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证人”：从尹贞玉到金学顺

       战后日军“慰安妇”问题受到世人的关注，其实不过是近20年以来的事情。虽然早在1973年，日本人千田夏光的《从军慰安妇》就已问世，而且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韩国的小说、电影、研究著作中也有零星提及这一问题，但是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战后韩国社会长期处于军事独裁政权之下，社会也没有开放到可以公然谈“性”的阶段。就这样，这一问题几乎沉默了30年之久。

       不过，沉默不一定就意味着遗忘。在这30年里，有一个人一直对此心怀疑问，无法释怀。她就是梨花女子大学的尹贞玉教授。尹贞玉出生于殖民地时期。1943年，她就读于梨花女子专门学校（梨花女子大学前身，以下简称“梨花女专”）家庭学系。那年，她十七岁。当时正值朝鲜的未婚女性以“勤劳挺身队”的名义被日本帝国主义大量动员到军需工厂、前线的时期。11月的一天，一群日本人来到梨花女专，发给每个学生一张表格，不加任何解释，就让她们在上面签字。学校老师也按照指示怂恿学生照做。幸亏尹贞玉的父母提早得知了内情，第二天立即让她退学，才使得她逃过此劫。尹贞玉虽然幸免于难，但她心里却始终割舍不下被日本人招去的小伙伴们。解放后，她到处打听那些以“挺身队”名义被动员去的同学们的下落，令她不解的是，男孩子们很多都回来了，女孩子们却不知去向。当时，尹贞玉花了一周时间，每天跑到首尔火车站，逢人就问是否知道女子挺身队队员的下落。在她的死缠烂打之下，才渐渐追问出女孩子们是被送去当慰安妇、客死他乡了。所谓的“勤劳挺身队”，虽然名义上宣称是“勤劳奉公”、为国劳动，但是当时很多朝鲜少女就是以这一名义被拐骗过去，最后落入充当日军“慰安妇”的火坑。尹贞玉得知真相后，在后怕之余，更多的是对那些被日军蹂躏的女同胞们的愧疚。成为梨花女大的教授后，尹贞玉将这一份愧疚化为责任感，不断搜集资料，等待时机为那些不幸的小伙伴们沉冤昭雪。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民主化进程，韩国的女权运动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性买卖、性暴力、两性平权等成为女权运动集中关注的话题。尤其是韩国教会女性联合会强烈批判自朴正熙政府时期开始推行的“卖春观光”（性旅游），并戏称主要以日本男性游客为主的“卖春观光”堪称现代版的“慰安妇”制度。针对美军提供性服务的“基地村”、针对日本男性的“卖春观光”等以男性为中心的国家利益之名而任意操控女性的战后这一现实，也赋予了“慰安妇”问题以新的时代意义。1987年，尹贞玉教授和韩国教会女性联合会走到了一起。她们一方面开始寻访原“慰安妇”的踪迹，一方面开始联络国内各界女性团体，并于1990年11月，发起成立了团结韩国各大女性团体力量的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以下简称“挺对协”）。自那以来，“挺对协”一直是韩国最大且最具权威的旨在解决“慰安妇”问题的民间公益性运动团体。在此之外，尹贞玉教授还牵头成立了专业的研究机构——“挺身队研究会”（现“韩国挺身队研究所”），从研究领域支持“挺对协”的活动。

       日本政府为了掩人耳目，于战败之际下令销毁了大量关于“慰安妇”的档案资料。因此，为了跟日方交涉，原“慰安妇”证人的存在就显得很有必要。虽然尹贞玉教授于80年代就曾到冲神等地寻访过原“慰安妇”，但是要让伤痕累累的老人亲口说出这一段往事谈何容易。就在“挺对协”苦苦等待之际，1991年7月，终于出现了一位名叫“金学顺”的老人。她主动找到相关负责人，并说明了自己来访的意图：

       “我叫金学顺（当时67岁）。最近看新闻，发现像我这样的人（原“慰安妇”）尚且忍辱吞声，那帮神人共愤的坏蛋们却在说谎，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就我独自一人，因此也没有什么好顾虑的。上帝让我活到现在，好像为的就是今天，那我就把该说的都说出去吧。”

