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

全国人大财委副主任彭森提出一个问题，怎么处理改革和发展的关系。我们发展不下去了,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但深化改革还没真正迈出步子，经济就掉下去了。于是，发展又成了最重要的，回到重发展、轻改革的老路。中国的问题究竟在哪里？或者说问题的焦点在哪里？大家似乎很清楚，但实际又不清楚。

经济为什么掉？投资已达临界点，中国投资率畸高，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造成产能过剩的严重后果。如今地方政府债务高达18万亿，靠投资拉动已难以为继。出口也达临界点，我国对外贸易占GDP比例，大大高于全球化的美国、出口导向的日本。希望出口恢复到过去的比例水平没有可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3年为负数。内需持续下降，我国最终消费率畸低，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现在中央严控政府消费，而居民消费上不来，叫了多年的需求结构调整不能如愿。中国一技独秀、畸型发展的房地产业也已到达顶峰而趋向滑落。中国经济滑坡已不可避免，能否不发生大崩盘、大衰退，取决于新的支撑点，但今天还没找到。

一说发展，我们总是在供给上做文章，振兴这个、发展哪个，还是靠投资拉动，现在弄得什么都过剩。其实问题的核心是老百姓的消费上不去。为什么上不去呢？医疗、养老、教育这三大块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也就是民生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大多数老百姓不敢花钱也没有钱花，经济就上不去。现在敢花钱的人是富豪，买豪宅、名表和名包，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居世界第一位。中国90%以上的百姓都有消费需求，这是中国经济的巨大引擎，但由于三座大山的压制，正常的消费需求释放不了，才造成过剩的假象，实体经济发展的空间被压缩，这是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

中国见怪不怪的现象就是：盖政府大楼有钱、三公消费有钱、奥运世博有钱、火箭登月有钱、修路架桥有钱……，就是保障民生没钱。养老统筹叫了20年，至今统不起来，该中央统的，推给省统，省也不统，因为谁统就得担责、兜底、贴钱。反正中国一碰到民生问题，就推、拖、磨，理由就是没钱。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常住人口已超过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但拥有户籍的人口只占常住人口的三分之一。深圳常住人口1300万，而拥有户籍的人口只有260万，占常住人口的五分之一。常住人口，包括流动人口都对GDP、对财政收入作出贡献，但他们不能像户籍人口一样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有户籍的是贵族，非户籍的是二等公民。2013年深圳人均GDP已达22000美元，为中国大城市之首。是没有财力解决吗？非不能也，而是不为也。欧洲一些国家发生了财政危机，闹得政府要破产，是民生负担太重了，把政府压垮了。而我们的问题正好相反，是民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由此造成内需不足，影响经济发展；贫富悬殊，社会两极分化；利益冲突，政治不稳定；生态恶化，环境问题突出。

这么一说，自然得出结论，搞民主呗！政府由民选，政府要讨好民众，民生问题自然就解决了。这似乎没错。问题是中国改革是否从民选起步？这就分歧大了。在中国目前情况下搞民选，社会动荡是必然的，到头来民生问题不仅不能解决，还闹出更大的乱子来。

没错，民生的背后是民主，但不能离开民生问题搞民主。民生的直接问题是分配，应该在合理分配上引入民主因素，推进政改。就拿二次分配来说，2012年国家财政收入117210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37517亿元、国有企业实现利润21959.6亿元，三项共计176686.6亿元，占GDP34%。 如果加上地方债务总额12.1万亿，四项合计29.7万亿，占GDP57%。这么大一块蛋糕怎么分配，是直接关系社会公共利益的。有什么理由，信息不透明，决策不公开、执行不监督呢？民主从这儿搞起，政改从这儿搞起，会不可控、出乱子吗？就从预算法修正起步。我认为，这容易达成共识，再反对民主的人也没有理由反对。其实，西方的民主制度也是从财政预决算的审议、监督起步的。现在中央连下八道禁令控制政府开支，从长远看应制度化、法治化解决，预算向社会公开，发挥人大的作用，政府敢乱花钱吗？

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五大领域，应明确目标、重点与主线。当年邓小平就是抓住发展经济问题，启动改革开放的。1979年我参与起草我国第一部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目标就是为了发展经济，主线就是引入市场机制，措施就是向企业放权、向地方放权。今天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如邓小平所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可是，我们的认识还是停留在30年前，依然认为“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怎么摆正发展、民生、改革的关系，是急待明确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重温邓小平的原话是必要的：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

在邓小平看来，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改善民生，发展的重要就是“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

我们在实际执行中发生了重发展、轻民生的错误倾向，忘了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以致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说发展就有钱、讲民生就没钱。而在这背后是巨大的的利益驱动，对政府官员来说，发展涵含着红色、灰色和黑色收入，而民生则是劳心、劳神、劳力之事。

当年邓小平说：“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那么今天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最大的政治。

为什么？今天就发展论发展已发展不下去了，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保障发展的成果落到改善民生上，这就能扩大内需，经济才能持续增长。不仅如此，民生改善了，社会分化缓和了，社会就稳定了；民生改善了，不满情绪缓解了，政改就能顺利推进了；民生上去了，文化服务均等化了；民生上去了，生态环境就改善了。所以， “保障和改善民生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改革要紧紧围民生这条主线推进。

这就涉及执政理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所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定位是“实现幸福中国”，即以民众幸福为目标、以改善民生为主线，推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的全面改革。

现在要搞“十三五”规划了，却从来没搞过“民生长远规划”，医疗、养老、教育等民生问题是要系统化、制度化、目标化解决的。现在的五年规划，是发展规划，其中民生也有一章，大都是定性、不定量的，什么逐步、健全、覆盖，无法考核。财政分配，先保政府开支，再保重点项目，民生永远放在最后，于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美其名曰一年办几件实事，零敲碎打、贴膏药，弄成养老五轨制，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企业、城镇、农村都不同，而且差距百倍。政府公务员有养老金8000元以上的，给农民养老金只有80元。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养老制度。如果不系统化、制度化、目标化来解决，采取给农民一年加多少的办法，到哪年能解决？在发展第一的执政理念下，忙发展、忙招商、忙项目，民生哪顾得上？

日本的经营之神稻盛和夫用了一年时使频临破产的日本航空扭亏为盈，他谈到经营秘诀时说：“只有把员工的幸福放在第一位，大家团结一心，经营者与员工的心灵产生共鸣，企业才能走出困境，才能获得健康发展。”“许多人认为，企业的经营，最重要的是确立经营的战略，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那些看不见的公司风气和员工的意识。也就是说，如果每一位员工都能够以自己的公司而自豪，都能够发自内心地为公司服务，那么这一家公司就一定会发展得很好。相反的，员工成为批评家经常批评自己的公司，那么，这样的公司就一定会破产，经营者再努力也好不起来”。

今天我们的民众能够以自己的国家而自豪吗？相反成为了批评家，经常批评、理怨政府。把民众的幸福放在第一位，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对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目前陷入的困境与危局，说到底是背离了这个本元，所谓深化改革就是要从理念到制度回归本元。

作者简介：徐景安，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深圳市景安精神关爱基金会理事长、深圳市景安文化传播公司董事长、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主任。

1941年12月27日生于上海。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先后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计委、国务院体改办、国家体改委工作，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调深圳任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