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2015年的施政报告是罕见的强硬，申明“高度自治”不是“绝对自治”，强调香港必须服从中央权威，而且点名批评了一些激进刊物的言论，现场抗议的议员则直接就给架出去了。这种风格是“占中”之前从未出现过的。

我们把这个事情跟最近的一些新闻串起来看，就很容易发现中央政府对香港“占中”后政策方向的变化。简单来说，就是在保持“一国两制”的承诺不变的情况下，对香港现行政制进行调整，建立“强权特首”制度。

 

——应该说，“占中”是一场测试，把各方面的底线态度基本上测清楚了。在占中之前，梁振英的态度是比较暧昧的——或者说至少是比较软弱的，也就是对香港反对派的诉求，表现出一种比较左右摇摆的态度。这种态度我们也不好说梁本人内心到底怎么想，但起码在直观上给人一种印象：就是香港政府在敷衍塞责，甚至是有意识在放纵反对派的极端言行来向中央施加压力，试图索取更大的利益。在诸如奶粉事件、国民教育事件这些问题上，港府基本无所作为，放任事情闹大，然后让中央妥协退让。

新华社在占中后发了这么一则新闻——《梁振英：曾每天都向中央汇报香港“占中”情况》。这则新闻是很耐人寻味的。他汇报了些什么，中央指示了什么，这是机密，谁也不知道。但最终的结果很明显：梁利用这种形式向中央表示“效忠”，也取得了中央的信任。

也就是说在中央政府强硬的表态下，梁最终放弃了表面上的摇摆，选择了完全站到中央这一边。港府的处理方式，从最开始的放任自流，到武力清场，到现在的 秋后算账，拘捕占中领袖。这一系列动作都显然都是“每天汇报”之后，得到中央支持，梁振英才逐渐开始硬气起来了。

与此同时，我们再对照另外两则新闻。第一则，就是占中爆发的前夜，以李嘉诚为代表的一大批香港富豪到北京来访问，打的旗号是希望维护香港稳定。

第二则就是占中结束之后没多久，李嘉诚就宣布把公司注册地迁出香港。

 

显然，李嘉诚等人去北京其实是要去试探中央的态度，希望居中调停，说服中央在2017年的普选问题上让步，避免“占中”运动的爆发。

这个要求当然是被拒绝了。会面的结果，只是习大大重申中央对香港的政策不会变。

调解失败之后，“占中”随即爆发，中央和香港极*端民主派的关系终于彻底决裂。

而这种彻底的决裂，受打击最大的，不是别人，就是这一批控制着香港经济命脉的大富豪们。

我在占中期间发过一条微博，就是说从“学民思潮”领袖黄之锋所做的演讲内容来看，他的诉求是错误的，但他反应的问题是真实的。香港回归中国以后，经济发展缓慢、社会贫富差距扩大，香港底层人民没有从祖国统一中获得什么好处，青年学生对未来失去希望，他们担心毕业就失业，看不到通过自己努力上升的渠道。这个经济基础，才是“占中”运动爆发的最重要的原因。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首先是社会上有了对香港现状的怨气的积累，才可能有西方敌对势力来挑拨离间产生效果。

 

那么这种经济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原因是什么呢？在大陆这边看来，中央已经给了很多优惠政策给香港，而且还大量廉价的淡水、蔬菜、肉制品供应给香港，保障香港的民生和经济繁荣，其它的方面一概不管，给了你最大限度的自由。然后你自己还搞不好怪谁？只能怪你们香港人自己嘛。

但在香港人看来，就不是这样。1996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前，基尼系数是0.517，2012年，基尼系数上升到了0.538，贫富差距是扩大的。虽然看上去增加的点数不多，但一般认为超过0.5就是很严重的贫富分化了，在这个基础上，每增加一点点都会让底层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而这个贫富分化的加剧，是跟回归以后中央政府不作为密切相关的。

自由资本主义一定会带来滚雪球一样的贫富分化，这个应该是一个共识。香港回归以前，就是一个自由港，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当中也算是非常自由的了。但是英国的殖民统治毕竟还派了总督，他代表英国统治香港，其职权是高于行政、立法、司法这个三权分立体系的。有这么一个强权人物镇着，大资本要想为所欲为还是很困难。

但是在中国收复香港的过程中，在过渡时期，我们一方面不能直接派遣官员管理，一方面又不可能信任英国的官员，所以选择了依靠所谓的“爱国人士”来协助中央政府实现香港平稳过渡。而当时爱国人士的代表，当然就是李嘉诚、霍英东这些大资本家了。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以前尚不能干预政治的资本大佬们开始获得大量的政治资源，李嘉诚和霍英东都成了香港回归筹备委员会委员，成为中国在香港政治力量的代表。

香港回归以后，总督制度自然消失了，中国政府因为“一国两制”的承诺，也没有过多干预香港政务——因为西方国家老是拿自由民主这些东西来攻击中国，而中国也有很多人也对此缺乏自信。所以虽然英国统治的时候一点民主不给香港，中国收复香港以后反而开始搞民主了。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立法会的权力上升，特首的权力下降，跟总督比起来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从“统治者”变成了行政机构首脑的这么一个角色。香港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就从总督独裁制向三权分立的民主政制发展了。