       就这样，1991年8月14日，金学顺老人以亲身经历为证词，成为第一个站出来揭露日军强征“慰安妇”暴行的活证人。上世纪90年代初，韩国社会的女性贞操观念依旧很强，金学顺老人此举无异于响彻隆冬的春雷。继她之后，其他的“慰安妇”受害者也受到了鼓舞，开始陆续出来作证。“挺对协”方面旋即于1991年9月开通“挺身队举报电话”，鼓励受害者揭露事实、捍卫正义。同时，“挺对协”极为重视这些活证人的证言，系统地听取、整理她们的口述资料，前后出版了7卷原“慰安妇”口述资料集。不仅如此，“挺对协”还于1991年1月8日开始组织每周一次在日本大使馆门口举行的“周三集会”，敦促日本政府正视历史，早日解决“慰安妇”问题。20余年来风雨无阻的“周三集会”，现已举行1200余次，俨然成为韩国“慰安妇”运动的一大象征性活动。

       “慰安妇”受害者老人至今饱受身心折磨，解放后回国无依无靠的人占了很大一部分。“挺对协”从一开始就十分关注对她们的物质性帮助，并向政府施压，于1993年6月推动国会制定了相关法律，从医疗、住宅、生活补助等方面给老人们带去切实性的关怀。韩国的佛教界也出资建立了“分享之家”，为部分原“慰安妇”老人提供生活场所。不过，虽然“挺对协”和政府都鼓励受害者申报受害事实，但是截至目前，向政府申请登记的受害者只有238名。换言之，数万名的受害者或早已殒命于慰安所和战场，或碍于社会压力而依然被禁闭在沉默与伤痛之中。

       “慰安妇”问题的国际化：民族主义和女权主义的颉颃

       正如二战时期日军强征“慰安妇”的行为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性犯罪一样，“慰安妇”问题的解决从一开始也注定是要走国际化路线的。尤其是日本政府屡次否认日本的国家责任，韩国方面向日本提起的“慰安妇”相关诉讼总是被否决或败诉，因此，韩方很早就有意识地推进这一问题的国际化。“挺对协”成立不久后就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国际劳工组织（ILO）等国际机构控诉日本强征“慰安妇”的罪行，并与各国的相应组织开展广泛合作。值得一提的是，在“慰安妇”问题上，“挺对协”与北朝鲜的“从军‘慰安妇’和太平洋战争被害者赔偿对策委员会”也进行了积极联手合作。同时，韩国方面灵活运用北美、欧洲等地的侨胞力量，加深欧美社会对“慰安妇”问题的认识。21世纪初期，欧美多个国家的议会都通过了关于敦促日本政府解决“慰安妇”问题的决议。这可以说是“慰安妇”问题国际化的重要成果之一。

       “慰问妇”的产生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所致，但是战后70余年“慰安妇”问题的悬而未决，牵涉的却是更多的主体。其中，1951年在美国主导下签订的《旧金山和约》可以说很难摆脱干系。韩国因为在二战时期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战后并未被列入战胜国之列，而且因为南北分裂的问题，在《旧金山和约》签订时，与中国一样被排除在签字国之外。《旧金山和约》没有解决朝韩两国和日本之间的求偿权和财产问题，而是让这些国家之间另外再行协商。正因为这样，才有了1951～1965年长达14年的韩日间的7次协商和1965年最终签订的《韩日协定》。并且，目前韩国学界认为该条约的很大一个问题还在于没有对日本的殖民统治本身进行惩罚，这也是导致韩国“慰安妇”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等列强本身就是殖民活动的老手，这些国家当然不会在意殖民行为本身。

       殖民地的经历，使得以“挺对协”为中心所开展的韩国的“慰安妇”运动带上了很强的民族主义色彩。中日韩三国都是“慰安妇”制度的受害国，但是各国的情况却不尽相同。首先，日本的“慰安妇”中很多是妓女，这与贫穷的花季少女被骗去当“慰安妇”的韩国的情况有很大差别。其次，中国当时是占领地，相比上述的两种情况，更多的其实是被强奸的女性。在中国以刀枪等武力硬逼女性屈从的“广义的强制”，和殖民地依托行政权力、通过就业欺诈的形式进行征集的“狭义的强制”是不同的。此外，三国的“慰安妇”之间的确存在等级划分，当时“慰安所”的接客收费标准就规定：日本女人最高，朝鲜女人其次，中国女人最低。因此，韩方认为，韩国的“慰安妇”问题是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民族差别、贫困、父权家长制、阶级等问题交织的产物。而为了凸显韩国“慰安妇”的特征，以及争取韩国社会内部更多的支持，韩国的“慰安妇”运动界塑造的是“纯洁的民族之女”、“被拐走的花季少女”等形象。她们被夺去的青春和贞操，被意化为近代韩国的主权被日本蹂躏的象征。

