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王璞 欧阳东宁    整理：郭良辰

作为百岁老人，他经历和见证了中国整整一个世纪的沧桑巨变；作为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从生死线上挣扎出来的红军老战士，他在浴火重生中获得凤凰涅槃的新智慧新生命；作为执掌生死大权的一省高官，他情系百姓众生，落笔稳重；作为有80年中国gong产党党龄的老党员，他奉献了一生。
他就是曾任中国广东省副省长、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主任、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的寇庆延老先生。
在他百岁寿诞之际，我们专访了这位高德老寿星。采访中，寇老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声如洪钟、激情满怀，不时挥动着那双大手，侃侃而谈。

1946年寇老在太行山留影

广东省委书记看望寇老

加入中国gong产党是因为没有活路。
寇庆延：“我是1912年4月出生的，老家在河南省光山县白马山寇家湾。因为家穷，7、8岁时父亲寇立培把家搬到丁家洼，跟着父亲上了3年私塾，12岁开始给地主放牛，14岁当了佃户，一年辛苦到头打下的粮食，除了给地主交租所剩无几，没吃过一顿饱饭，大冬天身上只有一件单衣。通常女孩子不出门，连条裤子都没有，在家围块破布遮羞。”
“1928年4月的一个夜晚，老佃户尤德欣悄悄把我叫到远离村庄的打谷场，问我为什么一年忙到头吃不饱饭，穿不暖衣。尤德欣比我年长好多，他告诉我，中国有两个政党：一个是gong产党、一个是国min党。两个党代表两个阶级。一个是代表穷人、一个代表富人。gong产党代表穷人、国min党代表富人。穷人只有跟着gong产党走，才能有出路。我觉得有道理，16岁那年秘密加入了地下共青团。”

共青团员到了18岁自动转党
寇庆延：“我的家乡光山县坐落在鸡鸣三省的大别山腹地，是国min党统治的薄弱地区。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迅速蔓延呈星火燎原之势。”
“1929年，当地农民举行了白沙关暴动，我参加了农民赤卫队，赤卫队所到之处，地主老财、土豪劣绅闻风丧胆，最后都逃到了新集（现在的新县县城）。暴动胜利后，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我被推选为莲花堰乡苏维埃委员，团员和党员同在一个支部，刘明榜是寇老的第一任支部书记（解放后任河南省纪检委书记）。”
“1931年农历正月初三，赤卫队和乡亲们还沉浸在打开新集的喜悦之中，我就在妈妈的护送下，怀揣着县团委写的共青团员介绍信到红安县七里坪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同年转为gong产dang员。”
 “那时团员和党员没有大的区别，就是年龄。18岁以下加入共青团，年满18岁后的团员就可转党，支部开个会，书记一宣布就转为党员了。”
寇家五位亲人被害
寇庆延：“gong产党是被骂大的，是在对敌斗争中不断流血牺牲、英勇顽强发展壮大的。就我的家庭而言，先后有五位亲人为革命捐躯，但丝毫没有动摇紧跟党走的意志和决心。”
“第一位是我的父亲，因为做了列宁校长，敌人把他抓到新集秘密杀害了，至今未找到尸骨。后三位分别是我的三哥、六叔和七叔，都是在游击队反四次“围剿”时牺牲的。”
“妈妈虽不是烈士，但也是被国min党逼死的，国min党天天逼她把我找回来、要我tui党，她怎么会听呢？结果就被逼死了，死时才40岁。”

再苦再难也没有丧失信仰
寇庆延：“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但就是在这种艰难险阻、九死一生中也没有对党产生过怀疑。特别是在受到党内陷害、生命垂危之时，相信党最终会澄清。”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开始了长征。一、二方面军过了一次草地，由于当时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行为，我们过了三次。”
“草地的气候变化无常。刚刚还是烈日炎炎，一会儿乌云笼罩，紧接着就是瓢泼大雨,甚至劈头盖脸的冰雹。草地里表面荒草泥泞，根本看不出哪一脚下去就是无底的泥潭。一次，他眼睁睁看着前面的战友踩在稀泥里，慢慢就被泥潭吞没了。”
“长征中最难最苦的是什么？是不分白天黑夜的打仗，是吃了野菜、野草、皮带后仍然难挨的饥饿啊！”
“红军整个长征途中，要经历打仗，更多的是行军。在经历长时间的艰苦跋涉后，伤病员多了，又缺医少药，没吃没喝的。过草地时红军将士吃的是野菜、草根、树皮。有的野菜有毒性，吃下去全身发肿，嘴唇发乌。草地里有的是水，但喝下去后，腹如刀绞，疼痛难忍。朱老总过草地走在最前面，担负着尝试吃野草的任务，发现有能吃的和不能吃的赶快通知后面的部队。”
“师团以下指挥员的坐骑都宰杀了，到最后，把牛皮做的腰带、马鞍和皮鞋都煮吃了。当时，部队流传《牛皮腰带歌》：‘牛皮腰带三尺长，草地荒原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熟分外香。一段用来煮野菜，一段用来熬鲜汤，有菜有汤花样多，一段留给战友尝。’这个歌乍听起来很美，但实际上皮带经过再三火烧、水煮，苦涩难咽。殿后的部队更加困难，因能吃的野生植物被前面的部队一扫而光，实在没有什么可吃，吃前面部队拉在路上的青稞粒……那种刻骨铭心的饥饿，是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但红军将士还是挺过来了，硬是在极度的饥饿中走过了草地，走完了长征，战胜了困难，取得了胜利。那是一种对党无限忠诚的信念，是对红军毅力的考验。”
“听说现在的一些人对长征路上红军吃腰带、皮鞋持怀疑态度，甚至根本就不相信，问题出在哪里？更有一部分人靠gong产党发了财、致了富，移民到了国外，转眼就忘了党恩、国恩，甚至连老祖宗都不要了。问题出在哪里？”

