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s de la rédaction :曾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因政治活动被多次判刑入狱的新加坡人民阵线前秘书长梁文贵，近日发表对建国总理李光耀的悼念文章。

文章简述梁氏从政之初，于1963年至1968年期间任执政之人民行动党干部时，为新加坡独立及行动党执政而“南征北伐”，曾于1964年种族骚乱后跟随李总理“亲善访问”，及独立前后“下乡访问”，从中“偷师”，得益不浅。

梁氏称李氏为其“政治导师”，对李氏之管治能力，演说及对记者的答问技巧钦佩非常，称赞不已。李光耀治国之道及对新加坡的贡献，受国内外人士赞赏不足为奇，但其之“铁腕管治”亦遭不少非议，多次入狱的梁氏可称为“受害人”……他依然称赞，并对李氏表示感谢，则属罕见。

于新加坡独立前后，梁氏任人民协会组织秘书，被选为职员福利委员会秘书，在当年之国家青年领袖训练学院接受为期三年的在职训练，又被选为学员会主席。而当年，李氏则是人协和学院董事会主席，副主席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吴庆瑞博士，梁氏当年兼顾人民行动党中央政宣组及党报工作，先后出任文化部长和国防部长选区的行动党支部执委，副秘书等。

或由于受中文教育的关系，梁氏被指为“行动党中的左派”，且被当局怀疑和“共产党地下党员”者有密切往来……他公开反对“废除母语（华语）教育”、主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加上在学院与人协、“英帝遗臣”格格不入，终造成于1971年退出行动党及辞去所有公职。

1972年的大选，梁氏以“鸡蛋碰石头”到李氏选区“挑战”！1973年及之后，梁氏被判入狱多次，于1976年在“内部安全法令”被捕，同时因被控“诽谤总理”被判入狱18个月……

梁氏文章标题为《随从“总理下乡访问”得益良多——悼念李光耀先生》，全文如下：

当得悉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又病重入院，总盼他，也相信他能如往日多次患病得痊愈、康复。但这次，他真太疲倦，真要长眠，安息了……

去年，老同僚送来“人协首届组织秘书五十周年纪念特刋”，内载有“国家青年领袖训练学院”首届88名毕业学员名单和相片（包括笔者），及训练生活图照，包括五十年前之李先生的相片……哦！大家都多么年轻呢！

转瞬半个世纪，老同僚们都年逾七旬，当中10多个已先后离世；而年已九旬的李先生，也于周日逝世……

因为笔者自1963年至1968年曾为人民行动党“南征北伐”，曾被同僚笑话是“李光耀的好学生”，故多名老同僚来电话问“感想”，致笔者想起自己于那“特殊的年代”许多美好的回忆……             

笔者成长在“殖民地人民要建立独立国家”，反帝反殖运动汹涌澎湃的年代，致读高级中学时已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于1963年秋，辍学而随吴庆瑞副总理、王邦文部长等领导行动党的马来西亚大选团队，自新加坡北上吉隆坡执行竞选工作……

1964年，年仅19岁的笔者被推荐聘为人民协会组织秘书，随后送往国家青年领袖训练学院，接受为期三年，每年受训三至五个月，实习七至九个月的在职训练。

在此期间的三、四年里，笔者被调派到多个政府部门和行动党总部、支部执行繁多的任务外，更兼顾总理、部长的“下乡访问”当时和前后的工作，以及补选至大选的政治宣传和访问工作。

1964年，笔者受委为文化部长兼行动党中央政治宣传主任易润堂先生的支部执委兼政治组秘书。同时，受安排在党机关报主编林源河先生指导下执行撰稿工作，使笔者必须关注国内外时事，尤其要用心聆听李先生与行动党党要的演讲、讲话。

当时，行动党有议员与干部常月会议，偶还有特别会议，李先生在每个会议都有约一小时的讲话，分析政局，提出对国防、经济、外交等各政策……致生育政策到禁烟的意见，然后让出席者发表意见。当年的行动党干部以华文教育中年人占多数，他们的“传统思想”对诸如严罚随地吐痰、丢垃圾至禁吸香烟都不易理解……李先生也“民主”地接受意见，甚至延迟实施政策，直达大部份干部和议员支持为止。             

于1964年，发生了两次骚乱，李先生为种族和谐，展开了“亲善访问”，在各选区成立公民咨询委员会。于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而独立前后，李先生更马不停蹄地“下乡访问”；同时在总统府主办例常餐会。分别招待各部门公务员。当时期，笔者公职被调到“建国工作营”（后改为国民股役警卫队训练营），负责执行“总理下乡访问”的沿路布置工作，加上对党报的工作；笔者必须自访问当天清晨七时，从李先生的住宅随从队伍访问，出席午餐会及晚间群众大会至晚十时“解散”。

由于党政工作的需要，笔者每月都得用心聆听李先生三、五次讲话或专题演讲，他对国内各种社会问题到国际事件的分析、评论至总结，经常令年逾20岁的笔者钦佩万分，时也兴奋、激动……在无形之中也“偷师”不少。同时，令笔者对当年代的国家与党的政策了如指掌，使在补选、大选至国庆活动月期间，需为党报写专论、新闻稿、议员演讲稿、特刊献词 ……都能下笔成章；在补选、大选于须要时，可不备稿讲一小时——“翻版李总理讲话”而已！

总之，若说笔者有政治、群众工作各方面的“本事”，从各种事项策划、制定“行动计划”和实践能力，得自新加坡政府的栽培，和行动党给予实习、实践的机会，在政治至管治知识、经验上，则从李先生身上学得不少。

五年的常月干部会议、各种聚会和充当“总理下乡访问”工作人员……实令我受益很多。       

因李先生实是笔者的政治导师，故当笔者于1968年出版政论集《我们可以生存》，以李先生之“没有人可以弱化我们！没有人可以奴役我们！只要我们常常紧记自强不息，不断自力更生！”为引言。于1968年出版长篇小说《死亡与控诉》的引言，则是李先生的“因为，我们无法经得起失败；所以，我们必须成功！”

《死亡与控诉》一书内容描述新加坡于1963年至1968年的历史，反映了一些腐败现象，有部长、议员因此提议将之列为禁书。据当时的总理新闻官李微尘说，李先生亲自了解该书的内容后，认为“无伤大雅”而否决了相关动议。笔者得悉，至今仍感动不已。

然而，“无缘”加上“八字相克”吧！或笔者文人气质强于政客素质，“温情主义”过重，同情反对党甚至共产党，加上对“十年消除华文小学政策”的厌恶，及种种“事件”……致笔者于1971年辞去所有党政职务，并退出行动党……成为“叛徒”！

所谓“相骂无好口，相打无好手”，正是“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何况“人生几何”？

笔者回忆数十年在新加坡政府、人民协会、行动党、领袖学院……快乐美事多不胜举，而李先生给笔者的益处还多着呢！但愿来日续数算。

老李，不，李先生，不，尊敬的新加坡国父，您的贡献巨大——实在也辛苦太长久了。

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