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小心生活，大胆梦想，首先，不妨将目光转到2023年。这一年，《反腐败法》终于在历经五年、十年立法规划获得通过，36年前全国人大提出的官员财产公示立法动议也落实了。普通民众可以像今天查看PM2.5指数(如果你信的话)一般，到中纪委网站浏览各级官员的财产信息。
只是，当前高发的腐败态势如何得到遏制？2023年还需要网络反腐么？面对下一个十年，这是我们发出的第一问。

三月间，天气寒冷雾霾，钟敲了十三下。无数上班族吃了饱含地沟油的午餐，回到低矮逼仄的工位，开始日复一日的生活，无暇念及十年之后的中国。而在政府的十年规划里：到2020年后，中国将政治清明、政府清正、官员清廉；全面小康社会：居民收入较2010年翻番，美丽中国颇令人神往。
到那一年，80后在高房价高物价的裹挟下集体跨入不惑。按2012年官员发明出的“中华民族复兴指数”推演，这一年中国已经复兴了74%。数量泱泱的落马贪官也必然给复兴贡献了不少分数。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10年前提出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已经成为现实，谁做笼子、钥匙给谁、材质、关谁等疑问的答案从风中落到地上。
2023年，十余年前的网络反腐、情妇反腐、露富反腐、小偷反腐等体制外反腐依然备受关注。雷政富式的“火爆13秒”后63小时被免职的纪录被打破。
2023年，之前74年出台的1200余件防治腐败法律法规、上千条红头文件间不再互相打架，纷纷融入反腐败法律体系。
2023年，曾经时隔2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才审议一次的反贪腐报告，已改为年年审议，打老虎、打苍蝇已不再引人争议。

让我们再把时间拨回到2012年底、2013年初。这时“反腐基本靠情妇”正当其时，网络反腐基本成为民间信任的主流反腐方式，多名官员也表示这是制度反腐的有益补充。中国人民大学的《官员形象危机2012报告》称，统计显示在被查的贪官中，95%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露富反腐、小偷反腐等等倒逼反腐制度改革。
十八大报告指出“腐败问题解决不好，最终将亡党亡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履新后，反腐力度明显加码，百日内28名厅局级以上官员落马，最高级别为两名省部级官员：一是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当选十八大中央候补委员好不足一个月即落马，颇为罕见；最香艳的则是原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被女博士网曝与其17次开房经过，一个月后被免职，算是网络反腐击倒的最高级别官员……
官员财产公示出现“星星之火”
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履新两周后召集8名专家座谈，其中6位提及要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王岐山回应称“有信心搞，但也有很大的困难。”事后与会专家马怀德称，若有决心，5年可建反腐法律体系。另外多名专家则表示，若有决心，十年内官员财产公示也有望实施。
素以“铁腕”著称的王岐山表态，不搞运动式反腐，既要打攻坚战、又要打持久战。要既要“打老虎”，又要“拍苍蝇”，颇令人期待。
财产公示被无数人寄予厚望，认为这是打开规范化制度反腐的金钥匙。事实上，财产公示这项在国际上被称为反腐利器的“阳光法案”，自1987年在全国人大动议，历时20余年，在29地进行了谨慎低调的试点，却始终未能在中国真正推行。
十八届七常委在履新一个月之际公开个人家庭情况，领导人以“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形象示人也殊为罕见。不少专家以为这是公布财产前的预热。
新任全国政协主席、政治局常委俞正声也曾多次表示，只要中央决定，自己愿意带头公开财产，“因为没有多少财产”。另外广州、深圳、佛山等多地市长均表态“如中央有要求，愿意公开财产。”看起来万事俱备，只欠中央领导一声令下了。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官员主动站出来，对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说：我愿意。
“我们一家三口，目前仅有一套房改房，是1998年市纪委分的楼梯房，面积约74平方米，那个位置的二手房市场价格，约每平方米1万多吧，我不太肯定。2003年之前，我还有一套五十多平方米福利房，位于五羊新城，后来以四千多元／平方米卖掉了。”2013年1月18日，在广州市“两会”上，这段袒露家底的陈述，让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一夜成名”，被冠以“财产公开第一官”等闪亮头衔。官至副厅级的他，是目前明确表态的官员中行政级别最高的一个。
但相较中国数百万的公务员群体，晒家产的官员名单虽不断增加，级别不断上升，却始终只是寥寥个案，这个小小的群体，外在获得的是公众巨大的掌声，内里却正承受着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
毫无疑问，这样的星星之火，将越来越多。“这是一个体制内自觉推动政策的行为，”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说，“如果越来越多的官员主动公开了财产，我们离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出台就不远了。”

