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一天，受广大电影观众喜爱的肥姐沈殿霞躺在香港玛丽医院病床上已处于弥留状态。突然她张开微闭的双眼惊恐地指着病房门口一个正在进来的菲律宾女佣说：“她不是我屋里女佣，她是狗仔队！”医生护士们闻言大惊，一查问这个要闯进来的女人，果然是香港某家传媒花钱雇来的菲律宾女佣。她带着装有针孔探头的书包，偷偷以沈殿霞家里女佣的身份闯进病房，tou拍肥姐临走的最后时光。

上一幕就是香港“狗仔队”典型的伎俩。狗仔队队员们或他们雇来的人员跑出来的新闻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叫人看后又爱又恨。狗仔队的本领已经让人们相信，特别是艺人们认识到他们没有秘密，必须向狗仔队们说出自己的隐私，否则会“死得更惨”。当前，尽管香港人可以批判这种传媒文化，但是“狗仔文化”在香港确实有其生存的空间。狗仔们在香港已经是一不留神就碰见，几乎是无孔不入了。

他们可以潜入李嘉诚家里的车库，苦守两天为拍到一个李先生的私隐镜头。他们可以把一个只有指甲大的微型qieting器偷偷塞到某某富豪或明星的车内，而这种微型qieting器只需插入一个手机卡，要想听到目标人物的谈话，拨打一下手机号就行了，不想听时，关掉手机就行了。实际上，名人、明星、富豪们与狗仔之间关系并不一定是“人”与“狗”的关系，他们之间有时存在默契，变味的互动。有些名人、名星每逢过年、过节还专门找到某某狗仔大发红包，少则数千元港币，多则过万元港币，他们知道自己已无私隐可言，同时还享受这种互动，因为被“tou拍”就表示将会有很高的宣传度。

在此情况下，有的明星还向狗仔队提供自己的隐私或录相或照片，央求狗仔们所属报纸或杂志给予采用。

狗仔文化还有其社会基础，因为在香港，时间就是金钱，一天到晚为发财忙碌的港人需要剌激和新闻“猛料”来心理按摩，把这些tou拍挖来的消息，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比如主动向狗仔队提供材料的“公交大叔”就借狗仔的笔使自己“一举成名天下闻”不仅拿到报酬，还找到了工作。

在香港社会，狗仔队无所不在，他们不仅有自己的专业队伍，还聘请社会上闲杂人员给他们配备器材，对目标进行二十四小时跟踪，监视。在目标人员可能出现或根据线报肯定会出现的场所摆放装置，录音、录相器材。他们还买通娱乐场所、餐厅等处工作人员，预先装置，目标人员曝光后还惊叹，“没有人跟踪，tou拍呀，这些镜头哪里来的”。

现在狗仔队的工作场所不限于香港了，他们已“北伐”到了内地（包括北京），有的还胆敢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tou拍，胆大妄为已登峰造极。

狗仔队员的tou拍器材已经达到极致，他们随身携带的钢笔、电池都暗藏玄机，具有U盘功能，一个指甲大的小盒子就成便携式qieting器。狗仔们往往见利忘义，报酬也十分丰厚，一个题目算下来平均有十万元的收入。当然，狗仔队们的行动，往往不仅“违法”，“侵犯renquan”，有时还会触动“底线”，等待狗仔们的往往是一场官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