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这一年的全国两会，可以说是中国布局深化改革一个新起点。会上，代表、委员们的议案、提案，紧扣改革与民生，引发广泛关注。人民网在2015两会前夕采访了多位在2014年两会中“高光”代表、委员，了解他们这一年“去哪儿”了，都在忙碌什么？如何履职？2015年两会有何关注点？

1政协委员

葛剑雄：提案直指年底突击花钱

葛剑雄

70岁的葛剑雄，任全国政协常委已有8个年头。他有着诸多头衔，最新的是“历史地理学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

2012年两会，在政协教育界联组讨论时，葛剑雄当面质问教育部长考研泄题事件的处理结果。2013年两会，他建议制订“离任国家领导人礼遇条例”。2014年两会，他批评高考改革“隔靴搔痒”……
葛剑雄的敢言，不仅是在两会期间。平日里，他的发声也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去年12月底，他的一篇文章《被高估的民国学术》，引发了学术与人品、思想的讨论。
为了配合记者的发稿时间，2月初的一个晚上，9点钟，刚刚从广西调研结束回到上海的葛剑雄来不及休息，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他的务实、高效与和善，同他的敢言，一样让记者印象深刻。 

“我认为正确的提案就会继续提”
问起2014年的提案回复情况，葛剑雄直言：“多数都是有答复的，当然有些答复未必按照我的意愿办。也许我考虑的方面不是很全，但是我认为正确的提案，会继续提。例如关于设置国家财政年度的提案，我至少提过两次了。”
财政年度又称预算年度，是指一个国家以法律规定为总结财政收支和预算执行过程的年度起讫时间。葛剑雄表示，目前我国财政年度起止日期一直是1月1日到12月31日。而全国人大于每年3月初召开时，该年的财政预算往往尚未批准，“一二月份的钱还没审批呢，政府就先开始花钱了”。
在葛剑雄看来，财政年度不统一还有另一个弊端：经过审批，往往下半年钱才到位，于是上半年没钱花，年底突击花钱。此前，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时期，葛剑雄对此深有体会：往往到每年9月份钱才拨下来，那前9个月买书钱怎么办？他建议明确以每年人大召开后的某一天，如4月1日或5月1日为财政年度的起点。
“财政部答复我说我们国家其他事情都是按照公历年份执行的，如果财政年度不按照公历年份执行，也会有一些矛盾。此外，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财政年度都是按照公历年份的。”葛剑雄对这个回复并不满意，“今年两会我还会继续提”。
这并非是葛剑雄第一次为提案“较劲”。 2008年，葛剑雄进入全国政协并当选为常委。当时陕西“周老虎”事件正闹得沸沸扬扬，葛剑雄的“第一剑”就是提交提案直斥“周老虎就是纸老虎”，当地政府处理不妥。2012年，当面质问教育部长考研泄题事件的处理结果，更是让葛剑雄获封“葛大炮”。2013年3月11日连任全国政协常委后，其提案依然保持“火爆”的风格：建议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建议制订“离任国家领导人礼遇条例”……

“有机会我都会发言”
2014年8月，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向常委会脱稿作了一个多小时的报告，更安排了半个小时和常委们交流。这在政协常委会上是第一次。
葛剑雄是第一个向王岐山提问的。外界有疑问提问是不是事先安排好的，葛剑雄觉得好笑。“我在政协常委会发言一直是比较积极的，我们都不是专职的，一年就这么些机会，所以有机会我都会发言，这也是委员履职的要求。”
“我开始站着讲，但离话筒远，这时有人说坐着说吧，我就坐下来讲了。”葛剑雄很赞同这种可直接与报告人交流并提问的方式，他的问题是“反腐败治标和治本的时间表”，王岐山的回答让他很满意。
此后，不止一次被媒体问及对反腐的看法，葛剑雄认为“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还有相当艰巨的任务。根本的解决之道还在于建立制度‘防腐’，即在破的过程中去建设。”
葛剑雄表示，他每次发言都会遵守两条红线。“一条是宪法，一条是政协的章程。作为一个政协委员，发言也好，提案也好，都不能够违背这两条。”

“不管提什么内容都是考虑成熟的”
2014年两会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葛剑雄曾如是说：“每次提案我都提不大不小的问题。”他解释说，十八大已经把国家的大政方针都定下来了，政协当然是要遵循这个方针。有关这一方面不是我们政协要讨论的，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太小的事情直接跟政府有关部门提提建议就可以了，有的跟地方部门提就可以了。
2014年两会期间，葛剑雄在《新京报》上发表《我的提案为何最短》，文中介绍，数量上，其每年都要提交好几个提案，多的时候一年提交十几个提案。字数上，一般都是三五百字，六百字都算多的了。
葛剑雄总结自己的提案有个大致的范式，就是“缘由+建议”。以他2014年提交的《关于改善出版事业的提案》为例，缘由就是“为繁荣学术，鼓励创新，发展文化产业，改革不合时宜的制度和规定”，建议就是“取消书号限制”、“逐步增加刊号”、“撤销有关稿费指导性意见的文件”和“高稿费(版税)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标题和标点在内一共才212个字。此前，他有一个《关于全面完善义务制教育的提案》，谈教育均衡化的，被全国政协评为优秀提案，加起来不过600来字。
但是，写提案的要求并没有随着字数减少而降低。“不管提什么内容，都是考虑成熟的，具体的，可操作的。”葛剑雄认为，如果还没有考虑好，可以作为社情民意来反映，可以提出来供政府参考，而不必要用提案的方式。
这一点正好应和了《政协全国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有关提案的基本要求：“科学性”、“可行性”、“实事求是”、“有具体的建议”。

