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约撰稿人 郑春

 

十九世纪后半叶，自诩“天朝”的满清现出了腐朽衰败的原形，国库之空虚、军队之堕落、人民之麻木、官员之腐败、思想之禁锢、生活之困苦等等已经超出我们的想象力，鲁迅的《药》、《孔乙己》，以及其他作家的作品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

 

 一批有血性的文人开始琢磨国家、民族和人生，琢磨救国救民的办法（对不起，没文化的人还在等着有文化的人去唤醒）。所谓久在其厕而不觉其臭，在国内官场还在大谈道德文章自欺欺人时，一位年轻人直观地得出一个结论：留学西方，改变命运。——他就是因机缘巧合成为中国留美第一人的容闳。

 

容闳出身贫农，因为读不起收费的私塾，父亲只好送容闳去读当时没人读的传教士开办的洋学堂，从七岁一直读到十八岁。瞧人家爹的见识，你没成才？回家怪你爹吧！

 

机遇来自坚持。耶鲁毕业的洋学堂校长因健康原因要回国，想带几个学生去美国深造。这样，没有钱、没有任何背景的容闳漂泊到了大洋彼岸。又得赞一下人家的爹妈，那时候留洋等于生离死别。

 

想象一下，一个大量分泌荷尔蒙的小伙子，在万恶的美帝国主义社会里被教育了七年，思想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容闳晚年回忆：“整个大学阶段，中国的可悲境况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令人感到心情沉重。”“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如此，透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

 

留学救民、教育救国。通过启蒙人的思想、提高人的知识水平、学习科学技术使民族国家得以现代化。容闳一介匹夫，拳拳报国之心天地可鉴。这是一条正确的必由之路。传教士可以改变几个、几十个中国人的命运，要改变民族的命运实现大量年轻人留学，只能通过政府来组织推动。

 

各级朝廷官员会积极促成这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吗？来看看走向末路政府官员的表现：

 

第一，置之不理

 

容闳一八五四年耶鲁大学毕业以后，回国呼吁奔走多年。结果我们都料想得到，晚清官场给了他一个温柔的不作为——没人搭理他。可见说话有没有人听，跟说的话正确还是错误没关系，跟谁在说有关系，所谓人微言轻；跟在哪说有关系，坊间牢骚你就是一愤青，庙堂微言你就是栋梁。

 

在皇权体制下，满朝官员都是皇帝的家奴。做官是官员的职业，俸禄与官阶挂钩，官员的升迁（俸禄的多少）取决于上级领导乃至皇帝。这种政治生态下，官员关心的是怎么媚上，对国计民生的关心只有一种情形下会有，那就是上级官员或者皇帝关心，下级官员才会积极主动。否则就如同容闳遇到的那样，官员充耳不闻。

 

 第二，言路闭塞

 

机遇还是来自坚持。奔波九年后的一八六三年，留过洋熟悉西方的容闳已经小有名气，被志在强国的曾国藩相中。曾国藩亲自致函容闳“亟思一见”。容闳被招致曾国藩门下，负责赴美采购机器，并给了一个五品的官。曾国藩，国之柱石，他的想法可以决定国家的走向。

 

这时的容闳，已经很接近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接近就不是达到。一来虽说已属曾国藩门下，但官场等级森严，容闳并没有多少与曾国藩面谈的机会，通过曾国藩推动国人留学的想法还有障碍。二来清朝规定，只有四品以上的官员，才有奏事权。容闳本人并不能直接向朝廷上奏建议派学生留学。

 

让曾国藩上奏火候不到，自己又无权上奏。容闳无奈，就想方设法与江苏巡抚丁日昌交上朋友，请他帮忙奏请朝廷。丁日昌说，朝中没人帮你，上折子也淹了。瞧，想做件好事、实事给难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一个做好事、做实事的环境，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比烂的社会，离改朝换代还远吗？

 

丁日昌是个开明的官员，他是真正想做成此事。表面上拒绝了容闳，私下里却在等待机会。光有热情干不成事，在合适的时间找合适的人干才能成功。丁日昌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说服曾国藩出面奏请此事。这一等就是三年。三年后，丁日昌便将容闳的幼童留美建议向曾国藩汇报，曾国藩说了三个字：“再等等”。

