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面临新变局，中国迎来新时代

 ———在莫干山会议“百年大变局的认识与应对”主题会上发言

【简介】徐景安先后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计委、国务院体改办、国家体改委工作，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调深圳任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

徐景安

百年大变局要“变”的是什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首先要解读百年来是什么“局”，为什么“变”，朝什么方向“变”？有人解读，一是世界经济出现“东升西降”的现象，二是美国特朗普造成国际格局紧张动荡，三是世界秩序出现坍塌的危险，造，四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

我认为，这都是世界变局的现象，根本不是某个国家、某个地区、某个冲突、某个危机、某种秩序变化的问题，世界变局应该是时代的转变，即旧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开始。

当今世界是全球现代化时代。以物质财富为目标，以GDP为尺度，以自由貿易为手段，以美国为榜样，建立了世界秩序。现在出现了似乎难以理解的现象，作为全球现代化的领头羊，世界自由貿易的最大受益者，世界秩序的操控者的美国，特朗普首先跳出来反全球现代化，反世界自由貿易，反世界秩序。

美国大打贸易战，制裁中国、俄国、欧盟、日本、韩国、土耳其、加拿大、墨西哥、伊朗，还以“审查普遍优惠制度适用资格”为由，计划剥夺泰国、印度尼西亚与印度等国的“免税权”，包括25个亚太区国家。美国先后退出《巴黎协定》、《中导条约》、《伊核协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全球移民协议》等11个国际组织。特朗普还扬言要退出《世贸组织》。

美国通过自由贸易获得物美价廉的商品，美国又利用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权向世界倾销国债，用以支撑高新技术、军事工业的发展以及维持国内支出、世界霸权。但有其利必有其弊。美国与 102 个国家存在着贸易赤字，总额达8000亿美元。美联储国债达21万亿。2017 年第三季度美国的净国民储蓄率——企业、家庭和政府部门储蓄之和——只有国民收入的 2.1 %，仅仅相当于 20 世纪结束前三十年平均水平 6.3 %的三分之一。同时美国制造业出现空心化，失业率提高。 一直以国家利益之上为国策的美国总统，出了一个商人出身的特朗普，那就表现得淋漓尽致，无所顾忌，大打出手，以消灭贸易赤字为由，实行关税壁垒，以极其苛刻的条件逼迫对方全面开放市场，接受美国出口的商品、服务，或者把企业搬到美国。美联储又通过加息吸引资金流向美国，导致许多国家资金短缺，引发恐慌。特朗普就是要搞乱世界中建立新秩序，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英国为退出欧盟争执不休，德国要退出北约。日本与韓国从打贸易战，到韓国退出《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西班牙、希腊面临国家破产。全球无力偿还债务的国家总数达到了28个，其中新增加的6个国家是阿根廷、加蓬、印尼、马达加斯加、摩尔多瓦和瑙鲁。现在穷国日子过不好，富国日子也不好过。这个世界到底怎么啦？

这就是全球现代化这条路出了问题。全球总人口75亿，在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达到现代化的基本水准的情况下，对地球资源的使用已超出地球承载力的25%。美国占世界5%的人口，消耗世界30%的资源。全世界要像美国人生活要20个地球。

丹尼尔.贝尔在所著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说：“当资源非常丰富，人们把严重的不平等当作正常或公正的现象时，这种消费是能够维持的。可是当社会中所有人都一齐提出更多的要求，并认为这样做理所当然，同时又受到资源的限制，那么我们将面临政治要求和经济限度之间的紧张局势。”所谓的全球现代化就是建立在少部分人富裕、大部分人贫困基础上的，当着全球人都想实现现代化，现代文明就崩溃了。

全球现代化之路不通，根本原因是价值目标、价值尺度、价值标准，是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的财富最大化。2025年世界人口达到80亿,2050年将达到98亿，现在一个地球不夠用，将来80亿、98亿都向发达国家看齐，都要过发达国家人那样生活,要增加多少个地球呢？圣雄甘地一语道明：“地球上的资源可以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求，但它无法满足每个人的贪婪”。

