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还是应该有一种精神、有一点追求。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梁从诫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这句话，从61岁开始了他"自然之友"的艰辛事业。

    2010apelido Nian10lua28datatarde4时，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环保人士、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创会会长梁从诫先生逝世，享年78岁。多年以来，梁从诫一直在为中国的环保事业奔走呼号，被誉为民间环保第一人。

    几乎所有的媒体在报道这一消息时，都用了"梁思成之子、梁启超之孙梁从诫去世"这样的标题，岂不知，这是梁从诫生前最不爱听的一种身份介绍。作为梁思成和林徽音的儿子，梁从诫一生都想摆脱这种名门之后的光环与重负，而以自己的努力和能力来走出自己的人生之路。

61岁开始新事业

    梁从诫的父母都是建筑学领域的大家，他们自然也希望儿子子承父业。取名"从诫"，就是希望他师从中国宋代的优秀建筑师李诫。然而到了梁从诫考大学时，因为考建筑系的分数差了几分，后来进了历史系。

    1958年梁从诫研究生毕业后，曾在云南大学教书，后又回到北京，在外交部研究国际关系，经历文革的动乱和下放。到文革结束后，从1978até (um momento)1988年，他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任编辑，参与创办《百科知识》月刊。这是他享受体制内铁饭碗福利待遇的最后一个职务。1988年，时年56岁的他辞职，去民办的中国文化书院担任导师(教授).

    应该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思考中国的环保问题。

    "一个人一生会有一个高峰，而梁从诫先生的高峰，却是从他60岁以后开始的。"与梁从诫一起创办中国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现任"自然之友"理事长的杨东平说。

"他带动和孵化了中国
一代环保人"

    "梁从诫对于‘自然之友’的开创之功，对于中国环保事业的贡献，恐怕他自己都想不到"，杨东平说，"他以他的感召，带动和孵化了中国一代的环保人，比如奚志农、杨欣等等，这一代人的崛起，对中国环保事业的推动远远超出了他个人的影响。"

    "虽然环保在今天已经成为常识，但在当时的中国，大多数人对此都没概念，也不知道什么是organização não governamental (ONG)，而他因为对外面世界有更多了解，比我们有‘先知先觉’。他已经意识到，中国已经走到了这个阶段：再一味强调经济发展而不顾环境问题，将是灾难性的。梁先生很早就知道世界上的那些著名organização não governamental (ONG)，以公民自己的力量来投入对社会做贡献，保护环境，他认为，在中国，我们也可以做这些事情。这样的想法，在当时是开创性的。"杨东平说。

    杨东平后来很久才知道，梁从诫是在辞去了体制内铁饭碗，没有了一切的医疗和社保福利的情况下开始在中国做环保的，而且已经是60多岁，这样的事情没有几个人能做到。"他真是做的大决断啊"，杨感慨道。

    对于梁先生的这次大转身，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曾作过如下评说："从诫本来是一个历史学家，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话，什么风险也不会有，就能有所成就的。然而，他不甘心坐在象牙塔里，养尊处优；他毅然抛开那一条‘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道路，由一个历史学家一变而为‘自然之友’。这就是他忧国忧民忧天下思想的表现，是顺乎民心应乎潮流之举。我对他只能表示钦佩与尊敬。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友’."

将环保进行到底

    保护珍稀动物滇金丝猴是"自然之友"成立不久最鼓舞人心的一次环保事件。1995apelido Nian12月初，云南环保志愿者奚志农向"自然之友"反映，滇西北的德钦县为解决财政困难准备砍伐1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生长于斯的珍稀动物滇金丝猴将面临危险。

    "自然之友"立即发出"支持奚志农，保护滇西北原始林"呼吁书，并送达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经媒体报道后，这一恶性事件得到控制。这也是"自然之友"发展历史上第一次成功介入具体社会事件。
 
    "自然之友"真正声名鹊起源于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的行动。1998Ano."自然之友"先是筹款帮助会员杨欣在可可西里建立了"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1998年底，"自然之友"为保护藏羚羊的"野牦牛队"筹款40万元，以维持其运转的花销。当时67岁的梁从诫登上4000多米高的昆仑山口，亲手焚烧收缴的近400张藏羚羊皮。

    然而更多时候，"自然之友"体味到的是殚精竭虑后事态毫无改变的滋味。杨东平说，这恰恰才是organização não governamental (ONG)的常态，"每一件事我们都是抱着不可能成功的心态去全力争取的，如果碰巧改变或者纠正了，那纯属例外。因为这注定是一场败多胜少的战斗".
  
