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劃： 王璞     主筆：賴明明

人類社會經過一段時間發展之後，往往會面臨新的問題，需要尋求新的發展模式。當人類社會站在發展的十字路口時，徬徨並不值得擔憂，因為徬徨恰如同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摸索。短時間的徬徨正是為了更長時間的發展積蓄力量，偉大的思想往往產生於人類變革的時代。古希臘思想與文化孕育了西方文明，春秋戰國諸子百家點燃了中華文化綿延千年的繁榮。

當今，全球正處於發展的十字路口，全球政治經濟正處於巨大的變革時期，中國也正經歷著有史以來最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新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

一、全球發展模式的困惑與探索：從蘇聯體制到華盛頓共識

自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共產黨失去執政地位及由15個加盟共和國組成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解體以來，美蘇冷戰宣告結束。人類第一次大規模公開宣稱探索最優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競賽也有了最終成績單，那就是市場經濟優越過計劃經濟，西方民主制度優越於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制度。

其實，早在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經濟學界爆發了一場關於社會主義公有制下的計劃經濟是否可行的辯論。當時知名的經濟學家都捲入了這場辯論，米塞斯與哈耶克成為批判蘇聯體制的旗手。米塞斯在一篇題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計算》的文章中否認社會主義能夠通過計劃經濟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古典自由經濟學派代表人物哈耶克從米塞斯的論點出發，在《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不僅斷言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破產，而且認定計劃經濟是通往奴役之路。

對於美蘇冷戰進行深刻反思的思想成果當數《歷史的終結 》，1989年，美國新保守主義期刊《國家利益》發表了這篇文章。弗朗西斯·福山在文中準確預言了蘇聯的崩潰，宣稱冷戰必然以西方勝出而宣告結束，冷戰結束意味著人類意識形態演變的終結，西方民主制度被證明是人類最好的政治制度，市場經濟是人類最好的經濟制度，人類發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為方向的人類普遍史」。

20世紀80年代在里根和撒切爾的倡導下，作為一種經濟理論的新自由主義上升為資本主義國家的主流意識，也稱為指導發展中國家脫貧致富的經濟政策。其集中體現為華盛頓共識。所謂華盛頓共識是指1990年由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出面，在華盛頓召開了一個討論80年代中後期以來拉美經濟調整和改革的研討會上形成的共識。華盛頓共識可以概括為三大觀點：第一，主張所有制實行私有化；第二，主張資源調劑實行市場化；第三，主張外匯管制實行自由化。

福山「歷史的終結」與華盛頓共識成為了美蘇冷戰後相當長一段時期各國競相模仿與借鑒的發展模式。然後，短暫的璀璨難掩現實的殘忍。隨後，華盛頓共識連遭滑鐵盧。

首先，按照華盛頓共識制定的休克療法不僅未扭轉東歐、俄羅斯的經濟，反而令其陷入崩潰的邊緣。1991年秋，俄羅斯總統葉利欽依據華盛頓共識、在經濟學家蓋達爾的協助下制定了一系列「休克療法」的經濟政策，放開一切價格管制，把工廠和土地私有化，大量削減政府支出，實行強硬的貨幣政策，取消外匯管制。俄羅斯陷入了長達四年的經濟衰退，直到1995年底仍沒有結束。四年間，俄羅斯經濟衰退達到了40%。休克療法也沒有控制好通貨膨脹，到1995年底，消費品價格與1991年底相比上漲了1411倍。此外，俄羅斯社會貧富分化加劇，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從1992年的0.289上升到1999年的0.394，給俄羅斯社會穩定造成了極大危害。

其次，華盛頓不僅無法消除全球金融危機，反而令金融危機頻繁發生。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令東南亞哀鴻遍野，其中導致亞洲金融危機無法遏制的一個根本原因就是東南亞國家按照華盛頓共識設計的外匯自由兌換機制，在金融危機爆發後，沒有外匯管制的泰國、印尼的本幣暴跌，引發全面危機。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海嘯，全球股市、債市暴跌，雷曼兄弟等金融機構倒閉，時隔十年金融危機再次造成全球經濟的劇烈動蕩與大幅度下滑。