        近现代文明是怎么开启的

我们需要回顾，当今世界是怎么走上全球现代化之路的？西方经济发展快、西方现代化成功的奥秘就在于，对人的物欲一直采取纵欲的意识形态、纵欲的经济政策、纵欲的体制模式。

十四、十五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就是一场将人的物欲从神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世纪宗教神学认为，人生而有罪，人必须忍受困苦和磨难，死后才能进入天堂享受幸福。因此，人在现实生活中要克制一切欲望，争取来世的幸福。人活着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神、为上帝。欧洲中世纪后期，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形成。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思想家和文人，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高举“人”的大旗，呼喊尊崇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幸福，以人性反对神性、以现世的快乐代替来世的幸福、以享乐主义取代禁欲主义。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诗人、思想家彼得拉克说：“凡人先要关怀凡间的事物”，“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1）另一位人文主义思想家蒙台涅更直接了当地宣称：“世界上的一切意见尽在此：快乐是我们的目的，虽然方法各有不同”（2）他呼吁人类不要听信压抑自己快乐的戒律和邪说。他说：“说真的，人真是最不幸的生物了。由于他的自然条件，他已经几乎不能纯粹完全地享受快乐了，但他却还努力发明出学说和戒律来限制和裁减他所能享有的微乎其微的快乐。……人类智慧错用了自己的才能，用它来减少和取消我们自然应该享受的快乐的数量和甜美。”（3）

文艺复兴运动吹响了“人的解放”的号角，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将“人的解放”向纵深发展。这个时期的思想家鼓吹一种观点，人的本性就是趋乐避苦，追求快乐。如十七世纪英国功利主义伦理思想家霍布斯所说，生命在不停地运动，人生就需不停地追求，不停地趋乐避苦，不停地追求享乐和幸福。人生就是一场不停地追求个人幸福的赛跑。（4）把追求现世的快乐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和最高原则，人除了追求快乐以外，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了，西方人再不用顾忌神的禁令，也不用理会来世的幸福。享乐主义潜入西方人的深层意识，成为西方文化的主体。

那么，人怎么才能快乐呢？这就是满足人的感官的欲求。十八世纪法国“思想界泰斗”伏尔泰认为：生理器官的满足，是人追求幸福的根源或动力。无论宗教还是法律，都不应该贬低或诽谤大自然赋于人的这种本能，不应该阻碍人去追求幸福生活的欲望。（5）另一位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茹利安.奥弗雷.拉美特利则说：“感官是从来不欺骗我们的”，大部分人“在这个世界里发现了各种利益，各种肉体上的快乐”，“如果在自己的思想中寻找幸福，……那就是在没有幸福的地方寻找幸福”。（6）重视物质，忽视精神；强调感觉，轻视思想；推崇肉体的快乐，崇尚感官的刺激；把物的享受、物的占有当作人生的价值，这就是西方人倡导的物质主义。

在商品经济中，钱是一般等价物。有了钱，就能买到一切，享受一切，从肉体的需要到感官的满足。有钱才能快乐，赚钱是人生的第一要务。金钱是实现人生目的的手段，逐渐演变为人生成功的标志，金钱成为人生的目的。货币是人心目中的上帝，银行就是教堂，人拜倒在金钱的脚下。恩格斯说：“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金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7）一切为了钱、有钱就有一切的拜金主义成为西方人行为的准则。

追求快乐、享受人生、满足欲求、赚钱第—，这是个人的选择、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权利，上帝、国家、他人都不能剥夺。因为这是人性的要求，把满足自己的欲望放在首位。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卓越的思想家、哲学家卢梭认为，在所有的欲念中自爱是根本的第一位的欲念，是“一切欲念的本源”，“它是原始的、内在的、先于其他一切欲念的欲念”。（8）霍尔巴赫则说：“人从本质上就是自己爱自己、愿意保存自己、设法使自己的生存幸福；所以，利益或对于幸福的欲求就是人的一切行动的唯一动力”。（9）利己主义是人的本性、个人主义是人的权利，人的这种行为不仅有利于个人，而且也符合社会公共利益。英国经济学家、伦理学家亚当.斯密有句名言：“每个人所盘算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10）亚当.斯密打比方说，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烙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这就是说人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有利他人。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在西方伸张和盛行是自然不过的了。