“我们不能只盯着高考”
从1950年上小学开始，50余年来葛剑雄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校：三分之一读书；三分之一教中学，三分之一当大学教师。“虽然谈不上有什么经验，至少也是以往半个世纪中国教育的亲历者。”葛剑雄认为有义务贡献自己对教育的想法。作为教育界别的政协委员，他几乎每年都会提有关教育的提案或建议。2011年，建言“均衡各地高考招生比例”。2014年，批评高考改革“隔靴搔痒”。
“教育是国之根本，我们不能仅仅只盯着高考，老抓着末端的事情。当务之急是解决好义务教育的问题。”葛剑雄认为，目前全国仍然有八千万贫困人口，这些贫困家庭，父母一代没受过什么教育，他们的孩子只能靠义务式教育。否则长大后就会变成新一代的贫困人口，还会连带产生其他方面的社会问题。
刚刚从广东、广西农村调研回来，葛剑雄感慨到，“农村的教育还差的很远。”他们此行到过的广西某个村的学校，60几个学生，仅有的3名老师包揽了所有的课程。但是没有一个老师懂英文，这门课程只能被搁置。
葛剑雄建议，国家应加大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提高教师的待遇，解决好住宿、交通等方面的问题，让优秀的教师愿意留在农村教书。（来源 人民网 记者 赵艳红 实习生 王晓宇）

汤素兰：最大的不公平是教育的不公平

汤素兰

一级作家，编审，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民进湖南省副主委，2008年起出任全国政协委员至今。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自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起，她创作出版了四十余部儿童文学作品，几乎囊括了所有儿童文学奖。2014年，习近平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提到文艺创作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对此，汤素兰深有感触，“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不容回避”，尤其中国的儿童文学，许多作家把写作当作“生产”，追逐市场利益的最大化。在她看来，一个儿童文学作家，首先应该有守护童年的责任与担当，这种守护是要用优秀的作品传递真善美，为孩子心灵的成长打下明亮的底色。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她十分关爱未成年人，在2014年两会上呼吁教育部门尽快出台权威、专业的防性侵教程，“真正让未成年人得到防性侵安全常识的普及”。日前，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份提案去年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重视。今年两会，她想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建言，同时也将一如继往地在促进全民阅读、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

2014年保护女童防性侵的提案获有关部门重视
“目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防性侵教育还止步不前”，汤素兰在她2014年的提案中如是写道。去年发生的几起女童遭性侵事件让她感到痛心，“作案人是未成年人的老师、邻居、校车司机等；案发时，多数女童竟不知道自己受到侵害。所以，让孩子知道什么是性侵、如何保护自己是非常重要的，这一课需要家庭或者学校为女童们普及”。
汤素兰很赞同一些律师提出来的建议，赞成废除“嫖宿幼女罪”，如果有这一项罪名的话，很容易把强奸行为辩解为嫖娼，是对性侵女童犯罪大开绿灯。她还希望提高幼女的年龄标准，将18周岁的未成年人均称为儿童。
“去年我提出的关于保护女童防性侵的提案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汤素兰告诉记者 “保护女童需要全社会长期关注，切实重视起来，需要学校、家庭、社会联动。我希望全社会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都有一种责任与意识。这就需要政府的倡导与作为，尤其对于《未成年人保护法》要修订并加大宣传力度，让其深入人心”。汤素兰还指出，从目前曝光的性侵未成年事件看，其实被性侵的不只是女童，也有男童。这也是需要引起注意的。
除此之外，汤素兰还有一份关于传统文化进校园的提案，得到了教育部的重视，“前几天教育部还打电话跟我说这份提案很有意义”。

履职感言“我不只是我自己，肩负着许多人的期望与嘱托”
谈到政协委员这一身份，汤素兰说，在担任政协委员之前，自己对政协委员是什么一无所知。五年期满时，她写了一篇题为《我不只是我自己》的履职感言：“突然之间，发现我不只是我自己了，我还肩负着许多人的期望与嘱托。于是，原以为与我离得遥远的国家大事，社会民生，活生生地摆在我的眼前，让我不得去关心它，了解它。”这种关心与了解使她的生活与之前单纯当一个作家不同，让她对中国社会有了更多了解，也学会更全面看问题。
对于政协，汤素兰有自己的看法。她认为，政协委员大多数都是各个行业的专业人士，对于自身行业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比较了解，因此反映的情况、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建议，对于政府职能部门的决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回望2014年，汤素兰觉得很充实， “除了教学、写作之外，还去了全国各地的多所学校进行阅读与写作的讲座，为孩子们播洒爱读书的种子；在长沙的橘子洲头和朋友们一起发起了‘绿草地阅读行动’，呼吁家长带领孩子们走进大自然，走进书的天堂；还担任了‘绿草地阅读行动的大使’；也去了贵州和湖南湘西等地进行社会服务和调研，为湘西一所偏远学校捐建了一个阅览室。”

