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人情是中国社会价值观的一大特色，人情与信用是一对同父异母的兄弟。两者都有相应的价值，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时而难以辨别，时而可以互相转换。在商业运作上，到位的人情关系和人情运作，效果等同于或胜于商业信用，有时令许多商业信用模型失灵，更使得社会及商业关系复杂化。

在多个省的调研过程中发现一种奇怪现象，农村既缺资金又在输出资金，资金流入农村的主要来源是在外务工所得，用于改善生活和居住条件，包括修建房屋，购买家电家具、机动车辆等，少部分用于生产。流出的资金多半用于在城里买房和子女教育。在河北省的一个边远农村，有一农户可以说连家里的门板都残缺不全，却举债30万元钱，几乎全村都是债主。

当我惊叹地问到借贷的用途时，农户毫不隐瞒地说，他在筹资给他大学刚毕业的儿子在北京买房，儿子在国家海洋局工作，有了房子才能娶媳妇。从他自豪的语气中可以看出，儿子考上大学并留在北京工作，再加上国家干部的身份做抵押，给老汉家赢得了很高的信用，村里的人都争相情愿借钱给他。至于利息，老汉说借信用社的钱要付利息，儿子在帮他还着，其他村民和亲戚的利息，老汉含糊其辞，说不上来。至于儿子的债务偿还能力，老汉似乎并不在意，相信只要儿子现有的身份不变或变得更好，债主们不仅不会在意这些利息，可能连本金都无所谓。亲友之间互相资助、无息借贷，甚至无需还本，都是常事。那些乡亲的债会被转化为人情债务，铭记在当事人的心里，并由老头转移到儿子身上，有朝一日这些债务将成为儿子的责任。

人情是中国社会价值观的一大特色，人情与信用是一对同父异母的兄弟。两者都有相应的价值，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时而难以辨别，时而可以互相转换。在商业运作上，到位的人情关系和人情运作，效果等同于或胜于商业信用。与信用一样，人情也是资产，可以借用、寻租和转让，甚至还可以兑现。从我们的调研中发现，有形的人情支出是农户最大的家庭开支之一，仅次于生产性支出和衣食住行的花费，占家庭总支出的20%或总收入的12%以上，而且收入越高者，人情费用支出比重越大。

人情费用主要是指花费在请客送礼、礼尚往来、实物帮助或施予恩惠的付出等，而广义的人情当然远不止这些，还包括感情和时间的投入。通过计量模型分析，我发现农户的人情投入与收入的相关系数为2.32，可以理解为1元钱的人情投入平均获得的回报是2.32元，远高于任何形式的资本回报率；也可以理解为，要维持现有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方式，平均要将收入的12%花在人情相关的开支上。从金钱的角度，那些有权有势、有关系和有专门技能的人可能是人情的最终净收益者。就社会而言，所有的人都为此付出成本，但又是受益者。在商业化盛行的今天，农村依然保留着传统的人情和信用观念，构成了独特的乡土价值观。都市人的人情价值观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正在走向商业化。

人情的存在不仅扭曲了看似普世的信用价值观，令许多商业信用模型失灵，更使得社会及商业关系复杂化。久居美国的中国人，回国后总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制约感，不能像在美国那样我行我素，优化自己的行为与花费。比如我的多年好友汪之平，也曾是邻居，他的职业是司机，原来给单位开车，每次我出国他都主动把我送到机场，本来打车费用不到一百元，但我总觉得过意不去，每次回国给他的礼物都在五百元以上。后来他自己买了一辆中型货车，专门给人运货搬家。有一次我从广东购买了一套家具，从货运站直接租了一辆货车并请人运回家，共花了400多元。此后这位朋友见到我就变了样，我感到莫名奇妙，后来才明白，我没用他的车和服务伤害了他，他觉得我瞧不起他，不近人情，更不够朋友。如果我用了他的车和服务，他肯定不会收我钱的，收钱就不叫朋友，但肯定要欠他一个人情，而要偿还这个人情，我可能付出的要远大于这次运输费。