人要快乐享受，要满足物欲，取决于物质财富的增加、社会经济的发展。西方社会创造了日益灵巧的市场经济制度，迅速有效地调动资源，协调不同个人、阶层的分工，保障不同需求的交换。西方社会从民众到企业到议员到总统，都把保障经济繁荣当作首要，因为只有经济繁荣带来的物质丰饶才能满足感官的享受。经济增长成了最高原则。政策、方针、道德、法律以及内政、外交、政治、军事都服从于这个最高原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发生了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抛弃经济自由主义，实行国家干预。凯恩斯主张赤字财政，发行国债，兴办基础设施，以创造需求，拉动经济复苏。凯恩斯打了一个比喻，政府花钱雇人挖沟，又花钱雇人填沟，对经济也是有好处的，政府通过支付工资、采购工具创造了需求。据此，凯恩斯认为，节俭和储蓄固然是一种美德，但不利于社会发展；消费和奢侈固然是道德劣行，但对社会有好处。政府举债挥霍浪费，既扩大就业，又能维持经济繁荣；至于私人浪费，如富人生前建豪华住宅或死后大修坟墓，也是有同样效果的（11）

在这之前，美国人曾经把“空着肚皮上床睡觉，比借钱买晚餐要好”作为持家立业的座右铭。凯恩斯主义使美国人彻底抛弃了新教伦理，在“先享用、后付款”的口号下，创立了分期付款、抵押贷款与信用卡制度。美国人和西方人的纵欲无度有了政策支持和制度保证。追逐时髦、奢侈消费成为时尚。这是刺激需求，对经济增长有利。对经济有利就是好的、善的，盛行西方的经济主义得到社会各方的认同。为了保障本国经济的发展，不惜穷兵赎武，控制、掠夺他国资源，甚至向外侵略。二十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大大小小冲突，直至美国策划的两次海湾战争，其背后都蕴藏着经济的动因。“把属于整体一部分的经济，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使人的其他活动，诸如文化、教育、技术、政治等都从属、服务于经济，这是现代的一大错误”。（12）

科学技术受到追捧。高科技带来先进无比的军事手段、新颖繁多的民用产品，成为巨额利润的源泉，满足人发财的欲望。高科技征服自然、开发自然，创造丰饶的物质产品，满足人感官的欲求。西方人重视科技、崇拜科技、迷信科技引发的科技主义越来越偏离人文关怀和价值方向，将人类逼近毁灭的边缘。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写道：“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够创造出这种手段，能够不仅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毁灭整个地球。”全世界的核武器可以炸毁地球10次，平均每人可以分得3吨以上的炸药来消灭自己。英国生物学家断言，未来的基因武器只需20克就可以毁灭全人类。科技主义使人类陶醉在技术的每一次胜利之中，然而对技术进步造成对人与自然环境的巨大冲击疏于防范，甚至不计后果。石化能源造成环境的污染，化学制品给人类的毒害，已引起全球的生态危机。基因生物工程带人类走向天堂、还是地狱，前景难测，邪教己宣布克隆婴儿呱呱落地。科技主义造成人类逾来逾膨胀的贪求和欲望，以为科技会像魔术师一样源源不断地变出人需要的一切，从而更加疯狂地榨取和盘剥大自然，不用担心产生的严重后果，而一切恶果都可以由科技来解决。过于相信科技的力量，而放弃人类行为的约束和伦理的变革，使人类的处境越发危险，陷入可能爆发的更大危机之中。科技主义使人类越来越热衷于物的享用，而鄙视精神的追求；越来越迷恋技术物质世界，而忽视人的关怀；越来越小聪明，而缺乏大智慧。科技投入不遗余力，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现代科学对远及100亿光年的星体有所探测、对近者已深入到组成原子核的中子、质子，可是人对自己的认识有多少进步呢？

早在远古时期，希腊人就在德尔斐神庙里铭刻着“认识你自己”的箴言，苏格拉底最早将人作为他的研究对象。自那时起，二千五百多年过去了，对人究竟需要什么、人怎样才幸福等一系列有关人的基本问题仍处于迷惘之中，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这样的大问题熟视无睹。正如卢梭所说：“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知识，就是关于‘人’的知识”。不能带来金钱与财富的人文科学被挤到文化世界的边缘。人文主义启动了“人的解放”、发现了人的价值，从而开启了西方工业文明，而西方文明使人从神的奴仆变成了物的奴隶，人文主义变成了物本主义。