 

容闳、丁日昌、曾国藩三人都是绝顶聪明之人，都想促成国人留学事情，在此事的处理上充分显示了他们的智慧。容闳奔走呼吁，丁日昌顺势而为，曾国藩神龙见首不见尾。

 

曾国藩在等什么呢？原来，中美两国虽有外交，官派留学却无条约依据。

 

机遇还真是熬出来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任期届满后，清廷请他出任中国出使欧美各国使臣。蒲安臣于是代表清朝政府与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条约第七款：“两国人民均可入对方官学，并受优惠待遇；双方得在对方设立学堂。”这一规定为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提供了法律根据。中美双方批准条约换文的时间是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一八七0年，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理“天津教案”，容闳担任翻译。容闳借机提出留学计划。曾国藩非常赞同。留学大事水到渠成。曾国藩联合李鸿章上奏朝廷公派留学计划。有这两位朝堂上的一哥二哥发声，朝廷“依议。钦此。”怎么样，这下弄懂了谁创造历史吧？

 

好像天意安排一样，曾国藩做完这件事于一八七一年冬去世。

 

第三，相互掣肘

 

一八七二年开始，中国留学史大幕开启。容闳为此奋斗了近二十年。

 

曾国藩和李鸿章计划先向美国派120名留学生，主要学习科技、工程等办洋务急需的学科。考虑到语言问题，决定选10到16岁的幼童出国；从1872年起每年派30名，至1875年派完；留学年限为15年；经费一律由清廷支付。

 

在曾国藩的推荐下，陈兰彬以太常寺正卿衔被任命为留美学生委员，副委员容闳。一八七二年八月十一日，任陈兰彬为监督、容闳为副监督，率领第一批学童30人赴美留学，重大问题监督说了算。

 

看出玄机了吧？就这么个事，领导层的安排也要相互制约，并且确保朝廷命官有最终的决策权。尚未开始，已经为留学事业的夭折埋下了伏笔。

 

第四，忠大于天

 

清政府公派留学的本意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政治和思想上保持封建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把美国的先进技术学到手，实现强国梦。因此，他们对小留学生们加强思想教育，幼童们要集中起来学汉语，每周写一篇作文，如果写不出来，汉语先生会打屁股。每次学汉语，首先必须脸朝中国方向向清朝皇帝朝拜，然后再给孔老夫子的画像叩头，给师长请安。稍不听话，就会挨罚。

 

现实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美国式的生活，幼童们学习西方科技知识的同时也被全盘西化。幼童不愿穿中式服装，经常是一身美式打扮。信仰基督、谈恋爱、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不少幼童索性把辫子剪掉，见清廷长官时再弄一根假辫子装上。幼童们的这些变化，容闳十分开明，认为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在清廷看来却是大逆不道。

 

一八七六年，陈兰彬推荐吴子登接替自己出任留美幼童监督。他一上任，就严加训斥幼童，突出封建道德礼仪教育，下令开除了两名信教者。对剪掉辫子者严惩不怠，甚至杖责。一时间留美幼童怨声载道，在幼童们的心里反而激起了一种逆反心理，对吴子登的话就是不听，只服从容闳一个人的。这更使吴子登怒不可遏，视容闳为仇敌。

 

吴子登频频向清廷写奏折，经常给李鸿章写信，讲留美幼童如何“美国化”，如何不听管教；讲容闳如何放纵幼童，如何目空一切，如何失职。容闳从来没想到向李鸿章写信讲明情况。时间一长，清廷即对吴子登的话信以为真。连曾纪泽这样开明的官员都认为留美幼童难以成材。所以当1881年吴子登请求清廷将幼童们全部撤回的时候，迅速得以批准。所有幼童从1881年8月21日起，分三批，启程回国。

 

除了病故和设法留美不归者外，94名幼童平安抵达上海，像犯人一样被关在了一所学堂里，连中秋节都不许外出。经过数天的“关押”，终于等来了长官的训话，并随意将他们分配了工作。例如学工程的詹天佑却派往广州教英语。这些学生后来很牛的有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有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有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有中国邮电事业奠基人朱宝奎等。

