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一个商人、技术官僚或专业技术人士，而非选择一个政党政治代表出任行政长官对香港是否真的有利？恐怕未必。曾荫权2007年以三高（高提名、高得票、高民望）形势胜任第三届特首后，人们普遍对他期望很高。然而，五年以来，港人看不到他的治港班子给香港带了多少新思维，民望反而不断下跌，直到最近还发生了全城“倒曾”的浪潮。唐、梁在这次选举中占据优势，很大程度还是惯性使然。在政党政治发育完整之后，香港是否还会秉持“公务员治港”的思路，就难说了。

       香港政治的现状可以与前不久才进行大选的台湾政治状况进行鲜明的对比。由于两岸政策、族群问题和历史恩怨，台湾蓝绿两党的争执异常激烈，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台湾议员打架等场景。然而由于政务官/事务官（政治家/公务员）的有效分离，台湾当局施政上仍然维持了相对的稳定，而轮替的位置则让政坛时刻保持着活力，有更多敢想敢做的施政者。相比起来，香港公务员大多因循守旧，活力不足。这就是为什么台湾政治的清廉程度远不如香港，官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也不如香港高，但1997年以来，台湾人均GDP增长了43.3%而香港只有25.7%的其中一个原因。

       有舆论认为，“公务员治港”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香港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长远而言，执政党结合部长制才能令香港有效推行施政；若高官问责制只是政治任命局长，而没有政党政治作配合，很难改善特区的施政——特首领导的问责高官们在立法会一票都没有，可能会导致政策空转。一旦特首的“民望”不济，发展的时机很可能就在无尽的内耗中错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