长征中被判开除党籍三个月
1936年10月，我当时任31军91师司令部侦察科长。按师司令部的部署，带一个侦察连到甘肃武都与天水之间执行任务：一是筹集资财，二是扩大红军队伍，三是侦察敌情。当时国min党第3军的军部住在武都县城，侦察连住在一个逃跑地主家里，离乐门镇有15华里。一天，我带着一个排、与供给处股长一起进镇里采购物资。派半个班在镇外边小山岗放哨，我和通讯员到商店和店主商谈，突然，敌人冲进街，用整整一个营的兵力包围了他们。激战中，两个班的红军战士壮烈牺牲。我带着6名战士突围跑回驻地。第二天，我被带到师部，交给31军保卫局五花大绑关押起来。他们起初怀疑我‘生还有诈’，继而认定是‘改组派’。
“当时军部发电报给朱老总，说我寇庆延是反ge命，要求枪毙。总部机要参谋陈明义（是寇老保卫总局时的战友，解放后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收到电报，心都凉了‘老寇这下活不成了。’忐忑不安地把电报交给朱老总，瞪大眼等着朱老总表态。朱老总看完电报非常生气：‘哪有这么多改组派？不能杀’。因朱老总回了电报，就把我从保卫局转到军法处，这一转就把敌我矛盾转化成了人民内部矛盾。”
“死罪免了，活罪难逃。被判处‘三年徒刑，苦力代替，开除党籍3个月。’判决后，我就被放到31军政治部油印科背了3个月的油印机……”
 “我总相信党是正确的，迟早会还我清白的。当时判我开除党籍三个月，三年后总部才把判决书撤销，接着就恢复了党籍。”

人有人性 党有党性
 寇庆延：“过去有句话：我为人人，现在颠倒过来：人人为我。这不是文字游戏，实质是两种世界观！一个是立党为公，一个是立党为私；一个是执政为民，一个是执政为己。这可是个党性问题呀！”
“人有人性，党有党性。一个gong产党员任何时候都要对得起这个称号。gong产党员的根本任务是改造世界。一个是主观世界，一个是客观世界。主观世界比客观世界更难改造，一定要下大功夫、苦功夫。gong产党员没有八小时之外！”
 “现在我老了，不能为党工作了，但是我对我们这个党还是非常关心的。我们党的每一次全会的公报、每一个决议，我都要秘书反复地读给我听，我一条一条地去想，它们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符不符合我国的国情，我把每一条都想完了，是符合的，哎呀，我的这个心啊，就舒服了啊！”
 “目前，我们党中央的领导是坚强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关键是各级政府和广大党员，要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啊！”

补白：寇庆延逸事

做人贵在以理制欲
1945年，八年抗战取得胜利。刘邓从冀南抽了五个团组成西进纵队上太行。杜义德任司令，孔庆德任副司令，寇老任政治部主任。9月中旬，部队到达山西长治附近的一个村庄宿营，寇老被村干部安排在老乡家。
当时，男主人给八路军作向导不在，家里只有唯一的女主人。半夜，寇老起床上厕所，回来后摸到刚才睡的炕上有个光溜溜的身子。“你是谁，怎么到我的炕上了？”寇老问。“我是这家的女人，来找你。”“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不准调戏妇女。我是党员，是政治部主任，更不允许这样，快回你的炕上。”“村支书讲军民一家，你不要嫌弃俺。”“军民一家是政治上的，不是这方面的，快回去。”说完寇老主动到另一家和战士们住到了一起。当时的寇老33岁，血气方刚，还没结婚。

家风
寇老身居要职几十年，但他对儿女的教育，从来都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不能有丝毫高gan子女的优越感，不容有半点特殊，要艰苦朴素。为了教育后代如何做人敬业、自律自勉，寇老特意写了《家风传》：“听党话，跟党走，学马列，意志坚……对己严,待人宽,树家风，代代传。”
寇老对子女们常说的一句话：“服从组织”。不但不为子女的事开口，也不准身边的工作人员去讲。长子英年早逝，大女儿是深圳政府一般干部，已退休。二儿子从单位内退后作点小本生意，老六早年外语学院毕业，现在日本经商。
二女儿1969年入伍，1998年底从广州军区转业到地方工作，在面临人生第二次选择的关键时刻，她多么希望父亲能写个条，但寇老平静地说：“你不能拿我做靠山，要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最后被分配到一家企业的医务室，单位机制改革，早早内退。
如果说女儿的工作是因为寇老已不在位，管不了，但老五1975年退伍安排工作他还在位，可仍被安排到企业。1996年，老五下岗，那年四十四岁。老部下悄悄给老五在省直单位安排个岗位，寇老知道后非常生气，把老部下叫到家里严厉批评，把小儿子狠狠骂了一通：“工人、农民的子女能下岗，我寇庆延的儿子为什么不能下岗？”直到今天，老五仍在家待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