 

留学事业半途而废，后人多诟病陈兰彬和吴子登，但这两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多么坏。陈兰彬和吴子登都是进士出身，陈兰彬是晚清一位很正面的官员，吴子登是名数学家，哥俩是晚清真正德才兼备的官员。也就是说，在公派留学这事上，陈兰彬和吴子登并不是有意使坏、或者嫉贤妒能，他们是很大义凛然地坏了事。

 

我们且设身处地看看能不能理解他们的作为。

 

陈兰彬在公派留学问题上，既受命于朝廷要培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人才，他大力加强幼童们的思想教育也是必然。不然，幼童们怎么抵御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呢？正因为在这方面他与容闳有不同的立场，所以，他卸任时继续了恩师曾国藩的用人思路，没用容闳，而是让跟班吴子登上位。

 

吴子登所有措施都是顺理成章的，要么按照朝廷意愿培养人才，要么取消留学。

 

从忠诚于朝廷角度看，陈兰彬和吴子登都很称职。可就是把幼童留学事业给搅黄了。屁股决定脑袋，这事搁谁都得这么办，我花钱难道培养一批敌人不成？因此，事成不成另说，忠于朝廷兹事体大，为了忠诚，我就把事给搅黄了，怎么着吧！

 

此后，容闳报国梦破，失望地离开中国，娶美妇，客死美利坚。

 

一百五十年来，封闭的中国被容闳用留学打开了一扇开放之窗，大开脑洞、颠覆三观的新思想如开闸之水汹涌而来，愚昧如死魂灵的民族开始苏醒。但是这扇窗开开关关，也一直影响中国走向世界。 

 

问题来了，其一，为什么一群“好官”却干不成好事？很明显清朝在官员的任免和激励制度设计上存在缺陷，忠君是选人用人第一标准，那么忠诚或者让领导看起来忠诚成为官员第一要务。官员注意力既然在人（上级领导）上面，自然，事办不办得好就不重要了。这也是海龟们最困惑的地方：你满腔热情想回国干一件事，可就是在一片叫好声中没人关心你的事。

 

 

其二，为什么中国人总要虚拟一个道德制高点来约束人性？为什么会愚蠢地认为西方思想会“毒害”中国人？满清朝廷怎么那么害怕开放？相反，这一百多年来移民西方的华侨也没见毒害成什么样啊？闭关锁国下的国人如鲁迅笔下的人物倒真是被毒害得可怜。满清的阴魂散了吗？

 

其三，当真理在少数人一边的时候，你就讲不清道理。那么，要坚持讲道理吗？历史表明，文人逼急了就变成了武人。容闳从一开始倾向于改良转变为支持革命。满清朝廷就没闹明白，跟自己讲道理的人那都是“自己人”，如果不珍惜，就生生把一批批青年才俊推向对立面。逼上梁山还真不是书上说的，容闳后来造反了，容闳的好朋友孙中山也造反了。满朝官员就这么尽心尽力地培养造反的队伍，最后把朝廷玩没了。

 

其四，中国为什么留不住精英？容闳报国的赤子之心日月可鉴，却被逼背井离乡。从表象上看，容闳的外流是被当时黑暗的上层建筑“挤”出去的。内里看，国与官已经形成两张皮。容闳报的是国，国代表的是人民和民族长远利益。当时的官所极力维护的是满人等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眼前利益。

 

因此容闳与官僚的对话是同一个词语概念下不同的语义表达，这怎么说得到一块去？“谈不通”，“无法沟通”成了海归的普遍抱怨。海归们一腔热血透心凉了后，只好跟故土洒泪挥别。精英流向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预期指标，“五四”运动前的一大批精英学成归国直接催生了中国的现代化。容闳的黯然离去正表示了当时的中国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期。

 

容闳的痛点就是亲人变外人、恩人变仇人，个中心酸不足与外人道也。从容闳开始，中国开启了近代史上蔚为壮观的精英外流大潮，一批批杰出青年选择逃离祖国。其现象和缘由都令人深思，精英回归与国家强盛一定呈现正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