享乐主义、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经济主义、科技主义汇集起来，成为一股推动经济发展的洪流。经过如此精密的思想包装和理论武装，西方人再不受来自神、上帝的束缚，也不会受内心的道德的约束，快快发财、尽情享乐成为主导西方人几百年来的人生观、价值观、幸福观。正是这三百多年，西方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西方工业文明的成功在于诱导和释放人的能量去追求物质，也正是这一点使西方工业文明陷入危机。成功的原因正是危机的根源。西方工业文明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全面恶化。

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欲求是人的本质，而欲求是利己的，“每人都想一切为自己，要占有一切，至少是控制一切，而凡是抗拒他的，他就想加以毁灭。”人从欲求出发，“不止是肯定自己的生存而已，而是遇着别人的生存有碍于他的时候，就要否定或取消别人的生存。”（13）卡莱尔虽说人类是野兽，但卡莱尔并不希望人类是野兽，而叔本华认为人类就是野兽，不过由于人的欲求经常得不到满足，人类是一群痛苦的野兽。

对现代文明的质疑和反省

1968年4月7日，由众多学者参加的罗马俱乐部悄然成立，向现代物质文明的盲目的自以为是发出严重警告是它的宗旨。1972年3月发表了它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该报告研究了世界人口、工业增长、环境污染、粮食生产、资源消耗五种参数之间的动态关系，得出了震惊世界的结论：到2100年以前经济增长将要终止！人类不能以现在这种方式继续发展下去，必须从现在起停止经济和技术的增长，使全球系统走上一个零度增长的均衡社会。报告说：“限制增长是困难的，但不是不可能的，进行的途径是很清楚的，必要的步骤对人类社会来说虽然是新的，但却完全在人类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报告寄希望于人类关注长远目标，“没有这样一个目标，并对这个目标承担责任，短期的关切会引起指数的增长，以致推动这个世界系统走向地球的极限和最终的崩溃。有了这个目标并承担责任，人类从现在就会准备好开始有控制地从增长过渡到全球均衡。”

这部警世之作在西方世界激起了巨大波澜，引发了对未来世界悲观与乐观两派的激烈争论。尽管这份报告对世界未来的预测未必正确，但它传递给全世界不得不重视的信息：地球的有限资源将终止西方文明的进程，人类为了自己的命运必须停止对资源的无限掠夺。

1974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第二份报告《人类处于转折点》，这份报告指出要通过全球协调、全球合作，将世界体系引导到有机增长的道路上去，为此提出了“全球伦理学”的新概念，对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要求是：

（1）每个公民都应当具有世界意识，认识到自己是整个世界共同体的一员；

（2）发展少使用资源和延长产品寿命的技术，而不是以最大限度的生产率为目标；

（3）必须树立一种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意识，而非建立在征服的基础上的对自然的态度；

（4）人类不仅要考虑自己这一代人的需要，还要有历史责任感，为子孙后代着想，不搞“竭泽而渔”。

先觉者们在份份报告的字里行间中倾注着对人类前途的深切忧虑，情真意切地呼唤着人类的良知和智慧，充满着对人类、对养育人类的地球的爱。

人类开始觉醒。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于1972年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受会议秘书长委托，由美国经济学家巴巴拉.任德和微生物学家雷内.杜博斯起草了《只有一个地球》的报告，作者警告：“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业已失去了平衡，正处于潜在的深刻的矛盾中”，指出：“在这个太空中，只有一个地球在独自养育着全部生命体系，地球的整个体系由一个巨大的能量来赋于活力，这种能量通过最精密的调节而供给人类。尽管地球是捉摸不定的，也是难以预测的，但是它最大限度地滋养着、激发着和丰富着万物。这个地球难道不值得我们热爱吗？难道人类的全部才智、勇气和宽容不应当倾注给它，以使它免于退化和破坏吗？我们难道不明白，只有这样，人类自身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吗？”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成为人类走向保护地球的第一个里程碑。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和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参加会议的共有170多个联合国成员国的代表团和102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国际组织代表，会议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被各国政府首脑和与会代表所接受，并在七种文字表述的“地球誓言”上签字，即“我保证竭尽全力为今世后代把地球建成一个安全而舒适的家园。”这是人类保护地球的第二个里程碑。