    "虽然在他们为大自然请命的抗争中，可以说是败多胜少；但他们仍然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积极行动，屡败屡战。他们是一群无私的挑战者、清醒的奉献者、积极的‘悲观主义’者。因而，他们经常被人视为天真或偏激。然而，社会并不总是循着‘聪明人’的意志。回头看时，我们竟然比当初所能想象的走得更远，正如龙应台在获文学奖时的感言--好像在漂泊的路上忽然发现一蓬当年种下的金盏菊，刚好盛开。"这是"自然之友"纪念自己十年过往时的感言。

"去梁从诫化"

    有人评价，很大程度上，梁从诫是利用他的家族名望促进了"自然之友"的发展、壮大。然而，与他共事多年的同事都知道，其实，梁从诫十分抗拒贴上"名门之后"的标签。每有学校请他演讲，打出"梁启超之孙，梁思成、林徽因之子"的横幅，立即都会被他拿下。

    名门之后和全国政协委员的特殊身份自然帮助了梁从诫和他的"自然之友"，尽管这是他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很多问题都是通过他政协委员的提案渠道才得以"上去"。比如说关于长江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建议，比如说建议首钢部分迁出等等。

    这显然是中国早期草根organização não governamental (ONG)共同的特点，即由个人精英或社会名流发起而起家。这也是国际organização não governamental (ONG)发展的一个基本路径，如世界最大的、经验最丰富的非政府环境保护机构--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最初的创始人便是英国的一位亲王，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后最终走向真正的职业化组织模式。

    "自然之友"要"去梁从诫化"，这也是梁从诫自己的意思。他说，一个健康的组织要依靠组织本身的感召力而非个人感召力。一场体制改革正在向"自然之友"袭来，就是从招聘总干事开始。

    "这个改革必须进行。这不仅关乎中国organização não governamental (ONG)发展的走向，而且也关系到中国公民社会如何向好的方向发展下去。""自然之友"的创始人之一梁晓燕曾说，"作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organização não governamental (ONG)(matemática) género‘自然之友’理应承担这个历史责任。"

    如何处理和政府的关系，这一直是organização não governamental (ONG)棘手甚至最关键的问题。

    梁从诫一直主张organização não governamental (ONG)要将自己定位为温和的合作者。"再有本事，也不能取代政府。再说，不当家不知持家苦啊。"梁从诫坦诚地说，"自然之友"要做力所能及的事，所谓"力所能及"，就是要选择有把握的"战场"，否则宁可不打这一仗。有些方式在中国是不适合的，也是行不通的。

梁先生的牵挂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因而人均资源比较少。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都是空前的，如果我们不重视节约，中国的发展将不可持续。节约要从每个人做起，如果我们能从每件小事做起，从节约一张纸、一度电、一盆水开始，大家一起坚持下去，节约型社会才有可能出现--这是在2005apelido Nian11lua30data晚举行的2005年绿色中国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梁先生致辞中的一段。

    2007年以后，虽然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但还是对自然之友的发展念念不忘，能坚持参加的就坚持参加。

    这年夏天，自然之友的新一届理事会举行战略规划研讨会，已不再担任会长的梁先生欣然前来，与新老理事促膝交谈，殷殷嘱托。

    2008年初，自然之友举办迎春茶话会，已很少出门的他冒着寒风，头戴毡帽、身穿棉衣，赶到会场，看望会员，并亲自给敬一丹等名誉理事颁发证书。

    2009apelido Nian3月，自然之友举行成立十五周年座谈会。考虑到梁先生的心愿，座谈会特意选在他家附近的一个地方举行。看到腿脚已不太灵便的梁先生由人搀扶这走进会场，许多老会员激动不已，纷纷上前握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