人情与信用一样，是可以作为金融杠杆使用的，汪之平就善于运用人情杠杆，让他赚得了两套价值不菲的房产，如果这些全凭他的收入，恐怕这辈子都难以实现。其中一套的来龙去脉我比较清楚，那是两年前，他给一位姓曹的客户搬家，从北三环内搬到西三环外，因客户家东西比较多，他跑了两趟，但只收了一趟的钱，客户要多给他钱，他不收，因此给人留下“诚实”的印象。当他了解到客户从北边搬到西边的原因是为了客户父亲看病方便，他父亲得的是一种混合结缔组织病，好几年都治不好，而且有扩散的趋势。小汪不仅对他老人家关心有致，还四处打听哪里能治好这种病。我父亲曾是一家医院的主任医生，当他向我父亲了解情况时，我父亲给他推荐了退休前的一位同事。后来他就跟这位医生熟了，把他推荐给姓曹先生，还委婉地说明他经过“千辛万苦”才找到这位名医。

后来曹氏父亲的病果然被治好了，曹氏为了答谢小汪，给他送了重礼，他坚决不收，后来勉强收下，但又转交给了医生，并告诉医生是曹先生送的。曹氏得知后十分感动，觉得又欠小汪一个更大的人情，他对小汪说，以后无论小汪需要什么，他都愿意帮助。曹氏是位来自天津的成功商人，在北京有多处房产，既是个大孝子，又有北方汉特有的豪气，汪之平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并把他锁定为金融杠杆的轴心。

有一次，他买了一袋水果，“顺道”去看望曹氏的父亲，在问寒问暖中，他顺便提到如今房价高企，而他一家人仍寄人篱下。他那看似无意，实为点到为止的话语，却令曹老头对他起了恻隐之心。虽然他当时没说什么，事后却跟儿子说，小汪是个好人，他现在家里居住有困难，能不能帮他一把。第二天晚上，曹老板就来到小汪家里看望他，正好小汪的母亲和姐姐都在那里，还有妻子和儿子，看起来70多平米的房子显得拥挤。小汪热情地接待了客人，曹老板直言要把北三环的房子原价让给小汪，钱什么时候给都可以。小汪早就等待着曹老板这句话了，立即答应并成交了。

四年多前的原价，差不多35万元，只是此时市价的三分之一强，而且不用立刻交钱，这给了他充分运作的空间。房子过户后不到半年，他就以该房子做抵押，贷款在三环外买了一套新房。两年后，房价涨了许多，他卖掉旧房，还清了新房的按揭贷款和欠曹先生的房款。就这样，汪之平通过人情杠杆，只花了少量的钱，就赚取了一套124平方米的新房子。

当然，可以把部分与人情相关的支出解释为缴纳人际保险金，在关键的时候能够起到相应的保障作用，相当于保险发挥效用，而覆盖的内容远大于保险公司所能提供的业务范围。就像汪之平，曾经常询问我家里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家里父母渐老，关键时候确实需要有个照应，这些年来他确实做到了。这样看来，那些人情费用并不算贵。农民支付的人情费用可以产生出双倍的产出效果，说明人情网络在人们生活中发挥着正面的作用。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人情脉络广并善于利用关系的人，各种机会显然要比他人多得多，花费自然也会更多些。

但是，人情又是一种债务，一份责任，无形地制约着人们的自由，使人在得到情感保障的同时，也让人倍感还债的压力和义务，甚至感觉到是在为别人活着，有一种说不出的牵挂和不安。在官场上，人情与社会信用是官员内在矛盾的纠结点，他们时常要在成为孤家寡人和滥权之间做选择。

在这些方面，中美两国的生活反差尤为明显，许多刚刚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可能会有一种解脱的轻松感，但不久便会感受到社会的冷漠和人情的淡漠，觉得美国社会是那么的功利。接着，他便很快又发现，取代人情纠葛的便是信用(账单)、身份、就业、税表、保险、退休金等一系列实实在在的纠缠和压力。

同样，许多老外来到中国时，可能会有一段短暂的兴奋期，会受到中国人的“热情”对待，但却很快发现自己很难融入这个社会，因为他们不懂得中国的人情世故，处处表现得“小气”和“不可理喻”，多半后来都因莫名其妙的疏远感而选择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