工业文明在经历了240年的辉煌发展后，到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人类开始认识到它潜在的危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使许多资源已接近枯竭的边缘；人口的大量增长，使人口数量已接近地球环境容量的临界点；工业和生活废弃物的大量排放，已超过了大自然的自净能力，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对生物栖息地的大量破坏，使本世纪物种灭绝的速度、种类和数量，大大超过了自然演化过程的灭绝速度、种类和数量……（14）这些问题已超越地区和国界，成为全球性的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要求全球合作、共同努力。埃德加.莫兰在《地球.祖国》一书中说：“关于地球人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可能是这个千年之末最具关键意义的事件，我们与地球息息相关，患难与共。我们必须护理好地球，否则我们只有死亡。”

十年过后，2002年8月26日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所通过宣言承认：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首脑会议所确定的目标没有实现。宣言说：“全球环境继续恶化。生物多样性在不断消失，鱼类资源不断减少，荒漠化在吞噬越来越多的良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已显而易见，自然灾害日趋频繁，其危害日趋严重，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脆弱，空气污染、水污染和海洋污染继续夺去数百万的无辜生命……”。在本届会议上，与会者为了各自的利益争吵不休。舆论给了这样的评价：规模庞大的地球峰会，差不多就是混乱的代名词，或者是国际官僚主义的集中体现。“地球之友”负责人认为：“像这样可耻的峰会，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召开。”国际援助组织“乐施会”也声称：“世界各国的大多数领导人缺乏勇气和决心，他们无法达成有效解决贫困和环境恶化问题的全面协议。”

为什么对“持续发展”做出庄严承诺的各国领导人会如此失望和不满呢？各国领导人维护的是本国利益，保障本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是他们的首要职责，他们不可能为了人类的“持续发展”，而损害本国的“持续增长”。南北贫富的巨大差距更造成了协调行动的困难。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的最紧迫的任务是摆脱贫困。为此，他们必须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不得不采用西方转移的落后技术，必然加剧资源的耗费和环境的破坏，并且由于资金的缺乏无法增加改善生态环境的投入。发展中国家认识到，地球人共乘一艘宇宙飞船所面临的共同命运，但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并不是所有居民都占有这一艘飞船的相同地方；少于五分之一的人口占有头等舱，消费者80%的可获得资源；而其余五分之四的旅客在下等舱，其中三分之一饥饿，四分之三缺乏饮水和住房。每个头等舱的人对环境资源的影响是其他人的25倍……”（15）要求为生计挣扎的穷人与富人共同承担对环境的责任，显然是不公平的。

而发达国家同样面临“持续增长”的压力，不持续增长就会增加失业人群、降低生活水准；不持续增长就会减少财政收入、增加财政赤字；不持续增长就兑现不了承诺、失去选民的支持。总之，不持续增长本国民众的利益受损、自己丢掉政治前程，什么对地球的誓言呀、对人类的承诺呀、对环保的责任呀、对穷国的义务呀能推则推、能拖则拖、能赖则赖。富国同样把本国的“持续增长”置于人类的“持续发展”之上。

这就不奇怪了，从来都将本国的利益置上的美国，今天撕去了一切外衣，完全置他国的利益、盟国的利益、世界的利益于不顾大打出手，这是因为内政的需要，日子过不下去了。特朗普面对美国严重的赤字，不是加税而是减税赢得了选票而上台，他的政策，一是减支。向同盟国转嫁负担，放弃国际义务退群。二是增收。采取高关税，保护本国企业，重振实体经济。为此，他出尔反尔、不择手段，不顾一切，逆自由贸易的世界潮流。作为全球现代化领头羊的美国带头反全球现代化，再次证明当代的世界之局已不能维系了！