華盛頓共識既無法引導東歐、俄羅斯經濟轉型，無法讓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也無法解決發達國家自身的問題，無法消除金融危機對世界的威脅。無怪乎，2012年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英國央行，發表演講並質疑為何沒有任何一位經濟學家、任何一位金融高官對本輪金融危機發出預警？英女王的質疑令央行官員們頗感尷尬。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科技發展高速化的今天，華盛頓共識無法通過監管約束資本，也無法消除資本逐利導致的金融欺詐，忽略全球經濟合作與協調發展的華盛頓共識已經被證明非全球發展的普世模式。

福山值得贊賞之處，就在於他是一個敏銳的觀察者，思想能夠與時俱進。西方市場經濟及民主政治面對金融危機束手無策，促使作為學者的福山冷靜思考。他在《歷史的未來》中修正了之前全面肯定西方制度的觀點，表達了對飛速發展的中國經濟、穩定和諧的中國社會的尊重。福山從對自由民主制度的熱情鼓吹者轉向冷靜的反思者，他承認中國模式為西方提供了啓發。

除了福山對資本主義模式提出質疑，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也對資本主義制度提出了批評。皮凱蒂用嚴謹的統計與計量方法，對自18世紀工業革命至今的財富分配數據進行分析，認為不加制約的資本主義導致了財富不平等的加劇，利伯維爾場經濟並不能完全解決財富分配不平等的問題，建議通過民主制度制約資本主義，這樣才能有效降低財富不平等現象，保持社會平穩健康發展。

美蘇冷戰結束只是宣告了蘇聯政治經濟體制的失敗，只能證明西方市場經濟與民主制度優越蘇聯政治經濟體體制，但是，並不能證明華盛頓共識就是全球經濟發展的普世道路。當西方被金融危機折磨得焦頭爛額之時，中國卻以高速、穩定的發展展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道路優勢、模式優勢。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十字路口，全球的焦點聚焦中國。

二、中國發展模式的優勢與困惑：從北京共識到經濟新常態

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以來，在華盛頓共識黯然失色之際，平穩發展的中國經濟給曬出了最耀眼的成績單，北京共識引起了全球的關注。

北京共識有三大主張：第一，不照搬國際經驗，而是把國際經驗與本國國情結合起立制定政策；第二，經濟上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但是政府不放棄在宏觀調控中扮演積極角色；第三，循序漸進，摸著石頭過河，例如，設立特區探索不同的發展模式。北京共識不是中國人自己的定義，而是美國《時代》週刊高級編輯、美國著名投資銀行高盛公司資深顧問喬舒亞·庫珀在2004年英國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發表了一篇調查論文上首次提出。

北京共識其實就是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的偉大實踐的總結。1982年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致開幕詞時，第一次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嶄新的命題，他指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改革開放令曾經啼飢號寒的億萬中國人，告別了積貧積弱的悲慘命運，迎來了全面小康的光明前景。國家統計局最新年度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GDP為744127億元，比上年增長6.7%。全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53980元，比上年增長6.1%。全年國民總收入為742352億元，比上年增長6.9%。國民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實現中高速增長，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不斷提高，經濟發展新常態特徵更加明顯，實現了「十三五」良好開局。雖然低於7%的GDP增速被外界質疑中國經濟陷入困境，其實，在中國經濟新常態下，6.7%的GDP增速符合預期，這一增速也是其他經濟體只能望其項背的。