2015年两会将建议让偏远地区孩子就近入学 提高乡村教师待遇
“在各地的学校做讲座、调研的过程中，让我感受最深的还是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城市与农村的教育设施、师资水平差距极大”，汤素兰说，前几年乡镇撤校并点之后，不少偏远地区的孩子上学极为不方便，并且存在诸多安全隐患。“最大的不公平就是教育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会带来恶怀循环，越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孩子，越不能得到好的教育，如果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很难创造美好的未来”。
今年的全国两会，汤素兰想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提出一些建议。希望国家做好偏远乡镇教学点的布局，包括调整生师比例，让孩子们尽可能就近入学；希望国家在制度设计与财政投入上做好保障，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让他们活得体面尊严，，才能安心工作，教书育人。
除此之外，她说，在促进全民阅读、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方面，也还会一如继往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来源 人民网 作者 刘融)

姜昆：作品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姜昆

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二十多年来，姜昆一直关注文化和教育领域，提出了诸多专业的、高质量的提案。去年两会关于对领导干部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提案更是引发热议。
过去一年，65岁高龄的他屡赴基层，参加了近一百场慰问演出，“创作老百姓喜欢的作品”是他不变的追求。
近日，刚刚结束个人专场演出的姜昆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的仗义执言和幽默风趣令记者印象深刻。

“公务员应当补好中国传统文化这个课”
2014年两会，姜昆关于公务员和领导干部要系统补习传统文化的提案引发舆论热议，获得众多网友好评。
“一些官员之所以腐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失去了我们民族固有的品质，包括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传统价值观都淹没在他们个人的贪欲中。为什么过去有那么多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能固守清贫、两袖清风，有自己的品德和气节？就因为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扎根特别深。”姜昆表示，“现在很多官员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不够。所以我认为公务员应当补好中国传统文化这个课，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智慧、汲取营养，通过传统文化的学习、熏陶，坚守民族气节，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永远保持一颗正直、忠厚之心。”
“我们民族的很多清风正气已被庸俗的、市侩的文化侵袭腐蚀，社会的浮躁让人感到非常痛心，这还涉及到一个媒体导向的问题。”姜昆指出，媒体自身也要坚守社会责任，坚持传播正能量。
“作为政协委员，必须要尽责。看到问题我就是一定要说出来，至于具体如何操作，则需要政府部门出台政策，不断完善。”姜昆介绍，“我当了二十多年政协委员，历次提案多和文化、教育有关。比如我关于加强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的提案，得到了教育部门的响应，香港还接受了我们编的民族传统文化教材，在各学校推广。之前我提出的治理网络‘灰色地带’、净化小剧场环境、保护著作权等也都得到了相关部门的回应。”

“创作百姓喜欢的作品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不管是作为政协委员或是其他身份，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出作品。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告诫我们，创作是中心任务，作品是立身之本。没有作品，搞的再热闹再花哨也是不行的。”
谈起近日在京上演的从艺40周年个人相声专场，姜昆表示，此次演出不仅是对他艺术生涯的回顾，更是想藉此体现“创作百姓喜欢的作品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有朋友问现在怎么看不到我的相声了，我就告诉他们‘我的相声是在老百姓当中演、到基层演’。比如我的新作《虎口‘瞎’想》，融入了很多时代元素，反映了当今社会的一些弊端，再加上用现代语言风格演绎，演出中受到观众交口称赞，‘笑’果非常好。”
“好的作品要反映人们的生活和喜怒哀乐，承载时代精神，在产生社会效益的同时，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姜昆透露，他们计划在全国巡演一百场，其中五十场公益演出，五十场商业演出，“让我们这些正能量的作品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2014年，姜昆多次到各地慰问演出。“去年演了近一百场。”姜昆表示，“这是志愿服务嘛，我作为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肯定要身先士卒，带头去。”
姜昆还向记者讲述了一次令他印象深刻的经历。去年10月，他们专程来到黄海前哨开山岛，慰问在那儿已经奋战28年的夫妻哨王继才、王仕花。“他们的事迹令我很感动，我一定要为他们送去欢乐。”姜昆表示，“我们去演出的时候，风浪非常大，甚至有一段我是爬着悬崖下来的，退潮的时候都上不了船。”

“今年我就关注曲艺的问题”
“今年我准备提关于曲艺学科建设的提案。曲艺是非常大的一个艺术门类，应该要确立学科地位。曲艺学科的缺失，制约了这门传统艺术在现代社会的传承和发展。”姜昆表示，“我一辈子搞曲艺，作为中国曲协主席，我更要想在前头、做在前头。戏曲、戏剧等都有学科，但曲艺没有。曲艺只有学科化才能更好发展，才能将一些所谓低俗、庸俗的部分规范化，也有利于培养更多优秀的曲艺人才。”
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提案？面对记者的问题，姜昆笑道：“今年我就关注曲艺的问题，别的我不管。你让我去控制雾霾，我也控制不了。我把曲艺搞好就行了。”
姜昆曾20多次登上春晚舞台，近年却逐渐淡出。“我是1983年上的春晚，当时我33岁，现在我们这些人如果还一直占着，那33岁的年轻人怎么站上去。”关于以后是否回归的问题，姜昆表示，“春晚是年轻人的舞台，我觉得不应该让我们再上了，否则年轻人怎么上。应该给年轻人更多锻炼的机会。”（来源 人民网 作者 钟伟）

