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派員
陈杏花

编者按：自2005年以来，中科院博导蒋高明带领学生进行生态农业实践过程中，发现山东省平邑县卞桥镇蒋家庄的农村污染严重，通过调查总结出农村环境的八大变化。本文参考《中科院博导调查报告：千疮百孔的中国农村》一文进而对农民在村里的生活压力和环境污染对农民的身体影响这对矛盾着手评论。

30多年来，蒋坚强每天起早贪黑地开拖拉机种地，加上养猪养牛的工作，让他忙得全年无休。勤恳地忙着农活，让他在1980年成为了村里最早的万元户，有2万多的存款。而现在，背了20多万债款的他，不敢生病，因为除了落下农活，看病又得花钱。

坚守在农村第一线的他，没有像老乡那样去城里打工赚钱，还接了父母以及其他农民的土地来扩大自己的种地事业。看起来生意做得很大，但实际上，他的银行账户里没有多余的存款，收入的一大部分要用来还银行利息，曾经的富农返贫成银行的“打工仔”。

拖拉机是农民料理农田的好帮手，但随着农业机械化推进，拖拉机逐渐被淘汰。但出局的只有拖拉机吗？

蒋坚强这类在农村曾经辉煌一时的农民，最后沦为欠债户，在当下中国农村并非个例。广西农民莫胜勇在8年前因杀猪、贩鸡生意赚了不少钱，娶妻生子，家庭事业双丰收。随着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以及村里买冰箱的人家越来越多，村民对新鲜猪肉的需求越来越低，莫胜勇的猪肉销量锐减。

老一辈说的“贫贱夫妻百事哀”在莫胜勇生意垮后应验。他和妻子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多，最后，妻子走了，钱也赚不回来。没有其他出路的他最后选择跳井自杀，留下四个幼小的孩子和口袋里的83.4ドル。

据中商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大陆城镇的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56.1%,超过农村常住人口。在这些常住人口里，不乏放弃放弃在村里种地到城里打工的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早在2013年调查指出，
ある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到城市里打工的农村人口里，不愿意回村里工作的人占七成。

因为城里的工资远高于在村里“守着那亩田”的收入。根据2016年上半年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比，城镇为16957元，农村为6065元，相差近3倍的距离。在城市里，打工的机会很多，但是在农村，出路无非是种田和养家畜家禽来卖，饿不死但是也富不起。

城镇打工的工资比农村种田的收入高，2016年上半年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村高出近3倍。越来越多农民放弃田地进城打工。

可是，农村人还是逃不掉高昂的医疗费、种田养殖因天灾人祸造成经济损失等问题，而这些都是直接与钱挂钩的问题。于是，像蒋坚强这类的农民选择了扩大农田面积和养殖规模，以为丰收就能解决问题，他们不敢让自己倒下，因为还有整个家族要养。

没想到的是，他们拿出来的农作物有可能没多少人买或者卖的价格不高，长成的鸡鸭鹅牛猪羊有可能因为违规私宰而不能大规模流入市场，赔的本钱对于积蓄微薄的农民来说，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为了填补这些坑，他们选择继续扩大种植养殖规模，继续起早摸黑地干活，期待着终有一天能翻盘。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

纵然政府出台好几号文件支持“三农”发展，也为此补贴了不少钱，但在流通到农民手中前，就被坐享其成的人通过向地方政府官员行贿截入了自己的口袋，本来可以改善的耕种环境依旧没变，本来到自己手里的钱又没了，农民还穷着。

而养殖方面，以蛋鸡为例。同样是规模化养殖，勤恳的农民用谷物、剩饭剩菜喂养鸡群，一年可产出300个左右鸡蛋；声称引进科学技术的农民会给鸡群注射抗生素、激素，令每只鸡的蛋年产量提高到400个。两者的区别是，自然生产的蛋健康量少，药物刺激生产的蛋有毒量多，而“有毒蛋”却能满足城市人口的蛋消费需求。这样一来，农村自然生产的蛋，因为量少价格高，买的人不多，最终还是老实的农民吃亏。