反腐是人类社会永恒的难题。回溯古老中华帝国反腐史，历经清官反腐、重典反腐、运动反腐、制度反腐，基本都是起初形势大好、如火如荼，当时赞歌四起，最终却全部陷入越反越腐的深渊，导致帝国崩溃。
1、“清官”与“重刑”都靠不住，网络呢？
清官反腐是人们最熟悉的反腐方式，千百年来，包拯、海瑞等清官深受百姓顶礼膜拜，实质却是“家天下”的帝国的贞操牌坊，在清官的官袍下掩盖的则是汹涌的腐败暗流，冲溃了无数帝国。
重典反腐则是目前不少网友津津乐道的方式。但血淋淋的贪官头颅只会是冰山一角，暗藏的腐败足以撞沉任何庞大帝国。事实上，重典肃贪决心最大、手段最残酷的明朝，仍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反贪用酷刑，将贪官剥皮鞭死，仍叹曰“朝杀而暮犯”。究其原因，主要是重典反腐缺乏法律的普适性、稳定性、公平性。
运动反腐，即依靠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惩治腐败的反腐方式。上世纪以来，全世界至少有96个国家先后掀起规模不等的反腐败运动，成为政治舞台精彩的一幕。国际上比较典型的反腐运动，有意大利的“净手运动”、韩国的“庶政刷新运动”等。中国比较典型的反腐运动，有20世纪50年代的“三反”、“五反”运动等。其中刘青山、张子善两只“大老虎”因挪用200万，贪污6万元人民币被毛泽东亲自批示枪毙，令不少网友感叹彼时“杀了两个人，管了20年”。
但运动反腐与现代法制建设背道而驰，存在着诸多严重不足：一是难免使反腐败成为一阵风，无法保证反腐的稳定性和长期性；二是人治因素和主观随意性大，反腐“过头”与反腐“无力”并存；三是侧重于事后打击，疏于事前防范，往往事倍功半；四是降低经济效率，影响社会发展进程。
2、制度反腐未必药到病除：关键靠执行
当清官反腐、重典反腐和运动反腐否不可能从根本上惩治腐败时，制度反腐便成了人类文明由人治反腐到法治反腐的必然选择。但制度反腐也有好坏之分，更考验执行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颁布的制度可以说不胜枚举，为什么腐败仍如此猖獗？之所以对惩治腐败的效果不佳，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制度设计科学性待加强。我国目前的制度设计，虽然也注重权力的制约，但没有形成权力制衡的有效机制。
二是制度执行没有刚性。立法难，执法更难。现在惩治腐败犯罪方面的法律明显滞后。现有刑法对腐败犯罪的惩处又明显低于一般的盗窃犯罪。而且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更严重。这也是导致腐败高发、多发态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反腐败工作没有一部统一的纲领性法律。目前，我国防治腐败的法律法规种类繁多，各种法律、规章制度多达1200余件。但法律条文内容紊乱、形式分散，或见之于刑事法律，或见之于行政经济法规，难以操作，随意性强，造成目前反腐败工作面临制度信誉差、制度失效的局面。