侯欣一：政协委员要在专业领域里说话

侯欣一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最高人民检察院特约检察员，2008年出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2013年连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自2008年起，他曾多次提交设立“国家宪法节”的提案。

2014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设立国家宪法日为12月4日。作为最初提议者之一的侯欣一感受颇多。“我的提案是设立‘宪法节’，希望这一天能全民放假，真正把它变成一个法定节假日，让大家知道宪法跟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

“政协委员要在专业领域里说话”
谈及全国政协委员这一身份，侯欣一坚持要在专业领域里说话，也一直这样要求自己。“我也算是一个‘老政协’了，还是有很多的感悟。”他认为，界别是政协的最大特点。政协委员不按界别说话，不按自己的专业说话，随便表态是非常不严肃的。“政协委员还要在适当的时机说话。”这也是他对自己的第二个基本要求。
“作为政协委员履职，我个人有个技术性的做法，要适当的跟媒体合作”，侯欣一坦言，在当下社会，无论是政协委员还是学者，不跟媒体合作影响力无法扩大。通过媒体把声音放大，把关心的问题放到媒体上来讨论，会形成更大的力量。
侯欣一对政协的作用有自己的看法，“从中国政协几十年来走过的历程来看，政协是个发展中的政治组织。它的职能等各方面一直在变化和发展，政协还有很大的空间”。

2014年8个提案都得到了回复
2014年9月，国家版权局与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该《办法》已于11月1日开始实施，将原创作品的基本稿酬标准，由1999年《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的每千字30元-100元提高到80元-300元，而原创作品的版税率并未提高，依然为3%-10%。
“此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直使用十几年前制定的稿酬标准，稿酬过低是一个屡被诟病的问题。”侯欣一告诉记者，2014年两会上，他提交的这份提高文字稿酬的提案不光得到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回复，还在下半年具体出台了相应的《办法》，这令他感到十分高兴。
作为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侯欣一去年两会还提出尝试在中小学做人权课程培训。他告诉记者，教育部对提案本身给了很高的评价。
设立“国家宪法日”、提高文字稿酬、在中小学开展人权课程培训、取消律师年度考核制度……侯欣一2014年两会上提交的8个提案均得到有关部门回复。“总的来说各部门都很认真，像教育部等部门回复得都非常详细，希望每个提案都会有具体措施，能够落实下去。”

在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发声
2014年两会刚刚结束后的3月20日，全国政协在京召开了双周协商座谈会，就“安全生产法修正”问题座谈交流。这是全国政协首次组织立法协商。侯欣一受邀出席并在会上发言。
安全生产法修正案草案的相关条款规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由有关主管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侯欣一建议取消由政府主导的安全生产管理员资格证书考试，目的是为了减少行政审批工作。“安全生产管理员资格考试实际上增加了行政审批工作，就考试本身来说，未必对安全生产有很大意义。”他的这条建议后来也被采纳。
“草案的相关条款只规定了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以及须承担的具体法定义务，但却没有规定如果违反了这些条款应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更没有规定实施机制。”侯欣一认为，只有规定了法律责任和实施机制,才能真正发挥安全生产法预防为主的作用。
为此，侯欣一还建议，草案中凡是为生产经营者设定责任和义务的条款，同时均应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和实施机制。

2015年将再建言设立“反就业歧视法”
作为社会科学界的政协委员，2015年侯欣一将继续在教育领域和法治建设领域建言。
自2003年以来，每年全国两会期间都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呼吁尽快制定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反就业歧视法》。今年，侯欣一将继续呼吁国家制定“反就业歧视法”。
“现在社会上的就业歧视现象五花八门”，侯欣一举例说，像性别歧视、健康歧视、户籍歧视等都很普遍，甚至有的用人单位还对相貌、身高提出要求。在南开大学任教的侯欣一对学历歧视问题感受颇深，“许多用人单位在招生时公开说‘非985、211学校不要’，这就是学历歧视”。他认为，用人单位可以对应聘者的知识能力有要求，比如本科、硕士等，“但一个人是不是达到这种知识能力跟毕业学校是否有关系？这不完全绝对”。侯欣一指出，现在这方面存在问题很多，尤其是歧视现象一旦发生还没有救济渠道。
记者发现，有关就业歧视现象被多次公开报道。2015年2月12日，浙江就业性别歧视胜诉第一案当事人小郭联合多位志愿者，集中寄出369封举报信。将五大招聘网站，以及涉嫌发布就业性别歧视信息的369家企业，举报到其所在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侯欣一指出，这类现象主要涉及到公平问题。“法律上讲的平等实际上是机会平等。最后的结果可能无法令每个人都满意，毕竟岗位有限，但不能在设定‘门槛’的时候不给人机会。”
侯欣一建议不光要制定“反就业歧视法”，还有设立专门的机构，如果有人受到歧视，可以向这个机构寻求救济。（来源 人民网 作者 刘融）

2人大代表

郑功成：立法工作不能不“较真”