當前，與中國發展有關的兩大問題需要從理論與實踐上進行解答。

第一，中國能否持續發展的問題，也即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當前
，一方面國際社會從蘇聯體制轉到華盛頓共識的信心並沒有鞏固下來，華盛頓共識未能成為普世共識，福山「歷史的終結」最終並未終結。在這樣的態勢下，北京共識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但是，另一方面國際社會看好北京共識並不能消除內部對可持續發展的擔憂。經過改革開放30，中國發展的成績是舉世公認；然而，成績的背後卻是積累下來的問題也是嚴重的。官場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泛濫，「裸官」、「走讀」、「吃空餉」、「收紅包」、庸懶散拖、高高在上、揮霍浪費、脫離群眾現象嚴重，經濟發展忽略環境保護，基尼系數擴大貧富差距加大……這些都成為民眾詬病的靶子。

第二，中國發展壯大後能否改變世界格局的問題，也即中國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問題。儘管基辛格、李光耀、蒙代爾、斯蒂格利茨、薩金特……無論政治明星，還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國際社會看好中國模式的大有人在。與此同時，唱衰中國的聲音卻此起彼伏。即便不唱衰中國，質疑中國持續發展會改變國際格局的擔憂從未消停過。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中分析了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戰爭，認為當一個崛起的大國與既有的統治霸主競爭時，雙方面臨的危險多數以戰爭告終。國際關係史上因後起力量叫板國際社會現有權威而導致的戰爭多如牛毛。兩次世界大戰皆因後起的德國挑戰老牌帝國英國而起。

如上兩大陷阱與難題，既是中國的問題，也是關乎國際社會發展及國際格局穩定的問題。中國發展再一次與國際發展密切結合在一起。

三、馬克思主的中國化：從習近平系列講話到習近平思想

在中國、乃至全球發展十字路口上，中國既有責任對全世界答疑解惑，也有信心發出中國聲音，為人類發展貢獻中國思想。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的徵程中，習近平以大無畏的改革創新思路、非凡卓越的理論見識、堅韌不拔的擔當精神、「知行合一」的領導才能，圍繞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發表一系列重要講話，推動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形成一系列相互聯繫、相互貫通的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習近平一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構成了習近平思想，習近平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最新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

第一，針對國際社會對中國迅速崛起後，必將與美國、日本等舊霸權國家發生衝突的擔憂，破解如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首先，強調中國是國際社會的和平力量能夠跨越「修昔底德」陷阱。2012年11月15日，習近平在十八大中外記者見面會上指出，「中國需要更多地瞭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瞭解中國。希望記者朋友們今後繼續為增進中國與世界各國的相互瞭解作出更多的努力和貢獻。」 2013年4月7日習近平在博鰲論壇發表了題為《共同創造亞洲和世界的美好未來》的主旨演講時指出，「和平是人民的永恆期望。和平猶如空氣和陽光，受益而不覺，失之則難存。沒有和平，發展就無從談起。

國家無論大小、強弱、貧富，都應該做和平的維護者和促進者，不能這邊搭台、那邊拆台，而應該相互補台、好戲連台。」2014年1月 2日，習近平在《世界郵報》創刊號的專訪中強調，「我們都應該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強國只能追求霸權的主張不適用於中國，中國沒有實施這種行動的基因。」 2014年3月27日，習近平訪法出席中法建交50周紀念大會致辭時表示，「拿坡侖說過，中國是一頭沈睡的獅子，當這頭睡獅醒來的時候，世界都會為之發抖，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但這是一隻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2015年4月22日，習近平赴印度尼西亞出席亞非會議和萬隆會議六十週年紀念活動，在發表題為《弘揚萬隆精神 推進合作共贏》的重要講話中指出，「要摒棄冷戰思維、零和博弈的舊觀念，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安全的新理念，堅持通過對話協商和平解決分歧爭端，共同應對恐怖主義、公共衛生、網絡安全、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問題和全球性挑戰，建設命運共同體，走出一條共建、共享、共贏的安全新路，共同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2015年9月22日，習近平在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市出席華盛頓州當地政府和美國友好團體聯合舉行的歡迎宴會時指出：「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其次，為了減少大國之間的戰略誤判重新定義中美關係為新型大國關係。2012年2月12日，習近平在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前夕接受了美國《華盛頓郵報》書面採訪時指出，「寬廣的太平洋兩岸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我們歡迎美國為本地區和平、穩定、繁榮發揮建設性作用，同時希望美方充分尊重和照顧亞太各國的重大利益與合理關切。」。2013年6月，習近平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安納伯格莊園同美國總統奧巴馬共同會見記者時表示，「面對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和各國同舟共濟的客觀需求，中美應該也可以走出一條不同於歷史上大國衝突對抗的新路。雙方同意，共同努力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相互尊重，合作共贏，造福兩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國際社會也期待中美關係能夠不斷改善和發展。中美兩國合作好了，就可以做世界穩定的壓艙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2014年7月，習近平在北京舉行的第六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第五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聯合開幕式上致辭時指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是一項前無古人、後啓來者的事業，沒有現成經驗和模式可以照搬，出現一些困難甚至波折不足為怪。有問題並不可怕，關鍵是我們要共同解決問題，而不能被問題牽著鼻子走。」