中国成为走向新时代的倡导者

中国改革开放就是融入全球现代化的潮流。邓小平领导中国从闭关锁国转向世界开放，从计划经济转问市场经济。完成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核心就是理念的转变，从政治挂帅转向发展第一。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以此为支点，撬动了整个中国。发展是硬道理，凝聚了党心，赢得了民心，使国贫民穷的中国经过40年的努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我国是全球现代化的受益者，但也是受害者。在发展第一的支配下，各级政府压低劳动、环境、资源成本竞相建设投资者的天堂，采用拼劳动、拼环境、拼资源的方式来实现增长，这就形成了低消费、高消耗、恶环境的非科学的发展。发展成果的分配，向经济建设倾钭，投资率趋高；向政府自身倾钭，行政开支加大；勿视民生问题，公共福利短缺。中国在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达到现代化的基本水准的情况下，环境破环、贫富拉大，仅雾霾就弄得民不聊生，不得不停产停课，那么中国都现代化呢？

中国需要新的转折。中共十九报告提出了走向新时代。新时代意味着核心理念和价值目标的转变。

从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到1949年建立新中国，经历了38年，理念与目标是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新中国，这是革命的时代；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改革，经历了30年，理念与目标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这是政治挂帅的时代；从1978年改革到2018年举行党的十九大，经历了40年，理念与目标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发展第一的时代。  

那么， 十九大提出新时代提出了什么新理念与新目标呢？

十九大报告：“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习总书记说：“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这就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新理念、新目标，从发展第一转向幸福第一。这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解决了发展为谁、为谁发展？

人的终极目的是幸福，财富不是目的，只是为幸福提供基础和条件。以幸福为目标代替财富为目标，就可以让人类从物质追求的洪流中分流，也就是不单单追求物质层面的幸福，还可追求情感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幸福，实现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不同职业、不同个性、不同爱好、不同兴趣的不同的幸福生活。

  人类需要一场理念革命，探索人类的幸福之路。对于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中国来说，尤其是要探索中国的幸福之路。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的幸福之路可以为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提供示范和榜样。

党的初心是为人民谋幸福，社会主义的真谛就是让人民过美好生活。创建幸福中国，走中国幸福之路，是应有之义。

幸福中国在广度上要覆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领域，深度上要深入到人的物质、情感、精神层面。

走向新时代，任务要复杂得多、艰巨得多、伟大的多。

首要的问题是保障和改善民生

面对美国的贸易封杀、军事围堵、政治对抗，中国对策的重点，不是外交，而是内政。要清醒的认识到，对中国的真正威胁不是外部，而是内部。美国的颜色革命，都是利用内政的动荡。中国人民幸福了，美国无计可趁。中国的幸福之路，成为世界的榜样，才是中国国际地位的真正提高，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

美国的贸易封杀直接带来的后果是外资搬迁、出口下降、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由于社会保障不健全，尤其是非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没有失业救济，就有引发动荡的可能性。这是眼前必须解决的问题。对失业群体，实行职业培训，对生活有困难的实行临时救济。

从长远来说，要改变主要依赖出口、投资拉动经济，为内需拉动，尤其是居民消费拉动。中国有13.9亿人，比美国、欧洲、日本人口总和11.87亿还多，这是巨大的市场。但是中国居民消费率从1978年的47.8%下降到2018年38.8%。以2015年居民消费率的数据，美国68%，英国65%，德国54%，日本57%，韩国49%，印度58%，巴西64%，中国39%。中国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还远低于印度与巴西。

导致居民消费率低的原因是：初次分配中，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17年回升到51.8%。然而严重的问题是收入差距过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6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47。联合国约有 190 多个国家，在有完整的统计数据的 150 个国家中，基尼系数超过 0.49 的10 个，排名前10的除了中国外，就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如果按财产计算的基尼系数中国则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富人与穷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同，少数高收入者不会增加正常消费，他们的奢侈品消费又往往由国外进口，中国奢侈品进口消费居世界第二。中产阶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大，但人数不多。绝大多数的低收入群体缺乏支付能力。