郑功成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长年致力于民生领域改革探索，如社保制度、反贫困、促进就业、慈善事业等，研究文字常见诸媒体。
在学术高墙之外，他还积极投身公共和社会事务，其中一个重要角色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并已连任三届。2003年，38岁的郑功成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2014年，郑功成出席了全部6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多部法律草案与国务院工作报告、最高法和最高检专题工作报告；主持召开18次慈善事业法立法研讨会，所形成的15份报告最终提交给法律草案起草工作组参考。
虽然在全国人大任职已逾10载，但过去一年的履职经历让郑功成看到了崭新的变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主导权正在逐渐确立，立法先行、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时代已经到来。在他看来，这对立法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更清晰地表明：常委会组成人员拥有的不是政治荣誉，而是实实在在的国家职责。

谈立法工作——审议法律草案更“较真”
立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数字显示，近20年来，我国80％以上的法律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
“过去一年在立法机关工作的最大感受，就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大家都感觉到了立法质量的重要性。”郑功成告诉记者，他发现各位委员对法律草案的审议更较真、更细致了，对环境保护法、预算法、立法法等重要法律的修订均体现出这一点。
“较真精神”在郑功成审议法律草案时也有所体现，常能听到他的改进或反对意见：
在审议政府采购法修正案草案时，他指出现行法律规定对违法行为可以依法取消其进行相关业务的资格，草案改成“可以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其代理政府采购业务”，这是将“禁业”减轻为“暂停业”，法律责任明显减轻；
在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时，他表示草案对网民还缺乏应有的规范，现在谣言满天飞，诽谤、人肉搜索有的已经导致人命案，造成严重后果，不入罪说不过去；
在审议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时，他认为信息披露还要进一步强化，不能搞选择性公开、不能只强调事后公开，而是须全面公开、及时公开、提前公开；
在审议广告法修订草案时，他建议应在草案中对广告代言人作出专门规范，提供负面清单，即规定不可为、不得为的事情，“不能是广告代言人拿了钱，让讲什么就讲什么”。
......
虽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已有10多年，但郑功成坦言，因观点分歧，去年在审议一些法律条文过程中出现了少有的激烈争论现象，这表明大家对于提升立法质量心情迫切。
“必须较真才能促使立法质量得到提升。”郑功成说，“从一定程度上讲，现在的立法就是要规制好政府部门的权力，防止部门利益、地方利益法定化，立法本身也在革命之中。我觉得常委会组成人员都开始具有了这种意识。”

谈监督工作——问部长“难题”得到答案
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及其各部门、各委员会和最高法、最高检工作报告，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重要的监督职责。
在监督政府工作方面，面对面的专题询问更能产生针对性的效果。2014年12月28日，国务院副总理马凯率领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民政部、国家计生委等部门主要负责人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询问，双方交流涉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多个方面。
在这场专题询问中，郑功成向人社部部长尹蔚民“抛出”一个难题：社会保险法和国家“十二五”规划都明确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要实现全国统筹，但目前进展与目标相去较远，“为什么进展这么缓慢，难点在哪里？马上就进入2015年了，工作任务还能不能如期完成？”
对此，尹蔚民应询表示，此项改革从市县开始，逐步往上推进，目前进展到省级层面，除统收统支外，目前大部分省采用省级基金调剂模式，这也是省级统筹的方式。他还透露，争取2015年提出职工基础养老保险金全国统筹的方案。
“我认为尹部长那天回答得还不错，把进展特别是难点公开地说了，按他的说法今年应当会完成，”郑功成说，“我也相信基本养老保险一盘散沙的地区分割局面会走进历史。”
他向记者表示，当天不仅是他，不少常委也都积极发问，体现出对社保制度的高度关注，也可以看到国务院在这方面的工作计划与措施安排，这肯定有利于扩大公众对社保制度改革的知情权，也能够更好地让立法机关对政府工作起到监督、促进作用。

谈权衡角色——履职和研究相互促进
在全国人大的履职工作，每年会占用郑功成80天的时间，还不包括为审议法律草案与有关工作报告所做的必要准备时间。同时，作为一名高校学者，又需要在专业领域不断探索钻研，如何才能分配好时间、权衡好两种角色的关系？
“如果是搞自然科学的可能会辛苦一点，但我本身是研究社会科学的，与全国人大的工作往往可以实现互补。”郑功成告诉记者，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的立法事务很多都与民生有关，他所做的研究也能够用于审议法律、报告等；反过来，审议法律和政府报告也能帮助他开拓视野，对全国情况有更宏观的把握。
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于慈善事业法的立法调研和研究。
2013年，慈善事业法被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2014年初明确由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牵头起草，此后郑功成组织了一个由10人组成的核心研究组，投入了相当的时间与精力开展专题调研活动。
2014年，郑功成先后主持召开了18次专题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数十人参与研讨，最终形成了有关慈善立法框架、国内外慈善立法概况、慈善组织等15个专题研究报告，并全部提交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领导与法律草案起草工作组参考。
“这项工作是有价值的，对法律草案的起草是有直接帮助的。”郑功成向记者介绍，有的建议被直接纳入草案，有的主张在草案中得到体现，有的专题报告虽然无法在草案中占据相应篇幅但也引起有关方面高度重视，得到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与民政部领导的肯定。
从1995年开始就从事慈善事业研究的郑功成，今年依然会带领一批由年轻学者组成的团队，对于慈善事业立法问题攻坚克难。谈到自己这项工作的价值，郑功成展露出学者理性的本色：我们所做的就是分析立法中的关键性问题，客观表达吸收大家智慧后的建议，这可能是为立法所做的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来源 人民网 记者 贾玥）

