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橙新闻 公众号   文/李梦

 

 

不久前，英国人林保贤（IanLambot）又一次回到他曾居住十数年的香港，一则为了谈生意，二来为中华书局重印《黑暗之城：九龙城寨的日与夜》捧场。这本讲述九龙城寨清拆前后历史的著作，于去年香港书展期间推出，短短半年即售罄。

“出版社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书卖得不错，这让我觉得惊讶。”林保贤坦言自己没想到这样一册将近五百页、售价超过四百元的大部头历史书，在香港这座讲求效率的快节奏城市里，能够有如此销量。

其实，销量出色的原因并不难解释，不外是”好奇”二字。这座位于香港九龙地区的”城中城”自一九九四年清拆之后，陆续引来不同领域的兴趣及关注：建筑学者试图析解城区内拥挤杂乱却互不干扰的楼群，摄影师关心城中街道以及街道两旁店铺中普通人的生活，动漫玩家开发出关于九龙城寨探险的新游戏，电影导演基思杜化路兰甚至在其二〇〇五年的影片《蝙蝠侠：侠影之谜》中，以九龙城寨为灵感，虚构出一处充斥着疯狂与邪恶的纳罗斯岛。

“每个人都把九龙城寨视为‘黑暗之城’，这个称呼犹如广告口号，就像把巴黎叫‘光之城’；纽约叫‘大苹果’；香港叫‘亚洲国际都会’。”在《流行文化与城寨》一文中，作者雷斯尼克（Jon
Resnick）如是说。换句话说，如今的”九龙城寨”（KowloonWalled City），俨然像是一个被过度诠释甚至消费的文化符号。

然而，当林保贤在一九八〇年代初首次到访九龙城寨的时候，那个占地约七英亩的围城以及城中人的生活，仍是城外人唯恐避之不及的话题。林保贤记得，当时他与身边的朋友谈论起自己在九龙城寨的所见所闻，朋友每每瞪大眼睛问他：天，你去那里做什么？

这些惊讶并非没有来由，因九龙城寨的”三不管”状态久已有之，而那里的贩毒活动、无牌牙医馆、违规架设的天线及非法搭建的屋舍，也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二战后，一些无家可归者在九龙城寨附近露宿；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众多来自中国内地的平民涌入香港，城寨因此成为调景岭和油麻地之外的又一处临时居所。之后，政治与社会景况渐趋稳定，这些居所相继清拆，唯有九龙城寨屡拆而不得，这其中，也牵扯到当时的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联。

上述关于历史疑问的探究，并未出现在林保贤与加拿大摄影师吉拉德（Greg Girard）合作的最初版本的《黑暗之城》中。这些历史问题的追溯以及学术上的讨论，直到英文版再版以及中文版面世的时候，才陆续添加至原作中。这是林保贤的有意为之。在他看来，本书最初面世至今已过去二十多年，继续以口述历史及影像的方法回溯那段逝去的时光，未免显得有些单薄，特别是在对于九龙城寨的讨论愈发频繁的当下。

《黑暗之城》一书原本以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三年由林保贤的一人出版社Watermark
Publications推出，书中除去吉拉德与林保贤拍摄的人物及街景相片之外，还收录了由当时香港大学历史系学生Emmy Lung参与执行的”口述历史”项目。在一九九○年代的最初几年里，三人曾多次出入九龙城寨，与城中的牙医、腊肠店老板、家庭主妇和城寨传教士等各色人等聊天，写下个体与这一重逼仄昏暗空间相处的经历。

“听到的故事多了，我们渐渐发现，原来城寨并不像我们当初设想得那样。”林保贤告诉我。其实，城外人对这座所谓的”黑暗之城”以及城中人的生活存在诸多”误读”，这些”误读”来自于成见以及凭空而起的想象。

林保贤本业为建筑师，最初造访城寨的原由，只是单纯觉得那里的建筑物有趣。”你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地方像当年的九龙城寨那样，楼宇如此密集拥挤，居民的生活却如此有序。”在林保贤看来，如果将九龙城寨当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社群看待，它的布局虽说并无事先规划，但在有限的空间及资金支持下，却能奇迹般地自觉形成一种紧凑（甚至可以用”精妙”来形容）的样态。顶层天台既是孩童嬉戏的场地，也是养鸽人驯鸽喂鸽的好地方；看似随意拉扯的天线足够将照明的光源从地面一直传送至十四层；为省钱及贪图方便而随意加盖的楼层，一方面为空间中居住的人群挡去大量自然光，另一方面竟出人意料地提升了楼宇（尽管表面看上去摇摇欲坠）的稳固性。

“说来你可能不信，我们当年在城寨内采访街坊的时候，从未遇到过什么麻烦。”林保贤和他的两位拍档原本担心的来自警察的盘问甚至黑社会的围堵，统统都没有发生。而且，去的次数多了，他们与一些街坊熟络起来，一来二去竟成了朋友。

“城寨中的人和你我一样，过着平凡普通的生活，这也正是我们想要记录下来的。”林保贤与吉拉德拍摄相片并写作此书的过程中，以尽可能平视的角度观察那个空间，以及空间中个体每日面对的琐碎生活。如果你仔细看那些相片，会发觉吉拉德的人物相片，都是在极近的距离内拍摄的，很有些现场感以及纪实摄影的味道。

“我拍拍建筑还可以，人像就拿不准了。”林保贤笑称，多亏当年在某次圣诞派对上认识了擅长人像摄影的吉拉德，不然这本”影像＋文本”的著作极有可能无缘面世。”也要多谢Emmy，拉近了我们两个『鬼佬『与被访者的距离。”林保贤虽然在香港住了十多年，粤语却一句也讲不出，至多听得懂几个地名，以及香港人对外国人的惯常称呼——”鬼佬”。

如今，林保贤已返回英国居住，只是偶尔回来香港看看。我问他今次来港，是否打算去九龙城寨再看看，他笑着摇头，反问我：”你是说那座公园吗？”

的确，除去一座仿真当年景观的模型之外，我们无法从那座在清拆原址上建起的九龙寨城公园中，找到任何关于旧日城寨的痕迹。对于林保贤等人来说，他们对于城寨的记忆，都已随着二十年前的清拆行动而终止；如今的我们，只有透过书本、动漫和图片展，尽力搜罗并拼贴自己对于”九龙城寨”这一地名的想象。正如一千个读者看水浒能看出一千种江湖一般，每个人拼贴出的城寨图景，也注定是不尽相同的。也许，正是这种因”不同”、”差异”甚至是”误读”而生出的神秘感，才令到这座消失了二十多年的围城，直至今日，仍时常被你我想起。

“很多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城寨故事。”林保贤说：”我的城寨故事差不多已经讲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