一辈子被农田和养殖锁定的农民，为了生存苦苦挣扎。他们不轻易死去，因为儿女上学要钱、嫁人娶妻要钱、看病要钱……他们要活着赚钱。

事实上，为了家庭责任死不去的农民，活得也不好。

因为，环境变差了，身体也变差了。

以山东省平邑县蒋家庄为例，农村的环境朝这些方向恶化：

1、黑心养殖场将畜禽粪便冲入河流，而这些粪便残留着没被禽畜们消化的重金属、抗生素、激素，河水被污染了；

2、80年代开始的砍伐森林破坏了金线河附近的生态平衡，河床挖沙、屠宰场排污、农田化肥农药和地膜碎片流入河道让金线河河水变臭、鱼虾和水生植物绝迹；

3、利用过后的地膜、农药和食品包装、没有“限塑令”牵制的塑料袋、旧衣服烂菜叶等生活垃圾随地可见，除了散发阵阵恶臭外，还容易随着雨水流入河流，顺水漂流入海；

4、在农民一把火烧了地头上的杂草时，残留在地里没被捡走的地膜也跟着被焚烧，致癌物随着空气飘入空气里，又被人们吸入体内。

过去供村民生活娱乐的河水被污染得臭气熏天，水生动植物早已销声匿迹。

据村民回忆，印象中的金线河和现在的金线河完全不一样：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金线河是沿河十几个村庄的饮用水源，人们可以直接从河里捞水来喝，不用处理；炎炎夏日里，忙碌了一天的人们，会在这条河里用冰凉的河水洗澡；河里有丰富的螃蟹、虾米、泥鳅、鱼类等着人们去捕捞；夏季天气越热，森林里的知了叫得越欢，孩子课后的乐趣是去粘知了来玩。

现在，河水被污染了，村民脑海里纯净的金线河也不见了。更为严重的是，村民的健康也面临癌症的挑战。

40年前，癌症对于蒋家庄的村民来说，是个陌生的名词。而现在，当谁发现身体有病痛，村民自然会在想：是不是得了癌症？

据村会计统计的村民死亡记录显示，在过去有记录的19年中，村里共有109人死了，其中90%以上为各种疾病，以癌症为主，自然死亡的比例很小。平均死亡年龄为男性69.95歳。
女性70.99岁。与同时期全国平均值相比，该村庄男性寿命下降了1.42岁，女性下降4.36歳。

尽管村民“谈癌色变”，但是日益恶化的环境让他们无可奈何。因为他们要生产大量的粮食，越来越离不开农药的杀虫功效。他们被植保专家怂恿用哪款农药、被政府官员恐吓“不打农药，产量会减少70%，甚至会绝产”、被“一步绝”这些犀利的农药诱惑。而随着害虫进化到不怕农药的级别，无计可施的农民只好选择加重农药的剂量。

这一下，没有杀死很多害虫，反而让地里、河水里、井水里的致癌物含量越来越浓了。

为了除虫除草，农民选择用药效强的农药，结果逼迫害虫产生抗药性，喷农药也杀不死。

而癌症并不只来自于脏了的河水和食物，打农药时弥漫在空气里的农药被吸入体内，在田里焚烧杂草地膜时散发的二恶英致癌物也随着空气进入肺里。于是，潜移默化的肺癌、食道癌、肠道癌成为农村人民的噩梦。

不治离世的人摆脱了污浊的空气和有毒的食物，但是活着的人们还在得忍受这些由自己亲手种下的恶果。

蒋家庄的悲剧，只是中国农村的缩影。

2015年，国家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坦言，农药在农业的全国使用量为32万吨，禽畜的粪便污染是农业污染的最大来源。专家指出，中国的化肥使用量占全球总量的35%，而超量的化肥投入会导致土壤酸化，酸化的土壤是重金属镉活跃的温床，而镉则容易让人患上骨痛病。

对，就是以周身剧痛为症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让全球震惊的骨痛病。

环境恶化与病痛是让中国农民心累的其中一点，可是被一辈子锁死在土地上的农民，过去被信奉的“勤劳致富”法则已经慢慢不被相信。

尽管国务院在今年5月发布了“土十条”来遏制土壤污染，但是依旧贫穷的农民，又该如何破解他们的困境，拯救淳朴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