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外衣下的财富盛宴

每年的年底，中国的很多学者都要比往常忙很多，他们忙于参加各种年会，其中有媒体的，有企业的，甚至还有政府的，行程恨不得在一个月前就排好。当然，在中国，学者里边最忙的，还要属经济学家，他们的出场费最高，谱也摆得最大。

按道理来讲，市场经济社会，学者付出劳动，请他们的媒体、商家和政府，作为买家支付相应的报酬，也是无可厚非。只是这些年来，学者们忙得跟明星似的，各种“走穴”，怎么看都有些有失身份。学者学者，顾名思义，难道他们的本职工作不是研究学问抑或教导学生吗？

 

学者“走穴”：当学术成为一门生意

当下的中国社会，特别是都市生活，说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怕也不算夸大，只是没曾想，学者们也耐不住寂寞，纷纷走出象牙塔，走上大舞台，沉醉在灯光和掌声之中，给本就很“聒噪”的社会再添分贝。话说回来，如果学者们在公共舞台的讲话，养料充分些，倒也未尝就是坏事。

可惜的是，很多忙于“走穴”的学者实在太忙，忙得非但没有潜心做学问的时间，就是静下来读书、思考的时间也很少；他们穿梭在各式各样的场所，登上大小不一的舞台，讲出来的东西不要说内容，恨不得连句式都一样。

但即便不同场合讲的内容大同小异，学者们的讲课市场仍旧广阔，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有钱人”对知名学人的“学问”表现得是那样地“如饥似渴”，不信，你可以去查查，哪一家大公司不会请些个著名学者给领导乃至员工们讲课，甚至有的还设立了各种名目的大讲堂？

于是，学者们的包装和出场也愈来愈成为一门生意，“某某经济学家出场费又涨了，10万怕是请不来了”，那些没门路直接跟学者搭上线的公司，只好找一些中介机构从中帮忙，辗转几道，付出的酬劳自然就更高了。在自我经营的道路上，学者们尝到甜头以后，也变得愈来愈专业了，“有什么事找我的助理协调”。

与其说是“助理”，倒不如说是“经纪人”更为恰当，若是想邀请某个知名学者参加活动做演讲，都得通过他们的“助理”，他们也会很专业的询问，在一个什么场合讲？听众都有哪些人？要讲多长时间？是否安排接送？最最关键的是，他们会很直截了当地问起价钱，价钱不合适，其他免谈，而且，关于价钱，他们似乎早就列好了表，根据演讲场所和听众，会有所不同。

学者抑或说读书人，曾经一度在中国地位不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年代，他们被冠之以“臭老九”这样的称号，随时都可能遭遇来自人民群众的批斗，凄惨得很。

 

批斗“臭老九”

但自1978年恢复高考后，知识分子迎来“春天”，日渐成为“香饽饽”，应该来讲，告别“读书越多越反动”的极端反智时代，知识(人)得到权力和民众的应有尊重，彰显了中国的进步，是件大好事。

“学术市场化”是怎么形成的？

但是，当学者的水平同出场费挂上钩的时候，总归会让人觉得，中国社会这种对知识(人)的“尊重”哪儿味道不对。而媒体作为营造这种学术市场化现象的始作俑者，在过去的20多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很难想象，没有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易中天和于丹能成为街头巷议的学术“超男”和“超女”，更难想象北京大学一个研究金庸小说的教授能够狮子大开口，没有多少万，要他出场，休想！

当然，像郎咸平这类具有高超媒体技巧的学者，他自己本人就是一个媒体，借由网络，他不断地抛售各种耸人听闻的观点，迅速获得网民的广泛关注，不仅火了，而且是大火特火。而随着郎咸平本人知名度的不断攀升，出场费也越来越高，以至于不少“学习”资金不那么充裕的机构，想请都请不起了。

换一种角度来说，中国的学术出场费是高度尊重市场规律的，一般来讲，知名度越高的，费用也越高，经济学家又普遍比其他领域的学者费用要高。

于是，学者也出现了像明星那样的梯度等级，什么一流国际学者、国内某某领域领军人物、国内知名专家等等，等级越高出场费也相应越高，以至于那些在国际上颇有名气，或者拿了像诺贝尔奖那类国际大奖的外国学者也愿意来中国“走穴”，谁让任性的中国人那么有钱，而且愿意出大价钱呢？

“经济学家出场费更高”这件事就更值玩味了，这个群体绝对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作为早期市场化改革的参与者乃至设计者，功劳自然大大的有，但收益就更大了，过去几年被媒体曝出的兼职“独董现象”是为明证。