1、网络反腐局限性明显，并非长久之计
点一点鼠标，一批问题官员应声倒下，人们惊呼反腐大踏步进入信息化时代。网络反腐被戏称为“神兵利器”，能够秒杀贪官。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律师彭雪峰分析透视十八大后反腐新态势，汇总最近3个月来引起关注的12起反腐事件，其中信息来源为网络的占三分之二。
自2009年收录于《中共党建辞典》，网络反腐正式获得官方肯定。时任中纪委书记贺国强表态：“要高度重视网络举报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中央纪委网上举报中心仅开通半年，就受理举报32500件，月均2700件。陕西“表哥”杨达才因“微笑”遭受舆论质疑，最终落马与网民坚持不懈地围观和追问不无关系。监察部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透露，她常在热门社交网站“潜水”，并认为网络是一个有效的反腐渠道。
对于比较有效的反腐方式，75.5%的被调查者选择了“网络曝光”，远高于“信访”等方式。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律师协会会长王俊峰说，“网络反腐大行其道，这反映出制度反腐、法律反腐的不足，正规反腐渠道不畅，司法的公信力、政府的公信力降低，‘截访’大量存在，一些人不得已才选择了网络曝光。”。
事实上，网络反腐看似凶猛、影响力大，实则脆弱，试问在十八大之后的百日反腐风暴之后，网络举报何曾停息过？但有多少人落马被查？据雷政富事件爆料人朱瑞峰透露，90%网络反腐源于政治内斗。所以每逢换届前，总是网络反腐最密集的。
与此同时，很多地方政府部门也借“保护好人之名”，变相打压，不惜血本成立了网监队伍，而实际职责是“救火队”，一旦发现对本单位不利的风吹草动，便抓紧灭火。到2023年，如果少数官员不愿接受民众监督，网络反腐还可能会像2012一样，兴衰看电表。
2、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亦非一劳永逸的办法
从目前来看，社会各界对官员财产公开寄予很大的期待，认为只要一推动就会解决贪腐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称，这是缺乏对这个制度本身的理解和认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防止腐败的利剑，不是反腐败的利剑。如果你要把它做成反腐败的利剑，这个制度就出不来。
韩德云连续七次在全国两会上提交议案建议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但今年他不再打算提了，因为全国人大已将《反腐败法》列入未来五年立法规划中。
反腐是“割自己肉”的改革，多数官员都消极抵制。调查显示，在首个试点的新疆阿勒泰地区，7成官员反对财产公示。而且现在已经烂尾，目前公布的信息还是三年前的，官员均只是申报一套房一台车，实际上不少人在乌鲁木齐等地另外有房。申报不公开，极少核查，是目前中国官员财产报告制度的基本特征。例如广州城管“房叔”蔡彬有21套房产仅申报2套，但他落马却并非因为纪委调查，而是网络反腐。
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称，我们现在能管住干部的就是两个规定，党政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规定和党政领导干部考核暂行规定。“但是这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一个贪官是通过这两部条例发现出来的。不能发现问题反而起到袒护贪官的作用，它们的存在只能年年证明干部是廉洁的。”
中纪委此前表示，对于财产申报制度尚欠缺大前提：一是要建立起社会的诚信体系，二是信息统计体系。对此，今年3月10日，国务院大部制改革时提出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建以公民身份证号码和组织机构代码为基础，从制度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并为预防和惩治腐败夯实基础。
这看似解决了信息统计体系，而诚信体系呢？央行有个人征信体系，但是否会纳入反腐体系则无人得知。有人调侃，在监管民众的问题时，总是办法比问题多，而且“又快又好”，但监管权力时，则往往是问题要比办法多，特殊国情一拖再拖。
假设到了2023年，《反腐败法》与财产公示制度都已非常完善，民众确实可在网上查到官员财产信息。但“房姐”、“房妹”、“房叔”、“房爷”层出不穷的教训，已给民众另类警示：谁能保证将来每个人都只有一个身份证号和户口呢？

现实十分骨感，梦想仍需丰满。多数人关心反腐的确是“吃着地沟油，操着中南海的心”。到2023年，若反腐机制不大变革，仍依靠网络反腐、内部反腐，则形势难料。总之，任何不“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反腐都是耍流氓。习近平说反腐败是实现“中国梦”前提。确实，守护好反腐防线，就是守护民众的希望，就是守护我们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