陈国鹰：建议加强基层环保机构和队伍建设

陈国鹰

第11届、12届全国人大代表，2013年3月任河北省环保厅厅长。

2014年两会期间，环保部公布2013年我国城市空气质量排名，污染最重的10个城市中有7个隶属河北。作为河北省环保部门“掌门人”，陈国鹰成为众多记者追逐的对象。
今年两会前夕，陈国鹰在忙碌的会议工作之余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谈了环境治理问题以及今年即将带到两会上的建议。

“纵使伤筋动骨也要实现环境质量脱胎换骨”
“挥之不去的雾霾，饱受非议的大气环境，成了河北的锥心之痛。”2014年两会期间，陈国鹰坚定提出“纵使伤筋动骨也要实现河北产业结构升级和环境质量改善的脱胎换骨”。 这让人们看到他作为河北环保厅厅长治理环境问题的决心。
去年谈及雾霾治理问题时，陈国鹰表示，治理思路可以减缩为“压钢、减煤、治企、控车、抑尘、增绿”。这是综合性治理思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减少雾霾，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陈国鹰向记者介绍2014年的环境治理情况：全省压减1500万吨粗钢、1000万吨水泥、1500万吨煤、1800万标准重量箱平板玻璃的阶段任务已经完成。“这为调整产业结构、改善环境质量提供了保障”。
除此之外，陈国鹰还介绍，河北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创建环保、公安、检察和法院协调联动机制。在全国率先建立环保警察队伍的基础上，对部门联动的执法程序、证据收集、会商形式、信息共享、宣传培训等进行了规范，建立起环境联合执法的长效机制。
在一直备受人们关注的大气污染问题方面，陈国鹰告诉记者，他们在全国率先实现大气自动监测站全覆盖，对县域环境污染形成全面系统监控和有效治理，大气环境质量开始好转。“根据2014年监测数据分析，河北省达标天数相较于2013年增加了23天，重污染天数减少13天，PM2.5数值同比下降12 %，PM10下降了13.2%、二氧化硫下降了25.7%、氮氧化物下降了5.9%。”

2015年两会将建议加强基层环保机构和队伍建设
对于即将到来的2015年两会，陈国鹰表示将提交《关于加强基层环保机构和队伍建设的建议》。
谈及这一建议的初衷，陈国鹰称他在工作中感受到，县级及乡镇环保机构和队伍，在保护生态环境、打击环境违法等工作中发挥着主力军作用，是推动全省环保事业健康发展的主体。近年来，县级及乡镇环保机构和队伍建设存在人员总量偏少、能力素质不高、结构不尽合理、经费保障渠道不畅等突出问题。而这与当前日益繁重的环保任务和严格的新标准新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对此，陈国鹰谈了自己的三点见解：首先，要合理配置县级和乡镇环保机构编制。为加强基层环保执法，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工作机制，应适当增加县级环保机构编制，并通过挂牌或其他方式在乡镇（街道）设立正式的环保机构，人员可从乡镇（街道）党委政府现有财政人员中调剂，对于县环保局编制较多的地区，也可从县环保局调剂人员。
其次，陈国鹰建议，要把好基层环保机构用人关。一方面研究制定专门的政策文件，对基层环保部门的用人制度加以规范，吸引环保专业毕业生到基层一线工作。对县级和乡镇环保机构新进人员，要实行“凡进必考”，面向社会公开招录、招聘环保专业人才，努力改善基层环保人才结构。
除此之外，陈国鹰还认为需要加大环境保护能力建设投入。各级财政部门要根据环保机构开展工作的实际需要和各级财政的财力状况，对环保部门正常运转所需经费予以保障。各级财政部门要对环保部门开展的环境监察和环境监测所需公用经费和执法用车、监测用车、监测监管执法设备购置费用给予重点保障。

“新《环保法》要求我们进一步提高法治思维”
谈及环境治理，不得不提到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史上最严”之称的新《环保法》。陈国鹰理解所谓“史上最严”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对企业违法排污惩治更严了，包括对拒不改正的企业实行按日计罚，对严重污染违法实施行政拘留，环保主管部门可以对违法企业实施查封、扣押措施等；另一方面，对地方政府、环保监管部门也更严了，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在面对政府的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时要引咎辞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也建立了相应的问责机制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陈国鹰坦言：“新《环保法》要求我们进一步提高法治思维，做到秉公执法，执法必严。法律是公器，公器在我们手里，不能有丝毫私用。对于下一步的工作，他表示一要着手加强法律知识的培训和学习，二是要建立完善相应的制度，用制度来管人、管事。”
环境问题一直是人们所关心的热点话题，陈国鹰接受采访时曾说到，连他的家人都会问他环保工作的进度，共同的期待全是环境如何改善。身兼全国人大代表以及环保厅厅长双重身份，也让他倍感压力与动力。
在这次采访中，陈国鹰意味深长地告诉记者：“我来环保部门已经两年了，对环保工作有了更深切的体会。环境保护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业。无论是于国、于民，还是于政治、于经济、于社会、于文化都是充满正能量的大事业。”
“环保与发展如何很好地协调好，既要坚持环保优先的方针，又要保持经济的平衡发展，是一个大课题。此外，治理污染，还需要雄厚的资金和技术支撑，特别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大盘子里，这一战略的核心是处理好环境问题，是环境治理的协同，河北需要担当和勇气，也需要各方的支持。”陈国鹰如是说。（来源 人民网 作者 田雪）

