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迪，新华网思客专栏作者 

人的自我意志不该交由情绪役使，面对偶像，更要保持心灵的独立与清醒，在一个距离的平衡点上，对偶像光环的炽热温度保持冷静。

柯震东穿着灰头土脸的囚服出现在央视屏幕上痛哭流涕的样子，很难让人相信这和前一天还在电视里到处问人“还有味道吗”的那枚小鲜肉是同一个人。像是被强扭了半圈的月球，他与房祖名并不情愿地将永不示人的黑暗面公诸于众。他们的粉丝虽然乐于关注偶像的每一个真实鲜活的细节，恨不得能与偶像同吃同住同劳动，但是这一幕大概所有粉丝都不愿窥见。偶像怎么可以那么没有风度地哭泣？偶像怎么可以穿着那么难看的囚衣低头认罪？偶像的名字前面怎么可以出现“嫌疑人”的字样？脱去华袍后的偶像变得比普通人更加落魄，与之相伴而生的必定是粉丝的怨怒，甚至会容易陷入一种怀疑与坚持“信仰”的激烈纠结。

粉丝正在体验的，是一个“祛魅”的痛苦过程。这个由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首先使用的单词，本意是描述思想启蒙对中世纪政教合一的蒙昧所带来的思想冲击与解放，放到文化信仰犬牙交错、互占山头的当下，仍然不失其活力。中国社会中信念之复杂，变动之剧烈，让“祛魅”与“复魅”不停此消彼长。粉丝对偶像的迷恋便是一种“魅”，“魅”成为望梅止渴里那片莫须有的梅林，构成了粉丝生活中一个云端之上的天堂幻象，是他们心中最为美好的所在。而现在，梅林被证实只是一片乱草，粉丝无所适从。他们或者选择继续坚定相信“魅”的幻觉，或者伤心失望，选择摇头走开，为自己寻找新的宗教，否则生活便会失序。在这个批量制造偶像产品、文化概念的时代，要寻找新的心灵寄托并不是一件难事，正如文青们对西藏、丽江的热捧。

生活之琐碎枯燥让人时而萌生“人艰不拆”之感，因此人总需要为自己画饼充饥，勾画一些“超生活”的希望抑或幻象，此时“魅”便产生了。它可能是偶像人物，可能是某情某景，也可能是某种不切实际的期盼。它们都带着魅惑的光环，犹如希腊神话中唱歌诱使船员偏离航向的女妖西壬，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人被自己所信仰的“魅”异化，向“魅”奉献出一部分甚至全部自我，从此我便不再是我。因此，“魅”意味着一种控制的权力，它可以悄悄修改你的思维回路，让你渴于寻求持同样信念的群体的认同，和他们一起把群体的非理性发挥到淋漓尽致。

“祛魅”有时是理性对于非理性的驱逐，重新让人们理性的自我意志复活。比如中国八十年代初期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会议，就是以科学教育为抓手，让社会回归到实事求是的理性哲学。这样的“祛魅”是对异化的纠偏，是对理性和自我意志的拯救；有时祛魅则是非理性对理性的攻击，这本质上是话语权力、控制权力的抢夺，甚至是对社会构架的颠覆，背后隐藏着凶险的逻辑。这样的“祛魅”往往裹挟着疯狂的情绪，扣帽子、打棍子、不讲理，并且伴随着新的、控制力更强的“魅”的产生，在人的心灵中恶意寄生。然而人之所以为人就是贵在理性，因而这样的“魅”注定不会长久，终究会伴随着再一次“祛魅”回到正途，这是人类文明始终能在曲折中前行的关键。

娱乐圈堪称最星光熠熠的阶层，这也就使艺人注定成为各种“祛魅”力量的目标，必须面对各种明枪暗箭口蜜腹剑的攻击或陷阱——这也算是作为偶像的一种代价。狗仔队的镜头让他们没有下班时间，时刻都必须扮演“偶像”的角色，永远无法从楚门的世界中抽身而出。因此对于偶像，吸毒绝不是一些粉丝所辩护的“私德”问题。确切地说，偶像没有“私人行为”，无处不在的镜头和粉丝让他们无处遁逃，他们的任何举动都可能成为头条，任何公众人物都必须深知这一点。或许他们中间有人想要被“祛魅”，回到普通人的生活，但他们绝不想、也不该以这样不堪的姿势跌落，这不仅于己无益，暴露偶像的不堪一面对于粉丝也是釜底抽薪般的一次伤害，崇拜的合法性变得脆弱，此时再为柯震东说好话需要冒着被喷口水的巨大风险。这样的“祛魅”，当然会让明星的星光黯淡许多，不过也可以让疯狂的粉丝们明白“人无完人”这个常识，人的自我意志不该交由情绪役使，面对偶像，更要保持心灵的独立与清醒，在一个距离的平衡点上，对偶像光环的炽热温度保持冷静。

英国作家尼尔盖曼在《美国众神》小说中描写了存于当代社会中的种种神祗，包括电视之神、汽车之神、信用卡之神、互联网之神等，人们为这些新的神祗折服，旧的神失去了魅力，不再被人信奉。现代文明由多元的、变动的崇拜组成，这正是这个时代的绝佳隐喻。新的偶像替代旧的偶像，新的崇拜替代旧的崇拜，是一个时刻进行中的动态平衡。偶像正在诞生，偶像正在消亡，以各种你能看到或者看不到的、轰轰烈烈或者沉静如水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