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耀畅谈中国慈善事业新理念

記者 ユアン・ユアン

见到王振耀司长的时候，是在深圳文化大讲堂上。他穿着考究的灰蓝色西装，鼻子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慈祥的学者。那天是11月1日，深圳刚好迎来了第二个慈善月，而王司长讲座会的话题恰恰又是——中国慈善事业的现代发展方向。现场很多人，有媒体记者，政府机关干部，更多的是各类民间慈善组织和广大市民。
这是一个星期日，王司长被大家放弃休息时间来关心公益慈善事业的热情和行动深深感动着，他赞扬“深圳是中国慈善事业的火车头”，且推动了全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而“全民慈善”是深圳最招牌的口号。
“汶川地震至少提高中国慈善事业十年的发展水平”
王司长在座谈会开始就提到中国慈善正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历史发展阶段。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全国人民都积极地捐款捐物，引发了一股慈善热潮，把中国的慈善水平至少提升了十年以上。各大慈善机构也纷纷响应，建立慈善基金。汶川地震后，政府和群众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
座谈会后，有草根组织的负责人问道，很多人愿意把钱捐给政府，但是不愿意捐给草根组织或者ngo，如何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才能使民众相信愿意草根组织从而愿意捐款。
王司长认为，要让公众捐钱给非政府慈善组织，就要研究普通人的心理，尊重他们的精神感受和尊严。中国在这方面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可以把每一项慈善项目做得很精细并且有影响力，让捐赠者觉得有所值。
“全民的慈善热情与传统的慈善方式矛盾”
“中国人现在不是不愿做慈善，而是不会做。”这是王司长在会中多次提到的话语。他向在会的所有人坦率的表示，不光是民间组织不知如何去做慈善，很多时候政府部门也不知道怎么去做好慈善，政府部门应该和民间慈善组织一样去学习如何做慈善。
他说道，在中国做慈善还被人误会的情况非常普遍。他认为目前的活动方式不利于服务捐赠者。“有个企业家捐了10亿元出去，马上变成一场道德争论，人们会怀疑他是不是要逃税。”王司长说，社会这样的反应是非常古怪的。比尔·盖茨同样捐了很多钱，但他背后有一个团队为其策划新闻、跟踪善款使用等，这才在社会上起到了良性反应。人们对捐赠者的误会使捐赠者在捐赠过程中有着深深的忧虑。，
王司长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建设一个标准化的系统是关键之一。记者问道民政部有没有开始建立这个系统。王司长提到过去民政部曾经把港澳和国外的标准翻译过来，可行不通，也曾经请过法律专家讨论解决，可仍然失败了。他觉得草根组织也要行动起来，大伙一起制定一个共同能接收和遵守的标准。
慈善组织应该加强合作
“我个人不想伤害每一个捐赠者，但是目前‘同质化’这个现象很严重。”王司长在被问到如何解决‘同质化’现象时，发出了这样一段无可奈何的感慨。很多慈善组织，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的，在做慈善的时候都在关注同一个项目，无论是在捐赠者还是被捐赠者或是一般的市民都会产生疲倦。王司长表示，“慈善要建立一个行业联合起来，哪怕是松散的联合都可以。”
他还鼓励草根组织主动与当地民政部等政府部门联系，可以尝试让政府部门帮助解决一些草根组织不方便解决的问题，例如捐赠物资的消毒﹑保管。他说在合作过程中可能有矛盾，但通过磨檫，可以更快的和政府形成一个长久的系统机制。
笔者认为，这也是实现慈善资源的共享，避免项目的的重复。王司长告诉在座的慈善组织，在建立慈善组织系统的时候，要注意慈善人员的科学分工，确定不同类型的组织不同的人员数量。
慈善事业需要专业人员
王司长从事慈善事业11年，多年的经验使他觉得慈善是一个行业，而这个行业需要专业化的队伍。他称在中国做慈善至少需要上百万专业化的队伍，否则是不可能实现“一对一”的扶贫帮助。王司长认为慈善机构需要提高福利待遇，培养和留住人才，正规组织与草根组织之间要作进一步沟通和合作，正规组织要在能力建设、项目支持等方面对草根组织更多的资源，要相信他们、锻炼他们，平等交流、相互合作，只有这样中国的慈善事业才会良性发展，越做越好。
做慈善不要等待法律政策
在交流中，王司长透露，慈善法的起草工作重要部分已经完成，并通过了国务院审批，很快就要出台。但是，他也提醒大家，做慈善有很多方面，不要再等待法律和政策。他认为现有的捐赠法和条例已经提供了很广的空间，只是慈善组织使用的不够。他相信即使在现有的法律条件下，慈善组织完全可以大幅度地提高慈善事业。
讲座会最后，王司长呼吁，做慈善应该身边着手。很多慈善组织创造了众多的便捷活动方式，从基层就可以开始做慈善活动。其实身边就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即使在富裕地区都是一样。我国的慈善水平离发达国家很远，甚至还不能和印度﹑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在我国慈善事业中，存在大量的社会问题，正到了考验慈善行动能力的时候。他鼓舞深圳市民，“现代慈善之路并不神秘，路就在自己的脚下，深圳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