第一、占59.63%的农民、外来务工人员、非户籍居民，获得的社会保障少，带来居民消费率低，导致拉动经济的动力严重不足而下滑。

第二、两极分化，带来各种社会问题，政府与民众的冲突与不同群体的冲突频发。

第三、质疑改革、不满政府的譽论泛滥，影响党的执政基础。

第四、社会不公，带来社会道德水平下降。

第五、損害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发展经济、提高效率的同时，必然优胜劣汰、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就应该运用看得见的手，通过财政分配，建立覆盖全民的均等的公共福利制度，并且向弱势群体、贫困地区倾斜。但我国现行的分配制度恰恰实行逆问调节，城乡间向城市倾斜，户籍与非户籍向户籍倾斜，高学历与低学历向高学历倾斜，总之越有保障的越多保障，越需保障的越少保障。社会保障不公平、不合理，有悖于社会主义原则，不符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2018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3万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7.5万亿元，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7.2万亿元，国有企业上交利润0.28万亿，中央国债余额15万亿，地方债20万亿以上〔不包括地方隐性债务〕共计68.28万亿，占2018年GDP90万亿元的75.8%。三分之二以上的国民收入掌握在政府手里，完全有条件建立覆盖全民的均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

我们要跳出认知误区，总以为投资建设能拉动发展，民生投入是包袱负担。在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上逐步缩小城乡之间、户籍与非户籍之间的差距，减轻他们在教育、医疗、住房上的压力，就会释放出巨大的购买力，形成广阔的国内市场。他们的消费需求就是吃、穿、住、用、行，还用担心产能过剩吗？还怕美国封杀吗？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封杀逼迫我们从依赖出口转向扩大内需。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只有主要依靠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才能带来持续增长。

怎么创建幸福中国

不少人认为，幸福是人的主观感受，不能度量，更不能成为目标。幸福是人的重要需求获得满足而产生的愉悦感，是需求客观性与感受主观性的统一。尽管人们的需求因人而异、千差万别，但通过对产生幸福感的需求进行归纳和研究，可以找到共同的层面，这就是来自物质层面的满足感、来自情感层面的快乐感、来自精神层面的价值感。由于个体的认知差异与价值选择，对相同的生存状态会产生不同的感受，但这并不能否定为满足人的幸福需求而努力的必要与可能。对幸福需求是可以量化、测量的，这就是幸福客观指标评价体系，可简称为幸福度。对幸福需求满足而产生的感受与体验，采用量表的方式测量，这就是主观幸福感测评，可简称为幸福感。幸福度与幸福感加权就是幸福指数，成为评价幸福的测量工具。

  制定《幸福中国客观指标评价体系》，将中国全面小康的六大基本特征，即经济殷实、物质低耗、环境清洁、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精神愉悦分解为统计指标进行测评。制定《幸福中国主观指标评价体系》，从生活状况满意度、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治理满意度、生态环境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婚恋家庭满意度、自我状态满意度、中国未来满意度等方面，进行随机抽样调查，由调查对象打分。

 《幸福中国客观指标评价体系》统计的幸福度与《幸福中国主观指标评价体系》反映的幸福感加权，就是中国的幸福指数，以此考核各级政府。

幸福中国是价值理念重塑。幸福中国的价值目标、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从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财富最大化转为资源有限条件下幸福最大化。

对政府来说，执政理念要从以发展为目标转向以幸福为目标，这不是不要发展，而是发展的方式和成果的分配要以民众幸福为原则，这就是科学发展。民众幸福了，社会就和谐，也就实现了以人为本。因此，建设幸福中国就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化、目标化、制度化，体现了为民谋幸福的立党宗旨和让人民过幸福生活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真谛。

对民众来说，人生目标要从挣钱第一转为幸福第一，这不是不要挣钱，而是让民众懂得怎么挣钱和钱怎么花才幸福。幸福不仅来自物质层面，还来自情感层面和精神层面。以追求幸福为人生目标，倡导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自然的道德观，以改善社风、民风。

幸福是可以成为信仰的，产生自我约束、热诚追求的自觉。今天，中国人的大多数没有信仰，所以，为了钱，什么都敢干、什么都不怕。重建信仰，是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

今天，全世界主要有五大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儒学、共产主义。前3个是宗教信仰，以来世幸福为终极。后二个，一个是道德信仰，一个是社会信仰，以追求现世幸福为目标。

