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118/ 文化学者 汉心

政治文化就其发生学而言，都是为确保族群优先与光荣的知识系统，没有人会逆向选择对自身不利的观念形态，更不会主动放弃或贬低自己的文明属性而被他者所定义。因此，即便是全球化资本交错布局，力图拆解国家自卫屏障，迫使“独立自主”难以为继的当下，真正有所作为的政治策论也应返求诸己、自力更生，与中国的人情世态相结合方能激活民意，重塑社会信心。就实质而言，国家能力及其政治得失，并非舆论场清谈的民主或专制孰优孰劣，也不是凌空蹈虚搞出的学理秘笈，而是实打实武备、财政和金融打包支配的权力游戏。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国运盛衰因缘种种，但实情多半不是所谓文明替代愚顽，民主优于专制，相反，其过滤机制仍是弱肉强食；源出几何力学中的不均势引发的斗智斗勇、分化组合，并经由利弊权衡，预估投入产出确立的世界规则和势力范围。

国家政体选择的历史和经验启示，政治一向就少有现成的预案和主义，也不循固定的方程和函数解码，这里没有恒久正确的通用逻辑，也少有空洞的普世救济和文明典范，而是倚重实力破局，讲求审时度势后而活学活用，或因势利导、随机应变的“艺术”的把握。因此，无论是基于保守的策略调整，或是触及体制内核的革故鼎新，都必须因地制宜，讲求可行和有效，理论故然可以高蹈远虑、洋为中用，也可以追赶时尚弄一堆不着边际的现代概念和定义，但举凡政治事业则须切合国情、照应周全，立足黎民生计方能重塑国家道德从而取信于民。否则，坐而论道或清议“个人主权”纵然炫目好看，却不能切中时弊，对症解决实际问题。

以中国体量之大，历史之长，其内生政教伦理一向就主张民胞物与、修文德以服远人，故价值论上除讲求义利均衡，士、农、工、商各就其位之外，文化取向更是一脉相承，举凡为人处世皆着意苟利国家，以经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主义”。盖因如此，现代语境中的任何文明自证光荣，选择性“过滤历史”以彰显国家政治正确不仅是应有之义，共同体成员的身份回归，荣誉感和信心评价，以及舆论声势和社会预期向好等，对国家能力和政治发展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和意义。毕竟，就人对社会关系的体认而言，谁都喜欢隐恶扬善、不甘堕落，更不
会自辱“家国道路不正或名份”下流，这是古今通例，个人如此，国家与社会文明的塑型也情同此理。

一般说来，政治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其精神气质必然受制于相应的社会结构和生发条件，故总会葆有某种不能移植的文化基因和地方知识。或许，基于特定国家绩效评估，如经世致用的器物优势、技术能力，以及对应于国计民生的竞争策略等，确实有效用和数量上的指标等级，但因应历史累积的人文性情、社会心理和生活意味等，属于观念形态和感受层面的“境界”，则只有形态差别而不存在先进与落后。然而，吊诡的是，自“政治利已主义”作为惯例被植入民族国家精神以降，围绕各自奉行的“经典”所做的关于真理的诠释，就成为社群分化，国家能力竞争和所谓“文明冲突论”信守的意识形态。这不仅意味着政治本应有的公义属性可能被国家利益所取代，也标志着世界性“自我中心主义”名正言顺的确立。自此，文攻武卫、恃强凌弱，征服世界进而改造世界不仅享有“国际道德”豁免权，还因其标榜“普世”而成为个人主义争强好胜，进而促使社会离心离德的精神滥觞。

正是为了确保这一论断的政治正确，针对社会、自然乃至文明差异性的干涉和归化处理，便成为现代秩序建构和“世界主义”者不证自明的真理。于是伴随全球化展开的自由贸易, 货币战争和新技术推广,不劳而获的资本套现与各种风头主义搅局，以及政治上党同伐异，社群分化和陶然于私性的消费娱乐等，眉目繁多而且不乏直抵个人的“舒服感”, 但无论其如何命名，或进行合理化辩解，其本质上都是基于国家利益和资本优先的“营销”和权宜之策，只不过隐去真实意图，置换成不见硝烟的文明解构而显得“温情脉脉”而已。表面看，这个世界风和日丽、水波不兴，彷佛已经世界大同而接近“历史终结”，实则基于资源短缺与欲望无限而派发的国家关系，仍不出争名逐利、暗流涌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殊知，这种不见刀兵而且无理由、无禁忌，什么都被允许的“软实力”归化，不仅不易引起警觉乃至对抗,还让不少人憧憬热爱、痴心不已，以为这就是文明救济和政治超脱，从而将不负责任和媚俗乡愿，理解为人生幸福并名之曰个性和自由主义。

其结果是，有人以为社会进步就是诉诸政治攻讦，利益对抗和争取官方执照在街头聚众抗议，或同意私权优先，允许“公民不服从”进而让“市场决定”所有社会关系，左右国家议题，以确保人人有机会翻身作主、轮流坐庄。据此，所谓公民权利和素质论，制度主义、信仰文化与国民性落后等，举凡近世以来国运不昌、人民困厄，历经外诱内导、反复演说，似乎都全然指向中国“政治不正确”，从而先入为主，让种种不堪与中国身份和历史扯上关系。于是，上至学者官员，下至市井百姓，无论是“经国大业”或日常顿挫，皆顺势作文化声讨和政治归因，或拿国人“不文明、不争气”说事。当然，这其中或许不乏爱之深而恨之切者出于国家民族精神“检疫”的反思与内省，但多数热衷此论者不过是些不明究理、人云亦云，看似卓尔不群，但私下里则更像是抵偿人生“无聊”的愤世嫉俗，虽言辞冠冕堂皇，骨子里却少不了嫌贫爱富、吃里扒外的冷嘲和市侩。