束晓梅：医生短缺，拯救儿科

束晓梅

第11届、12届全国人大代表，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神经学组委员、中国抗癫痫协会常务理事。
30年来她一直从事一线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曾主持多项科研项目，2007年被卫生部授予“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2014年，获评第九届中国医师奖。
2014年人大会议期间，束晓梅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了全国范围内暴力伤医事件频繁发生的问题，得到总书记当场回应。

2014年向总书记面陈治理“医闹”当场得到回应
2014年全国两会，在习近平总书记参加贵州团讨论期间，束晓梅直言，现在一些地方“医闹”严重，有的还伤害医护人员。医护人员如果没有了职业安全感，最终受到伤害的将是广大患者。总书记回应说，必须维护医院的正常秩序，保护医护人员安全，任何伤害医护人员的违法行为都要依法严肃处理。
“总书记当场表态，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束晓梅说，她当全国人大代表7年，2008年她就在大会上呼吁重视职业“医闹”现象，保护医护人员权益。随着各地袭击医护人员事件的不断增多，已引起国家相关部门高度重视。
如今，时隔一年，再次谈及医患关系，束晓梅坦言：“虽然近一年我周围并无恶性医闹事件，但医患关系仍然很紧张。这一现象的原因比较复杂，估计在短期内难以彻底解决。”不过，她也感受到有关部门对违法伤害医护人员的行为、对影响医疗场所的医闹事件的管制打击力度有明显提高。
除了“医患关系”问题，2014年两会，束晓梅还提出“建立国家短缺药品管理制度，避免廉价药物短缺”的建议。“有关部门已经给予答复及反馈，他们表示非常关心此类问题，并且做了较多的工作和努力，会协调发改委、食药监局、卫计委等部门努力解决。”束晓梅说，她对这一答复表示基本满意。

2015年将继续呼吁解决“儿科医生短缺”问题
过去的一年，束晓梅参加了贵州省人大组织的视察活动及调研活动，还有全国人大组织的代表学习活动。“作为医疗界的人大代表，还应该立足自己最熟悉的领域，积极建言献策。”
“按照现行的定价收费机制，儿科医生根本无法养活自己。儿科医生最辛苦、风险最高、劳动量最大但收入最低。一般儿科医生能够找到更好的地方都调走了，像我们这里别的科室招收高校毕业生，报考门槛都是硕士以上，儿科设定在本科都招不到人。”
束晓梅用一组数据举例说明：北京儿童医院日最高门诊量超过1万人次，平均一个医生一天看100多个病人。在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的门急诊量约600-700人次/天。“病人等两三个小时，医生看三五分钟”、“医生很累但病人家属很生气”的现象非常普遍，儿科成了医患纠纷较多的科室。
“因此，卫生行政部门需要在人力资源、收费机制方面进行调整，能够体现出医务人员劳动价值，这样才能保证儿科队伍稳定。”去年两会中，她频繁提及有关“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呼吁“拯救儿科”，建议政府在资金上予以扶持，设立专项补贴。这也是她第三次在两会中提出这项建议。
她指出，对于儿童医疗问题，国家也很重视，几部委联合拟定计划，在2016年前投资儿童医院建设，比如每个省市地区建立专门儿童医院。束晓梅称，她们也从中受益，目前她所在的贵州省儿童医院已经建立。
除了关注儿科工作外，束晓梅称今年她还将提出“完善慢性病门诊医保统筹，将癫痫病纳入医保门诊报销目录”。
她认为，大多数癫痫患者不需要住院治疗，只需在门诊坚持诊治。如果能完善农村地区癫痫病门诊医疗保障问题，将癫痫病列入新农合门诊报销范围，使大部分患者的癫痫发作在基层（县及县以下）门诊获得控制，即可减少因疾病迁延而造成“难治性癫痫”的发生，从而减少到城市医院门诊就医的费用和住院治疗（含手术治疗）的费用。

立足本职工作提可行性方案更易得到有关部门重视
7次参加全国人大会议，30年儿科工作经历。对于束晓梅来讲，她肩负着双重的身份与责任。“我原来是个专注专业的人，人大代表的身份给我更多的感受是责任、义务和压力。当代表后必须关心社会问题，人大代表有流畅的话语权，可以为百姓提出切实可解决问题的建议。”束晓梅同样感受到，如果立足本职工作，了解行业存在的症结，提出好的建议和可实行的方案，有关部门也会非常重视，尽力去解决，但是这过程中确实存在着需多部门协调、时间周期长的问题。
对于如何能够担起人大代表这一身份职责，束晓梅坦言：“本专业岗位工作繁忙，闭会期间很难有足够的时间用于更好的代表履职。”
她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由于各地区的发展并不平衡，西部属于欠发达地区，她建议闭会期间不同地区代表交叉视察及调研，可相互了解，相互补充。而在会议期间，束晓梅提议可以安排相同领域代表，如教育界、医疗界等，有时间和地点相互交流，共同讨论本领域存在的问题及建议。这样能够增进代表之间的交流，以更好地发挥代表的作用。（来源 人民网 作者 田雪）