应该讲，在一个民众缺乏参与的改革体系里边，经济学家利用信息不对称为自己增添了要价砝码，他们在企业中间兜售各种行业内部信息，抑或高谈阔论一番国家接下来的改革方向。

当然，像其他行业一样，学者们的生意经也同样与政治气候紧密相关，于是，我们会发现，当股市风行的时候，经济学家都是股市专家，当房产兴旺的时候，经济学家摇身一变又成了房产专家，而当政府推出新型城镇化战略后，一夜之间，中国又多出了不少土地改革、城市规划专家。

 

“走穴”的专家们

而在新近的反腐大势下，反腐专家也跟着火了一把，各级政府机关，不少企业(家)也想方设法地请到他们来给自己讲讲反腐大势，顺便抱着八卦的心理询问下一只老虎会是谁之类的话题。

如今，四中全会一开，依法治国成为热点，于是乎，有人开始说“接下来的30年，中国将迎来法学家时代”，不知道这群法学家的出场费有没有相应地增加呢？（来源 共识网）

 

 

 

新闻链接

印度学者不敢走穴

 

近年来，专家学者走穴现象在中国异常红火。四处演说、讲课、作报告、到企业做诊断，当企业顾问……活动密集，场次频繁，学术界竟然还流行起了“赶场子”。国外学者也是这样的吗？请看记者从印度和美国发回的报道。

一直以来，印度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浓厚，教授的待遇普遍较好，加上校方有“铁面无私”的规定把关，走穴现象在印度学术界十分少见。

 

除了稿费，不允许有其他收入来源

尼赫鲁大学社会科学系阿什科教授告诉记者，包括尼赫鲁大学在内，许多国立大学都有明文规定，除著书立传以及发表文章获取合法版税稿酬外，教师不允许有其他收入来源。如果发现拥有双重收入者，校方将会毫不留情地立即将其开除。

不可否认的是，印度的大学教师收入相对较高，很大程度上淡化了“走穴”赚钱的动力。相对普通城市工薪阶层平均每月几千卢比（1美元约合44卢比）的收入水平来说，印度主要国立大学的普通讲师月薪都在1万卢比以上，副教授至少1.5万卢比，教授拿到2万到3万卢比则是家常便饭。此外，大学教师还有包括医疗在内的各种补贴以及让人羡慕的住房，各种待遇折合成货币相当于普通工人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不仅完全有能力养活妻儿老小，而且一些资深教授可以轻松过上“高人一等”的生活。

在印度工作期间，记者曾多次前往印度两大名校———尼赫鲁大学和德里大学教师家做客。记者发现，凡是在大学工作的老师，基本都能分到一套房子，如果是资深教授，还能分到一套带车库和花园的房子，每月只需要交象征性的一点房租。虽说不是新房，但也足以让工薪阶层眼馋一辈子。由于工资高，副教授以上的家庭不仅基本都添置了小汽车，而且家里少不了用人。一些知名的教授家里甚至还同时雇了好几个，有的负责打扫卫生，有的负责做饭，有的负责洗衣服或做杂活。

每天坐班5小时

“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当被问及能否经常抽空外出讲学时，阿什科教授当即就发出这样的感叹。他告诉记者，包括尼赫鲁大学在内，印度几乎所有的国立大学都有明文规定：无论是教授、副教授还是讲师，大学教师一学年教学天数为180天，每周工作5天，40小时。

以阿什科教授为例，他目前每周规定的工作时间为40个小时，其中教学6小时、考试1小时、辅导1小时、备课6小时、科研和指导研究生14小时、读书及处理行政事务12小时。根据尼赫鲁大学教师工作安排的指导思想，教授和副教授应侧重于科研、指导研究生和读书，并适当兼顾教学，讲师则要把更多时间放在教学和备课上，适当兼顾科研。因此，虽然在具体时间规定上与教授、副教授不同，但讲师也要确保每周工作40小时。校方还规定，无论有无授课任务，教师留在系里的时间平均每天不少于5小时。

竞争激烈，一刻不敢放松工作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为了让大学教师将更多时间放在教学和备课上，印度政府早在1986年制定的国家教育政策中就提出了教师考评制度。1987年，印度政府人力资源部下属的大学拨款委员会任命了教师考评工作小组，经过广泛征求意见，指导各国立大学建立起了教师年度个人考评制度，其中除科研、教学革新、授课效果等内容外，教师的出勤情况也是十分重要的指标。此外，如果教师应邀外出讲课，必须首先得到系主任同意，然后报校方批准，否则就以缺勤论处。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教师悄悄“走穴”的可能性。

此外，印度大学的教授并非按部就班从副教授挑选晋升，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聘。根据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关于高校教师聘任基本资格的规定》，只要是拥有高质量论著的知名学者，或者有10年研究生教学经历以及在国家级研究机构有10年科研经历的申请人，都有望被聘为教授。加上印度大学老师社会地位高，教师职位竞争激烈，大学教师们也只有想方设法多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才能确保不被淘汰，自然也不会为眼前的一些“蝇头小利”而丢掉来之不易的工作。（来源 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