再次，將和平發展與強軍建設結合起來。2017年7月30日，習近平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週年發表重要講話指出，「我們要深入貫徹黨的強軍思想，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努力實現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把我們這支英雄的人民軍隊建設成為世界一流軍隊。」「我們的英雄軍隊有信心、有能力打敗一切來犯之敵！我們的英雄軍隊有信心、有能力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我們的英雄軍隊有信心、有能力譜寫強軍事業新篇章，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維護世界和平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第二，針對國內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與矛盾，破解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首先，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及現狀做出了準確判斷。2014年11月9日，習近平出席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並作題為《謀求持久發展 共築亞太夢想》的主旨演講。習近平指出中國經濟呈現出新常態，有幾個主要特點：一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第三產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城鄉區域差距逐步縮小，居民收入佔比上升，發展成果惠及更廣大民眾。三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其次，把經濟發展與反貪腐有機結合起來。2014年1月14日，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發表講話指出，「反腐敗高壓態勢必須繼續保持，堅持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對腐敗分子，發現一個就要堅決查處一個。」「打鐵還需自身硬。我們的責任，就是同全黨同志一道，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切實解決自身存在的突出問題，切實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群眾，使我們的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再次，把經濟發展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結合起來。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擺在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民惟邦本的理念、執政為民的信念、為民服務的宗旨始終貫穿於黨和國家奮力前行的每一步，提出了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習近平系列講話圍繞「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這一目標，強調「決不能讓困難地區和困難群眾掉隊」；全面深化改革，重視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全面依法治國，要求「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全面從嚴治黨，堅決打掉隔開黨和人民的「無形的牆」。

第三，以中國夢引導中國模式的發展方向。

中國夢，是習近平提出的重要指導思想，是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

2012年11月29日，習近平率領十八大新領導成員在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第一次闡釋了「中國夢」的概念。習近平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中國夢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來以來最偉大的夢想，中國夢是一定能實現的夢想。

2013年3月17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閉幕會，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他在講話中重點闡述了「中國夢」的內涵，指出「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生活在我們偉大祖國和偉大時代的中國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習近平說，「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這就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

首先，中國夢是人民地美好生活的嚮往。美國人有美國夢，歐洲人有歐洲夢，中國人有中國夢……夢想，是天賦人權；是每個人、每個民族、每個國家與生俱來的權利！沒有夢想是可悲的，對美好夢想沒有堅定不移、矢志不渝的追求同樣可悲！西方的理想國與東方的大同世界，無論怎樣的幼稚與天真，它卻蘊含著兩層意思：首先，從橫向觀察，它是地球人的共同理想。人類無論處在東半球、還是西半球，無論是黃皮膚黑眼睛、還是金色頭髮藍眼睛，嚮往美好的理想國與大同世界是人類共同的夢想；其次，從縱向觀察，它是人類童年的夢想。恰因它是人類童年的夢想，因而表白得真實，高貴得單純，靜穆得偉大。正如馬克恩在評價古希臘藝術時所說，希臘藝術的魅力在於它是人類童年時期的產物，而童年一去不復返，因而也是永恆的；同樣地，理想國與大同世界的夢想之於人類也是永恆的。