对事实的全息研判是社会德性养成的基础，就组织形态和方法论而言，专制与民主都只能是，也只能是少数人“在场”的权力游戏，无非是选择的方向和路径不同而己，两者都不必然产生基于普世的良政善行，也无助于实现平等自由的“好社会”理想。如果单从规模效应看，前者不过是局限于内部少数人的心智角力或私相授受，讲求的是承前启后和社会权力“责任无限”；后者则倾向于内政外求，鼓动多数议决，但实质则仍是内行面对外行“无明大众”的“旋转门”。所以，无论专制与民主，倘是基于个人或派系立场而置公道人心于不顾, 则无论是由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或是自下而上的程序表决，多数人的动机也很难转化为建设性政治伦理和道义担纲。故此，就算是有了开明的辩论, 公众也只是利己的政治打劫和机会主义的避重就轻,由此衍生的社会纷争尽管热闹，但其出发点仍是假借“民意”搏取声名，或预设议题结党营私的江湖乱.

尤其在中国，倘没有超越个人利害的道德力量，则其所倡导的政治文化无论如何开明理性，或与“世界接轨”，都很难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殊知，批判人民代替不了人民的批判，一旦触及政治课题就得实事求是，就得人多势众并赋予广大人民参与创造历史，建设未来的主人翁精神，而不是诬其为萆根“逆袭”或所谓民粹犯上。否则，仅靠不见烟火的“思想力量”鼓动而缺乏事理依据，则非但改变不了不合理的政治格局，还会让当事者人生受损，空耗心力而无所作为。一般说来，制度主义“学者皆溺于所见”（商鞅语），都有明显的“机械论”倾向，故容易将社会理解为祛魅的世界，定义为没有道德愿景，没有性情和意志的理性主体，从而忽视思想反哺人民、武装人民，以及“为政以德”应有的高尚和神圣感。

所以，总结国家政治风险的真实密码，要义并不仅仅局限于解决“经济人理性”的权利需求，行于资源的有限与人欲的无限扩展之间，其内驱力除了随形就势，永无止境的“货币化”财经政策之外，还应将个人修身正性，内圣外王与现代社会"三观”融会贯通。尤其中国政治, 举凡一切社会难题皆与之息息相关，故国家“责任无限”的有效性，一向就不仅仅是数字化的变量分析，也不拘一时一事作孤立认证，而是针对人性反复无常的心智功课。由于中国主流不支持推倒重来, 文化道统也不接受分权而治, 故惟在现有规则中相机行事、借势发力,并对纷繁处境中的人事布局做到心领神会,才能有所作为而后进行制度创新。众所周知，中国社会一向讲求相互照顾、彼此提携, 强调从内部消蚀人际差别,以达成共同体“苟富贵、勿相忘”，强调的是亲亲护持而不在意阶级立场和派系对垒。总之,是既没有形而上学的组织分类,也无所谓主义信条,更多则是推己及人、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团和气。

依政治发展的次第而言, 中国恰恰不是文明高度不够而是早熟，是国人大都坚信人心向善、有教无类，故历来看重德性双修和文野之别，文化学上更是偏向伦理人情而不习惯“市场交易”。因此可以说，中国政治葆有稳定性的根源就在于历来都讲选贤与能、公而忘私的治平理想,这种基于德能优劣比较而形成的评价于中国人而言,不仅是汇聚人心从而在政治上有为的前提,也是一种人生意义取向和融入“正派社会”的身份安置。也正是源于此,个人和组织都不在乎流行的观念和政治立场，而更惧怕被罗织道德和品行上的坏名声。因此以民为本、洋为中用不仅是中国政治哲学的精神内核，也是将来的不二选项，故无论怎么扮国际形象弄和平主义姿态，在中国搞政治文化出小资风头、哗众取宠，都只能是一群养尊处优，不接民气的“精致利己主义者“（钱理群语），他们不仅很难成为政治的支配性力量，反倒像是一些只想不劳而获、混水摸鱼的食利者。

尽管开放的政治可以容忍批判, 认可“论资分利”并给人以权位下移，或有可能重新分配的幻觉,在展开多数人意见的同时产生很自由，随意标新立异而且不被追究的放松感, 也可以一人一论声讨甚至鼓动社会自私自利，不行正道，寻一些义气相投者枉顾社会实际，与国家民族利益背道而驰,但现代政治文化沿袭的仍是传统的老路,即明确而有效的社会救济和群众的积极拥护。 因此，尽管“人民忠诚原则”屡遭一班玩世者诬为“民粹主义”而备受非难,但数千年累积的政教伦理不仅已成牢固的国情民意，也是当今世界范围（只要国家尚存）个人生计和“名节”安置的最优选项。因此，欲行政治之事业，就得用心参验人心之好恶，其素质也好，体制亦然，国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正所谓以人弘道而非道弘人。是故，举凡讲政治就得顺天应人走群众路线，正其义不谋其利并励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