 

在资本大佬介入政权交接、新任政府权力分散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政治力量对资本力量的节制就完全失效了。对李嘉诚这样的大资本家来说，以前还有总督管着，回归以后在香港就可以彻底称王称霸。所以实际上我们看李嘉诚的财富增长，速度最快的就是香港回归之后的这么几年。他的公司市值在回归前的1995年才只有420亿港元，盈利才只有30亿港元。到2009年，就增加到了一万亿港元，相当于同期香港经济总量的50%，盈利更是高达两千多亿港元，增加了七十倍。大头都是回归后挣的。而这期间，香港GDP增加了不到一倍。

所以，回归以后，香港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好处都是大富豪们拿走了。底层人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实惠，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特别是房地产市场泡沫化严重，财富分配的差距比收入的基尼系数更加严重。李嘉诚在回归两年后就成为华人首富，但香港人均居住面积却不足十五平米，此外还有十多万人住在不足两个平方米的笼屋里面，所谓“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就是现今香港现状的真实写照。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收回香港以后，对香港的治理是有所失职的。“香港明天更美好”这个承诺并没有完全实现，起码对于香港的底层人民和年轻一代来说，他们所看到的现实就是回归以后，他们的处境和未来变得更加黯淡了。

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就在于过度的自治造成的“政府缺位”。香港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供700万人发展，已使用地区只占了所有面积约24%，扣除不可开发的山地，还有40%的可供开发面积，但是就是空着不让开发。主要原因就是政府过于弱势，难以下定决心，因为一旦开发就会造成香港楼价下跌，让拥有住房的阶层利益受损。

董建华多次打算学习内地新建保障房，都迫于既得利益阶层的政治压力而被迫放弃了。香港想要修一条高铁接上广深高铁，死活修不动，因为政府太弱势，根本无法完成高铁所需的拆迁工作。这些问题，在中国都不是问题，唯独在香港克服不了，你说是中央政府失职，还是香港政府失职？我觉得应该是都有责任。

底层人民在生活得不到改善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来要求改革？就是一个舆论宣传战的问题了。西方的敌对势力也好，本地的像黎智英这样的资本势力也好，就开始在青年学生中间煽动，把这样的问题归结为大陆不给香港民主，以及大陆人到香港来买奶粉、生小孩占用香港的资源的问题上来了。

 

这个逻辑其实很荒谬，因为大陆的政制和英美民主差距更大，但是对岸的深圳发展的比香港好的多；至于大陆人民到香港来，那是有利于香港经济的，没听说过买东西还把人家给买穷的。香港的问题，核心不是自由民主太少，而是自由民主太多，导致政府缺乏权威和执行力，无法大规模的配置公共资源，推动有利于底层人民的改革，放任大资本肆意扩张。

但是呢，目前来看，在香港这个宣传阵地上，我们是失分的。青年学生被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理论给洗脑了，觉得问题就是中央不给香港民主造成的，所以才有了“占中”运动。

所以我才说：“占中”运动中，青年学生的诉求是错误的，但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是中央政府、香港政府必须要解决的。只要这样的问题不解决，仅仅是鼓吹什么反对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宣传，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要解决这个问题该怎么办？首先就要跟香港大资本家分道扬镳，不能再像回归前后一样，把他们当做政治上的依靠力量了。因为社会公平的改革，必定会触碰到这些人的利益。

其次，就是要建立“强权特首”制度，要让特首扮演一个像回归之前的港督的角色，或者说是像现在中国地方政府的党委书记的角色，一个超越行政、司法和立法之上的职位。大幅度的削弱立法会的职权，因为这个陷入党派斗争、不用对实际决策负政治责任的机构，是很容易因为各方面势力的渗透而变得四分五裂、无所作为。变成一个极端势力表演的大舞台。

目前，中国政府一方面要坚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所以不能真的搞社会主义改造，直接委派香港市委书记、市长；另一方面，又不宜完全的坐视不管，让港内港外的敌对势力把香港搞得一塌糊涂，这样在舆论上同样对我们不利，因为香港毕竟是属于中国的。

两方面均衡的结果，一个效忠于中央政府的强权特首，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政治安排。梁振英在关键时刻以“每天向中央汇报”的方式效忠，最终促成了这一政治决策。

所以，占中结束以后，李嘉诚收拾家当准备走人，梁振英态度强硬发表施政声明，批评大学反对派刊物，对“占中”领袖秋后算账。这些东西都是连在一起的。李嘉诚不是不看好香港的未来，而是不看好他自己的家业在香港的未来。在一个强权特首的政治安排下，一系列的社会变革恐怕将势在必行。

 

二十三条立法那是肯定要做的，国情教育也一定会重新启动，土地与住房制度的改革恐怕也是在所必行。在此过程中，以李嘉诚为代表的，依赖于土地形成的大资本财团的利益必然受到巨大的触动。这个时候把资本注册地迁移到香港之外的避税天堂，其实是在给自己准备退路了。

香港明天会更好，但李氏家族的明天恐怕是不会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