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íngua|王陶陶

 

两名令人生厌的“港独”政治演员终于遭到了法律的严惩，但这并不意味着“港独”问题的结束。因为，梁松恒、游惠祯灰头土脸的窘态，并不能掩盖“港独”在年轻人中日趋壮大的严酷事实。是以，“港独”问题的解决，已然刻不容缓。

 

不过，要想找到解决港独问题的方法，就必须首先了解催生港独思维的土壤。而在此之前，必须意识到以下现实：

 

在香港回归之后的最初十年里，香港社会并不存在港独思维的政治空间；香港占中运动之后，港独思维在香港的影响力才得以迅速壮大；在香港各年龄段人群之中，港独思维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年轻人之中。

 

任何意识形态都不可能凭空产生，港独同样如此，透过港独问题的现实，我们可以深刻地意识到那些真正制造港独的社会因素。

 

一方面，香港大多数的年轻人，正在悲观之中走向彷徨，而政府对话机制的匮乏加剧了他们对体制的愤怒。

 

实事求是地说，在当前全球萧条的大背景下，香港的经济情况并不算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经济成果并未给年轻人带来福音。

 

对于大多数亟需住房的香港年轻人来说，其最难堪的负担莫过于此。在香港，大量年轻工薪族不得不租住在平均面积仅有4.44平米的劏房，他们的起居境遇甚至还不如香港监狱里的犯人；同时，随着香港房价不断暴涨，而人均住房面积却急剧缩减，2015年香港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仅7.5平米；更何况，对于年轻人来说，相应的社会援助也遥遥无期，根据香港房委会的配额计分制度，普通单身年轻人从18岁开始申请公屋，需要等到49岁，才有机会获得配额。不同于大陆年轻人的海阔天空，初出茅庐的香港年轻人并没有故乡的老屋。不论是举债还是租屋，他们在沉重的住房压力下都别无选择。

 

与此同时，香港当前的经济体制也不利于工薪阶层，这尤其损害了缺乏不动产和福利救助的青年人利益，并刺激了香港社会的本土意识。随着陆港之间资本和人力往来的加深，香港经济获益匪浅。不过，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就是，很多香港工薪阶层并未从中获利，大陆人才的涌入削弱了香港本土人才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恶化了房屋、教育和医疗上的分配。如同全球化冲击下民族主义民粹泛滥的欧美工薪阶层，于那些既缺乏不动产，也没有福利救助的香港年轻人来说，在自身利益受损的情况下，滋生出强烈的本土意识，也就可以理解了。

 

2003年之后，由于受到内地低廉劳动力和企业外迁冲击，香港工薪阶层收入锐减，越是低技术工种受影响便越严重(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

 

况且，当香港的年轻人对现实高度不满同时，却很难通过体制渠道与港府进行有效沟通。香港青年事务委员会是港府与年轻人沟通中最重要的机构，然而在这个委员会里，却很难看到普通港青的代表。对此，身属建制派的政坛大佬田北辰，也不得不在2015apelido Nian1月对港府与年轻人沟通的能力提出批评：“同青年人訴求係兩碼子嘅事。“

 

经济上的现实幻灭和政治上的体制疏离，使得香港的年轻人逐渐成为激烈反体制政运甚至港独的中坚力量，也为香港社会的未来蒙上的阴霾。

 

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怀有“中国认同”的温和泛民反对派，在争取香港普选等所谓“民主化”事宜上屡遭重挫，使得其在反对派民意中的威望日趋衰落，这为港独激进反体制力量的迅速崛起提供了政治真空。

 

2014apelido Nian8lua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为2017年特首普选方法设下框架。在香港的反对派眼里，这标志着香港民主化进程遭受重创。9月，香港泛民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占中”运动，而该运动的失败，却反过来重创了香港泛民在反对派中的威信，最终为激进势力的粉墨登场提供了政治舞台。

 

实际上，当前港独激进势力之所以猖獗的政治空间，就在于曾经认同中国的传统泛民逐渐失去了政治威望，曾经被认为高尚的温和政治反对方式被证明毫无意义，这种认知的衍生最终为港独思维的崛起提供了政治营养。那些声名显赫的港独领袖们，实际上即发迹于轰轰烈烈的“占中”运动。

 

占中运动初期领袖是温和泛民的社会贤达，而后则变成了相对激进的学生领袖如黄之锋、周yong康等人。

 

当然，严重脱离现实的“港独”运动，犹如“水中花，镜中月”，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作为一股具有深刻社会背景的政治思潮，其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可能被凭空消灭。只有铲除催生“港独”意识的土壤，才能真正从根本上挫败“港独”意识形态。

 

对此，港府应尽量从年轻人的切身出发，努力保障他们的实际利益，并争取建立顺畅的沟通渠道。毕竟，任何政治问题在本质上都是经济问题，香港年轻人的普遍政治激进同样离不开其在当前体制下的经济受损，港府应尽可构建针对普通香港年轻人顺畅的体制上升和对话渠道。通过对港青的利益保障和政治吸纳，使得香港年轻人在当前体制上看到政治吸引力。

 

与之相应的是，北京应尽可能地对香港泛民反对派予以争取，并努力落实“港人治港”的政治意涵。事实上，在港独思潮的严重冲击下，维护“泛民”在反对派民意中的政治威望，与香港温和反对派进行政治对话，让反体制民意认识到“认同中国”的温和反对派在政治上能够有所作为，即是在消弥“港独”激进反对派的政治空间。

 

更重要的是，北京需要完善自身意识形态的构建，从根本上加强港台海外华人对其的政治认可。事实上，无论是港独、台独思潮的涌现，还是疆独、藏独的产生，本质上都是革命理想破灭之后，大陆意识形态空乏的后果之一。而香港与大陆普通年轻人交流上的缺乏，进一步强化了各自的政治偏见。因此，完善意识形态的构建，加强陆港普通年轻人之间的日常交流，无疑是磨平“港独”思潮的必须举措。

 

作为一座具有独特文化色彩的前殖民地，香港的文化、语言、制度和法律等方方面面，迥异于内地。这就意味着，对于北京来说，守护这座城市的美好，不仅仅需要政治责任心，更需要极大的审慎和耐心。这一点，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

 

1930年，民国新疆省主席金树仁决意废除哈密王制，实施汉官直接统治，结果由于语言习俗文化的不同，激发了1931年的大规模哈密暴乱，从此平静的新疆进入了动乱纷飞的杀戮年代，而诞生其间的“东突厥斯坦”之阴魂至今不灭；抗战后，蒋介石政府执意派遣大陆官员直接管制刚刚脱离日治的台湾，结果语言、文化、习俗的不同加剧了当地民愤，引发了惨烈至极影响至今的“二二八”事件。

 

因此，邓小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理念无疑具有着极大的政治智慧，而落实这一政策，不仅仅有利于香港的稳定，同时也能够减轻北京的政治负担。

 

香港，是一座连接海内外的国际大都会。香港的成功，不仅仅有利于香港的发展，更有利于中国大陆。因为，香港在北京影响下的每一次切实进步，都将以活生生的事实，向包括台湾在内的海外华人，向那些对中国心怀疑虑的世界各国，展示中共的干练和抱负，宣扬中国的实力和文明。

 

这一点，对于软实力缺乏的今日中国来说，无疑将分外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