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紫剑

       香港与大陆之间“狗与蝗虫”的喧嚣与争议尚未平息，香港迅速地选出了它的下一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先生。

       相对西方媒体赋予前两届特首的“公务员治港”和“商人治港”帽子，目前还没有人去给他下一个“XX治港”定义。梁振英先生不仅在争议声中当选特首，将来的任期中也会面临无数有色眼镜的观察和各种莫明其妙的定义。

       对于梁振英困局中脱颖而出的当选，香港各方势力支持的媒体，估计还要质疑和争议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一是对他意外当选的争议。一些人认为他其实并不具备特首的资历和民意，只是因为对手的不慎才造成他的当选。选举之初，步步领先的唐英年开始被遍传是中央钦点的特首。加上唐多年累积的道德污点在选举前意外爆流，以至于刻意低调的梁振英后来居上，遥遥领先，最后以689票对唐英年的285票当选特首。其实意外当选，永远是政治游戏中常演不衰的“惊喜”。就像世界杯球赛永远会有“黑马”，不满意也好，吐酸水也好，他就是那个幸运儿。

       二是对“小圈子选举”的争议。很多香港市民和媒体对只有1200票的选委选举制度表达了非议，认为不能正确地表达民意。其实“小圈子”选举并不是香港发明，也不属于中共的专利，世界各地都有标准的“小圈子选举”范例。

      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同期发生在澳州。本次联邦大选不仅是一党之内的选举，而且选票只有一百张左右。陆克文最终在投票中以三十一票对七十一票的大比数悲壮地败给现任总理、他的前副手吉拉德。要知道，在所有民调中，陆克文的支持率都是远远超过吉拉德的。一直受选民拥戴的陆克文却当不上总理，岂不是咄咄怪事！

       其实澳州党内选总理和香港的“圈内”选特首有异曲同工之处。澳州人泰然处之，耸肩说：“两个烂苹果中选择一个而已”；而香港有些人却乱哄哄表达不满，激愤与狭促写在脸上。个人认为香港人的情绪还是源于对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不满。由于大陆政府不是一个多党选举执政的政府，无论你做什么，你都是错的；无论你说什么，我都要反对。

       我认同香港人对于民主的诉求，但我更赞同作家杨恒均的一句话：“专制是在一天内被打倒的，但是民主却不是一天内建成的。”他更进一步指出：亚洲的很多地方，如韩国、台湾、泰国、新加坡，民主都是靠顶层设计一步一步实现的，香港是中国的城市，对我们有借鉴意义。

       这句柔和舒服的话，其实绵里藏针地指出了一个深层的含义，就是香港人必须正视一个现实：中国共产党在保证香港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具备有力控制政治变革节奏的决心。香港人也必须理解，全体大陆民众对香港同属一国之治的坚决态度。少数香港人在英国殖民时期对港督任命制的俯首贴耳，一朝回归却激烈要求普选，前恭后倨、唯洋是举的遗风，也不免让人怀疑部分人的政治眼光仍然停留在本岛圈内。“城邦论”注定是行不通的。

       其实争议也罢，不满也好，新的特首已经选出。与其喋喋不休地挖掘内幕，不如把目光聚集在新一届香港政府的执政作为。

       新一届香港政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前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近十几年来，香港370万工作人口当中，高收入的人收入迅速增加，而低收入的一百一十万工作人口收入急剧下跌。如果算上这一百一十万人口的家人，就是大约二百万人。十年间香港的人均GDP增长了34%，而中下层人群却不断扩大，收入较十年前降低。显而易见，香港发展的好处被商界、财团、富人和国际资本取得。始于二零零八年的全球金融风暴，更让香港经济举步维艰，香港社会要求改变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港人的这种“思变”心理，必然寄予新一届特区政府很高的希望，经历了“商人治港”、“公务员治港”后，梁振英面临着开创“经济领袖治港”的新路。

      个人认为，香港经济要在未来取得高速发展，改变民生、保持稳定，就必须适应现代潮流的变革，改变其以金融、地产、低加工和转港贸易为主的传统经济模式，转而利用良好的人才教育优势，向科技设计、尖端制造和技术加工的方向转型。

      从本次已经持续数年的金融危机和十几年前的亚洲金融风暴中可以看出，已经全球一体化的国际金融体系，越来越倾向于成为超级大国之间的游戏。那些背靠庞大国土面积、拥有巨大人口红利，以及深厚工业和商业制造能力的世界强国，才是有实力“玩金融”的大腕。他们制定世界经济规则、谋划于已有利的金融次序，圈钱圈地，相互博弈。美国和西方的全球性掠夺本性，也确实不会袖手旁观，让亚洲人吃肉、他们闻香。伪装成民间资本和国际游资的西方金融巨臂，一伸手就可以催枯拉朽之势，让泰国、香港、新加坡乃至于日本这样单薄瘦弱的国家，打得五脏翻转，把吃进去的全部吐出来，呆在一边好多年都喘不过气来。

      这个情景，犹如七十年前在中国土地上出现的洋行——“洋鬼子”办的银行，国内所有土财主的“钱庄”、“票号”都相继关门倒闭。说穿了，国际金融大战，永远是大人们角力的游戏，小孩子滚一边去。小小的“城邦”想玩这个，不免被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这个时候，有人记起中央政府了。一定有香港人会说，香港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啊，背靠着祖国的支持。确实如此，回顾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这种支持仍历历在目。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金融炒家把香港变成“超级提款机”，国际投机资金几乎倾巢出动。是中央政府的坚定援手，中资上市公司入场救市，才击退了美国人的政经图谋，索罗斯铩羽而归，使回归后的香港经济体系免遭重创。

      这种经济和金融上的强力援手，有当时的政治和历史背景，不可能长久下去。香港人对大陆政府的一贯不信任，“历来是香港救了中国大陆”的臆想，也不会鼓励这种支持再次发生。从中国中央政府来说，如其救你这个“养不家”的“干儿子”，还不如发展自己的“亲儿子”——上海。

       实际上，这几年上海国际化金融中心建设的超速发展，已经证明中央政府转立上海作为中国对外金融舞台的决心。上海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优势是她巨大的经济腹地和她曾是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的辉煌历史。上海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她的经济腹地是香港都无法比拟的，这是上海最大的竞争优势。 

       香港不少人已经感到焦虑和彷徨。

      这是新一届特首梁振英上任后面临的最大困局，他必须认识到这个困局的根源。他必须与中央政府建设和谐的政经关系，他还必须安抚本岛错综复杂的政治力量，引导香港朝着二零一七年普选平稳过渡。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思索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跟富人拉拉手，和穷人拍拍肩，让香港民众特别是中低收入的民众有一个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