       但是，韩方所塑造的这一形象，却遭到了世界其他国家相关组织的质疑和诟病。在国际上，日军“慰安妇”制度更多的是在战时性暴力和反人道主义罪行等框架下加以讨论，而韩国总是强调殖民地经历的特殊性，这时常成为引发争论的导火索。尤其是女权主义者经常批判这是男性本位的民族主义宰制韩国“慰安妇”运动的表现，认为对贞洁少女形象的过于强调，到头来只不过是在为父权家长制背书而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的女性学专家山下英爱因为不满“挺对协”的民族主义倾向，而毅然断绝了和“挺对协”的合作。不过，面对外界的批判，“挺对协”自身也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挺对协”认为韩国的“慰安妇”运动坚持强调殖民地的特殊经历是尊重历史事实的表现，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民族主义的泛滥；同时，外界所批判的“民族主义”策略是出于争取韩国大众支持的现实性需要。反思之余，“挺对协”采取的策略就是在国际上尽量淡化所谓的民族主义色彩，更多的在维护女权、人权、世界和平的旗帜下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路在何方：2015年韩日“慰安妇”问题协议之后

       行文至此，读者不禁要问：在“挺对协”这一民间团体之外，韩国政府都做了些什么？韩国政府虽然响应民间的呼吁，立法保护“慰安妇”受害者，为她们的生活提供保障，但是却经常在“慰安妇”问题上表现出对日外交的软弱和无力。韩国政府的这一表现和1965年签订的《韩日协定》有很大关系。50年代中期，美国的对韩援助减少，韩国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而强调对日合作。1965年《韩日协定》的签订，可以说是韩国政府以牺牲个人对日赔偿请求的权利而换来了日本大量的援助资金。这给日本留下了口实，使得日本总是可以轻易地以此将“慰安妇”问题的责任转嫁给韩国政府。2011年8月，韩国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不作为，被韩国宪法裁判所判定为“违宪”。这一判决，给韩国政府施加了一定压力。加上朴瑾惠作为女总统，必然要在这一与女性直接相关的议题上有更多的动作。此外，为了从因父亲朴正熙是亲日派而给她造成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朴槿惠也需要在推动“慰安妇”等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上为自己赢取更多的支持率。韩日两国于2014年4月起为推动“慰安妇”问题召开局长级会谈。并最终于2015年12月28日达成了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外交长官协议（以下简称“12.28协议”）。该协议规定：日方出资10亿日元，由韩方成立财团，开展对“慰安妇”的补偿和治疗；而韩国政府则答应拆除于2011年12月在日本大使馆门前建立的少女铜像，同时两国约定今后不再于联合国等国际性场合就“慰安妇”问题进行争执。

       消息一出，韩国舆论一片哗然。有人痛骂这是丧权辱国的“乙巳条约”的翻版，有人则认为这只不过是1995年日本所炮制的国民基金的死灰复燃。日本政府的道歉依然只限于道义层面，绝口不提政府的法律责任，而日方出资的10亿日元也像当年的国民基金一样性质不明，在“赔偿”和“补偿”之间玩弄文字游戏。更令人气愤的是，政府的决策过程完全排除了受害者当事人和25年来一直处于韩国“慰安妇”运动核心地位的“挺对协”的参与。甚至有很多人感慨，“12.28协议”让20多年来韩国“慰安妇”运动所积累的成果一夜之间化为了泡影。不过，这更多的是气话。回过头来看，别的姑且不说，20余年来“慰安妇”运动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促进了韩国社会本身的成熟。20多年前，韩国人以“慰安妇”为民族的耻辱而缄口不言；20多年后，越来越多的人却能够以包容的心态去拥抱这些伤痕累累的老人们。

       我们相信，“12.28协议”绝非韩国“慰安妇”运动的终点，而是预示着下一个更为波澜壮阔的阶段的到来。它要冲破虚伪、谎言、权力交易的牢笼，还世人以真相，赐伤者以治愈，馈后人以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