刘丽：做好农民工和政府之间的桥梁

刘丽

安徽省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努力为像她一样的基层劳动者呐喊发声，同时坚持着自己的公益梦想。
这位在厦门打工的只有小学学历的80后“洗脚妹”，常年以微薄收入捐资助学，延续了数百个贫困孩子的读书梦，被网友称为“中国最美洗脚妹”。
在获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全国助人为乐道德模范”等荣誉后，刘丽努力团结更多的热心人士帮助贫困孩子。2013年她获得全国青年五四奖章时更是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温言鼓励 。

修改《工会法》、《劳动合同法》议案得到人社部回应
“我没什么文化，但我知道，既然来了，就该为跟我一样的农民工说话。”刘丽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当上人大代表就得像个人大代表的样”。
虽然自嘲是“幼儿园水平”，但初登全国两会舞台的刘丽就因抛出“农民工组建临时小夫妻现象涌现”的发言引发各方关注。她由此就农民工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提出了降低城市保障性住房申请标准、打破社保流动中的壁垒等建议，得到了很多专家学者的肯定。
2014年两会，刘丽拿出了更加专业的议案。针对与资方进行工资集体协商的工人代表时常会被“秋后算账”的现状，刘丽提交了修改《工会法》第五十二条的议案，希望能够保护这些职工代表的利益，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回应该议案时表示有的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解雇参加集体协商的职工代表的行为，将从三方面加以改进，保障职工集体协商的权利。
关于修改《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的议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则答复称，议案中提出的具体修改意见，包括用人单位按照应付金额的百分之二十五直接加付额外补偿金、仲裁诉讼期间由用人单位承担劳动者经济损失等建议，操作性很强，有利于提高用人单位欠薪成本，简化劳动者讨薪的程序，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同时，人社部表示将向立法机关反映此建议。
“去年的议案都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回应，我比较满意。”刘丽表示，“之前我很多问题都不懂，提议案不知道从何下手，总担心提不出像样的建议，所以我去年还提了一个关于加强对像我这样的基层人大代表针对性培训的建议。今年，我参加了各级人大组织的一些专题培训，对提高履职能力很有帮助。”
过去的两年，刘丽读了不少书，并抓住一切机会向专家学者咨询请教，“只有自己能力提高了，才能更好的表达农民工群体的心声。”

线上线下履职，做好农民工与政府的桥梁
“人大代表是一份职务，代表的是一个群体，要反映这个群体的呼声、解决这个群体的困难。对我而言就是做好农民工和政府之间的桥梁。”谈到对人大代表的理解，刘丽表示，“成为人大代表后感觉和以前很不一样，现在想的事更多。以前想的是怎么把客户肩痛按好、失眠调节好，也可以挣多点钱寄回家；而现在想的是怎么能让和我一样生活在城市里的农村人过的更好。对人大制度了解得越多，越觉得自己责任重大。”
刘丽去年曾到工厂、社区等地调研走访，倾听农民工的诉求，“我就生活在这个群体，本身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对这个群体还是比较了解的。”对于一些劳动纠纷问题，她还多次到职能部门咨询相关的政策法规。
去年两会，刘丽曾在微博发起“我为两会建言”活动，并公布了自己的联系方式，邀请网友为农民工提议案建言。她与网友频繁互动，对留言进行整理归纳，“我去年关于修改《工会法》的建议，就是在网上征集民意后完善而成的。”刘丽说，“利用网络牵线搭桥，事半功倍。我现在有两万三千多微博粉丝，今年继续听他们建言。”
近期，刘丽还建立了微信群“两会农民工心声”，群里除了几十位普普通通的农民工，还有一些公益人士、法律专家和高校学者。刘丽时常在群里询问农民工朋友的生活工作情况、了解他们的利益诉求，还把关于议案的初步想法或草案发到群里征求意见。“我的微信好友和QQ好友中有很多农民工朋友，他们平时有什么想法或问题，经常和我交流。”刘丽表示，“我要为他们捎话到两会。”

2015年将关注欠薪问题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
每到岁末，都会有因农民工讨薪引发的冲突。这令刘丽感到非常痛心，“农民工为城市建设付出了劳动，他们的合法权益理应得到保障。欠薪问题一直是农民工权益被侵害的突出问题之一，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出台了很多政策，可落实的过程中还是有太多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
刘丽今年计划提交关于修改《劳动合同法》的议案，建议通过修改和增加一些条款，来提高企业欠薪成本、降低劳动者讨薪成本、引导劳动纠纷进入司法程序。目前，她正在就该议案向律师、专家和农民工征求意见。
此外，刘丽准备对进城务工者子女读书的问题提些建议，“各地为解决这个问题出台了一些政策，但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足。具体的建议还在调研修改中。”
去年，刘丽的公益梦想跨出了一大步，以资助贫困学生、失学儿童为重点工作的“丽行公益”慈善会在厦门成立；为了让公益事业有经济实体支撑，刘丽还在家乡合肥创立了“丽足天下”足浴城。刘丽表示，“以前干什么都是一个人，现在是一群人、一个团队，非常开心。”
2月9日，刘丽刚刚组织了新年送温暖资助贫困学生的活动，组织一些爱心人士采用一对一或一对多的方式帮助50名特困学生。
“牵线搭桥”是刘丽经常提到的一个词，“我自己能力有限，主要起牵线搭桥的作用。愿天下更多贫困孩子有书读，不再有我儿时因贫困失学的遗憾。”（来源 人民网 作者 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