所谓信仰，就是人的终极追求与心灵的敬畏。基督教信仰是上天堂而敬畏上帝。佛教信仰是进西方极乐世界而敬畏来世。儒教信仰是光宗耀祖而敬畏父母。对不信上帝、不信来世、不信祖宗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能信什么呢？那就是追求人生幸福而敬畏生命。

人生幸福是终极目标，要过得愉快、快乐，过得有价值、有意义。这不是为了上帝、为了来世、为了父母，而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因为对每一个人来说，生命只有一次，而且十分短暂。

确立了这个信仰，就会树立对金钱的正确态度，金钱是幸福生活的物质基础，是幸福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为了幸福，不要昧着良心去挣钱，也不要损害健康去花钱。同样，权力与名誉，只有用来造福社会才会带来幸福，谋取私利就会造成不幸。所以，幸福可以成为当今人类第六大信仰。

幸福中国是社会体系再造。建设幸福中国，横向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所有领域，纵向关系政府、社会、民众等所有层面，是中国的全系统、全社会的改造工程。

建设幸福中国，改变了评价目标，也改变了评价主体，由反映民众幸福的幸福感与幸福度合成的幸福指数代替GDP，用以考核政府的政绩，每年由政府提出整改措施，民众参与，人大审议。从民众幸福入手导入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改革与建设，这将从根本上改善政府行为，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公共决策的改进、社会治理结构的改善，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建设幸福中国，还要改善社会行为。创建幸福社区，居民幸福成为社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建幸福企业，股东满意、员工满意、顾客满意成为企业治理准则。创建幸福学校，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学生的幸福人生打基础。发育各种社会组织和自治组织，依靠社会力量及民众自身的力量，健全公共服务，提高幸福感。

建设幸福中国，还要改善家庭行为与个人行为，推进幸福家庭、幸福人生的建设。政府与社会为民众幸福创造环境，民众幸福不幸福，最终取决于自身。我们要改变一切能改变的，我们必须面对不能改变的。幸福的钥匙在每个人手中。

幸福中国将引领世界

追求“凡人的幸福”，开启了近现代文明。但把“凡人的幸福”误解为感官的享受，物质主义、经济主义、享乐主义成为主流，这就使世界全球现代化走向末路。人类需要开启新的文明。2004年我在《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的扉页中写道：“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幸福，每个人的选择，决定个人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人类的未来”。为此，我写了《21世纪幸福宣言》，提出幸福的来源是：物质、情感、精神层面，鼓励人追求物质幸福的同时，重视情感幸福与精神幸福的追求。幸福的途径是：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激励人爱自己，也要爱他人、爱大家。

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走中国的幸福之路，实现新转折，走向新时代，创造新文明，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的幸福之路可以为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提供示范和榜样。占世界5%的人口，消耗世界30%资源的美国绝不是世界的榜样与未来。

中国要提高国际地位，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经济、军事实力固然重要，但主要是文化，核心是世界人类可接受、学习、信仰的价值观。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我们不应该是僵硬的教条主义者。我们不能向世界输出社会主义，但我们可以向世界提供人民幸福的榜样与示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造就人类幸福的社会，否则怎么完成共产党人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使命。创造幸福中国，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才真正具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这也才真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面对世界动蕩的百年大变局，中国最重要的是让中国人民幸福。

注释

（1）转引自冯俊科著《西方幸福论》笫130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2）转引自冯俊科著《西方幸福论》笫135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3）转引自冯俊科著《西方幸福论》笫136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4）转引自冯俊科著《西方幸福论》笫166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5）转引自冯俊科著《西方幸福论》笫21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6）转引自冯俊科著《西方幸福论》笫220、221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7）转引自《地球告急》第361页，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8）《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第120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9月第1版

（9）《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第75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9月第1版

（10）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第27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11）转引自郝永平、冯鹏志著《地球告急》第313页，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12）阿.汤因比、池田大作著《展望二十一世纪》第111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1985年11月第1版

（13）叔本华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455、449页，转引自袁贵仁主编《对人的哲学理解》第34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

（14）王进著《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第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15）转引自郑易生、钱薏红著《深度忧患》第44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