳等地多位环保局长获邀领赏下河游泳，遗憾的是至今无人敢下。
一言以蔽之，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可以归咎于常年靠高污染、高能耗驱动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十年来，不断增加的资源需求让中国挖遍了大半个地球，与此同时，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十几亿人不断膨胀的消费力量，让中国在可喜的GDP增长之外，滋生了一个又一个环境危机。一部分人尝到了经济高速发展给生活带来的甜头，粗放型增长所积累释放的阵痛则由全体国民承受。

1996年来以来，中国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
2012年10月，环保部原总工程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杨朝飞透露，2005年以来，环保部直接接报处置的环境事件共927起，重特大环境事件72起，其中2011年比上年同期增长120%，特别是重金属和危险化学品突发环境事件高发，环境访民成为中国庞大访民队伍中的新类型。
仅2012年，在宁波、什邡、启东三地就连续发生群体性环境事件，引发社会骚乱。自1996年以来，同类事件以29%的年增速困扰着中国。虽然这些街头抗争型的环境社会运动多在政府迫于压力停止项目后平息，付出的代价也很巨大。
群体性事件研究专家单光鼐认为，这类问题已陷入“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怪圈循环，结果是“三输”：地方经济失去经济引擎，招商引资失败，损失动辄上亿；审批机构公信力丧失；公众抗争也并未争得更优的生存境遇。
为什么那些有着各项合法手续的经济项目引发民意的激烈反对？地方政府出于何种考虑，将作为利益相关方的市民拒于决策程序之外？为什么市民只得用街头“散步”来表达诉求？类似大型工程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为何一再上演，毫无改观？事态平息之后，这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却仍未解决。
环保工作被指虎头蛇尾：前五年狂飚突进，后五年无所作为
1998年，国家环境保护局被升格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属国务院直属机构、正部级，并在2008年3月再次升格为环境保护部，遗憾的是其公共治理能力并未因为扩权而升级。
环境网站“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总编刘鉴强直言，作为中央政府主管环境保护的部门，前5年的环保部虽然只是小小的环保总局，但敢做敢为，令人鼓舞，但在后5年升为环保部获得更大权力后，环保工作却乏善可陈。
他举例说，在前5年，环保总局掀起环保风暴，打击违法公司，包括最大的电力集团；实施区域限批，对违法的地方政府，在整改之前不批准新项目；叫停圆明园违法工程，并召开听证会，使之成为公众参与、民主决策的典型；研究规划环评法规，积极研究绿色GDP，希望解决中国GDP崇拜问题。更重要的是出台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制订了《环保信息公开条例》。 但后5年中，上述积极措施却鲜见。相反，因为放松环评审批，令全国、特别是西部生态脆弱区的大型工程畅行无阻，电力巨头占据江河；而对公众高度关切的重大环境和健康问题，环保部没有及时的信息披露，甚至沉默。
随着国家层面的“环保风暴”逐渐销声匿迹，民众参与的环境社会运动走上前台。舆论普遍认为，这种转变是政府环境治理失效的产物。因此温家宝在他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要重申，“政府要下决心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气、水、土壤等突出环境污染问题，改善环境质量，维护人民健康，用实际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

10年环保花掉4万亿难见成效 “GDP崇拜”诱发地方保护
2013年两会上，一些代表委员指出，过去十年，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放松环境治理，保守估计最近10年用于环保的总投入应在4万亿元左右，之所以环境问题仍没有大改观，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全国上下的“GDP崇拜”诱发的地方保护主义，一些地方、企业在环保问题上手法翻新造假。
虽然现有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已是上下共识，但由于这一模式维系着当前的GDP增长，事关财税和就业，事关政绩考核，因此地方管理者多欲罢不能。许多官员基于惯性思维，认为资源环境制约的到来尚需时日，为官一任无需考虑。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也承认，节能减排工作还存在责任落实不到位、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基础工作薄弱、能力建设滞后等问题。
此外，目前环保投入低效，资金使用效率不到位，导致企业没有动力技术创新，研发和采用新技术，甚至投资建设了治污设施也没有动力正常运行。中国环境保护的最大障碍，首先不在于缺少技术和资金，而在于缺少动力。
要地方政府和企业拿出更多实际行动，除了严格的法制和监管，更重要地恐怕还得尽快建立起以绿色经济发展为目标的一整套指标评估体系、监管体系。
最近的一个好消息是，作为雾霾重灾区，占国土面积8%的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地区，2015年将把PM2.5指标纳入考核目标，环保部已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考核办法。

在关乎全民利益的环境问题上，信息却不透明。比如，环保部2013年就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相关信息。事实上，原国家环保总局与国土资源部早在2006年就曾做过全国土壤污染调查，但是，污染数据至今没有公开。
信息不透明，导致民众无法有效参与公共讨论。在油品国标升级讨论中，石化、汽车和环保三方为谁付成本激斗，惟消费者被迫失语。中科院专家王跃思也忍不住吐槽：“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公众至少得有知情权。”
环境抗议已成为中国社会动荡的主因之一。公众知情并参与是解决冲突的核心方案。如果环保部能够强力推行《环保信息公开条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令公民获得大型工程的信息甚至参与决策，有可能避免部分社会冲突。
未来十年，公众环境意识会继续提升，采取行动的意愿和能力会进一步增强，只有在公开透明基础上构建新型的、多方参与的环境治理体制，才能为中国环境保护提供至为重要的动力。

只有当一种空气不再两种表达；土壤污染状况不再是“国家机密”时，“美丽中国”才有可期之日。当国家与人民共同视环境为生活质量最重要的保障时，安居乐业才能真正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