其次，中國夢是「國家夢，民族夢，人民夢」三位一體。我們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從未像今天這樣接近。中國夢——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夙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形象表達，華夏兒女的共同理想，每個中國人的中國夢。中國夢可以概括為「兩個一百年」，即是兩大「建成」，第一，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1921+100=2021，即2021年）；第二，在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1949+100=2049，即2049年）。「兩大一百年」是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奮鬥目標——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兩大一百年」奮鬥目標是實現「中國夢」的基礎。從橫向維度觀察，中國夢是國家復興之夢，民族復興之夢，也是個人幸福之夢。中國夢內涵的最大特質就是把國家、民族和個人視為「三位一體」的命運共同體，把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和每個人的具體利益都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實現中國夢，就是實現民眾的夢，就是實現民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中國夢實現的過程就是解決民眾關心一件又一件具體事情的過程。只有將這樣，才能使人民群眾感受到中國夢與切身利益相關，中國夢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是真實的、可以實現的。

再次，中國夢是「和平夢，發展夢，和諧夢」三位一體。和平與發展是人類永恆的主題。但是，人類的和平向來是稀缺產品。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確立了國家主權平等原則，創立了以國際會議解決國際爭端的先例，是近代國際法的源頭，是國際關係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但是，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並未締造持久的、真正的和平。基辛格在《論世界秩序》一書中敘述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來400多年的大國興衰，感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只能維繫短暫的均衡，不能保持長久的和平，強國之間一而再、再而三以戰爭方式爭奪世界權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建立的聯合國及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卓有成效地彌補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缺陷——大國之間建立了避免戰爭與衝突的有效機制；但是，依然未能建立避免地區性衝突的有效機制。世界和平呼喚和平力量，呼喚和平文化。中國歷來崇尚「和為貴」，中國夢是和平夢。

中華民族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歷來崇尚「和為貴」。中華民族有著愛好和平的優良傳統。全世界的兵法都在告訴我們怎麼樣去打勝仗，只有中國的兵法告訴我們，最好不要打。《孫子兵法》中的《謀攻篇》中指出「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第四，堅持文化自信是習近平思想的核心內涵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成為經濟學思想與理論的競技場。馬克思的勞動創造財富論，亞當·斯密的分工創造財富論，科斯的產權創造財富論在中國爭奇鬥妍。產權經濟學創始人、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納德·科斯高度評價中國經濟的成就，他表示「中國的奮鬥就是全人類的奮鬥」，「自己有生之年沒有到過中國是終生莫大遺憾；但是，看到中國經濟的崛起是有生之幸」。

「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三個自信」的核心是文化自信，從「三個自信」擴展到「四個自信」，不是簡單的量的疊加，而是質的飛躍。

所謂文化自信，就是指樹立對五千多年文明的自豪感，樹立對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五千多年中華民族文明史源遠流長、從未斷流，中華民族創造了燦爛文化，具有跨越時空的永恆魅力與現代價值，這正是中國文化自信的底氣所在。 文化自信是「制度自信、理論自信、道路自信」的歷史淵源。2014年2月24日，習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淵源、發展脈絡、基本走向，講清楚中華文化的獨特創造、價值理念、鮮明特色，增強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除了經濟實力之外，以民族精神為核心的文化軟實力是綜合實力的內核，繼承與發展中華傳統文化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條件。

人類文明的每一次拐點，都離不開思想先導與知識變革；人類文明每次邁上一個新台階，其實也是人類思想史邁上了一個新的台階。習近平思想的價值不僅體現在是引導中國可持續發展的思想，而且體現在具有可供發展中國家借鑒的全球價值，習近平思想是中國對人類社會邁向繁榮富強的中國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