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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07
波蘭人愛潑斯坦,美國人馬海德、寒春和陽早、李敦白,加拿大人白求恩,德國人漢斯•米勒,印度的柯棣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至今90年的風雨歷程中,有一群特殊的人為了追求信仰,從五湖四海來到中國。從革命戰爭年代到後來的經濟建設大潮中,這些西方人的身影一直參與其中。當然,與此同時,也孕育了下一代生命。 如今,斯人已逝,他們的子女也已邁入高年,這些子女們被賦予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詞彙:
西方「紅二代」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從不同國家,走不同的途徑,他們一個接一個地來了。不是命運的玩笑,也不只是青春的衝動,而是一次選擇,一次召喚,一次解放。他們之間曾經毫無相關點,但因為在同樣的時間段內選擇同一個目的地,他們的身上便多了這樣一個標籤:國際共產主義戰士。
而隨著革命的深入和最終中國的解放,在中國的西方人漸漸有了不同的方向。革命中保全了生命,也經受了考驗,離開還是留下是每一個人都面臨的選擇,而留下後,選擇怎樣的方式去生活,又是另一個選擇。一批人離開,投入西方世界,而另一批人選擇留下,投身新中國建設。
留在中國的外國人,大部分都在革命時期加入了共產黨(馬海德、寒春、漢斯•米勒等),新中國成立後,他們中的大多數願意加入中國籍,而他們的子女,也因此擁有中國身份。這些「紅二代」和他們的父母,構成兩代特殊的群體命運,其中有堅貞的信仰,也有暫時的掙扎;有身份的遷徙,也有最終的回歸;有主動投奔,也有被動選擇。無論甜蜜和兇險、激昂和失落,都隨著時間的流逝靜靜發生,直至被正在急遽前行的中國悄然遺忘。他們是中國記憶的另一層切片,有時候,談論他們,就是談論並面對我們自己。
長在紅旗下的美國人:陽和平
父母親的故事,陽和平已經不知道自己到底對人講述過多少次了。那是一對美國人如何受到共產主義的感召到中國來尋求出路,並結為連理,留在這裡繼續奉獻的故事。他的母親寒春是1921年起就曾在美國搞核物理方面進行鑽研的科學家(與楊振寧同學),她發現自己不管搞什麼研究,最後都會被軍方利用,變成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一部分,她覺得自己手上有血,所以必須放棄。
1948年,寒春來到中國,經宋慶齡安排到延安從事農牧業技術工作。次年4月,她和也是來自美國的陽早在瓦窯堡的一個窯洞里結了婚。陽和平是他們的長子。與父母一生堅定地信仰共產主義相比,陽和平的思想之路走得曲折而艱困。
文革結束後,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對於眼前的一切,陽和平產生了困惑:市場經濟到底什麼東西?那時最流行的一句話是,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八十年代初,陽和平覺得這話是對的,但腦子深處「馬列主義的東西和主流經濟思想老打架,特別混亂」。二十年以後,陽和平覺得自己才弄懂「有些東西為什麼是錯的」。
21歲那年,陽和平去了美國,一邊做工人,一邊念書,花了七年時間才畢業。1988年又開始讀研究生,到1997年才拿到文憑。在美國,陽和平完全有機會躋身中產階層,但他不認為那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人到中年,陽和平還是回到了中國。
陽和平說,他回來不是找出路,而是因為「在美國三十多年,想跟他們玩玩同化,同化不了」。這才是特別難的,表層上同化了,實質上不行,他們喜歡看的電視,他們喜歡開的玩笑,他卻覺得沒意思,尤其是「美帝國主義」那套,陽和平不能接受。
回中國的想法很早就有,對他打擊最大的,還是九十年代美國發動的第一次海灣戰爭,「明明美國打伊拉克是為了石油,卻還像伸張正義似的……美國人自己不太會教育自己,第三世界國家把帝國主義打敗了打痛了,才能教育美國人民。」在美國有什麼意義呢?在美國很孤獨,到中國就不會。
陽和平從不認為自己的人生有什麼了不起,尤其是與父母相比,他也不認為講自己的故事,出一本傳記有什麼意義,他的趣味在於寫「對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的感悟和思考,他決心投入其中,好好研究建國後的幾十年。
在中國,為了避免自己的感情變成「資本主義的」,陽和平拒絕投資股市,也沒有選擇通過跨國公司到中國來工作,因為如果那樣做,他的感情「可能會站在帝國主義」一邊,而這是良心上不允許的。陽和平相信,只有立場穩定了,事情才好辦。
如今陽和平自嘲自己是四不像:「我,既不是中國人,又不是美國人,又不是知識分子又不是工人。」這種四不像體現在身份認知上便頗為複雜:對美帝國主義特別仇恨,但是又覺得自己是美國人;對中國富有感情,又得小心不去陷入民族主義。
周幼馬:窯洞里出生的“老外”
1943年,周幼馬出生在延安的窯洞里,大概算得上窯洞里出生的第一個外國人。當時,父親馬海德是毛澤東的保健大夫。李訥比周幼馬大一兩歲,兩家人住在同一個院子里,其樂融融。1947年,國民党進攻延安,撤離的時候一個騾子兩個筐,母親牽著牲口,這邊是周幼馬,那邊是楊尚昆的兒子楊少怡,「所以後來楊少怡見著我媽都叫乾媽,李訥每次見我都管我叫弟弟。」
1988年,馬海德因工作中體力不支而去世。令周幼馬深感羞愧的是,父親生前對他最大的願望是能加入中國共產黨,但他一向自由散漫,直到父親去世,都沒能入黨。在父親的葬禮上,鄧穎超當時拉著周幼馬的手說:幼馬呀,你一定要成為像你父親一樣優秀的共產黨員。後來,旁邊的媒體記者問周幼馬:你是黨員嗎?周幼馬說:不是。直到三年後,1991年,周幼馬才終於像他父親一樣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信仰的問題上,周幼馬看得很明確:「我沒有第二條路」。在他看來,共產主義是父母堅持一生的信念。尤其父親是第一個外國人身份的中國共產黨員,也第一個加入中國籍,文革也沒能動搖他對中國共產黨的信心和對共產主義的信念。
在心底里,周幼馬認為自己就是一個徹底的中國人,是個吃過苦,經過了各式各樣運動的中國人。他不只看到年輕新中國的這幾十年,也體驗了已經過去的那個時代,這種身份上的問題從不會困擾他。「有人問我這個社會足夠好嗎,我說沒有足夠好的社會,全世界都沒有。一切問題都是發展中的問題,腐敗、效率低、幹部隊伍(數量)過大,這些問題需要的是一一解決。」周幼馬說。
現在,周幼馬仍然住在自家後海邊的四合院里,每天接送孫子上幼兒園是他的一件樂事。平時參加政協的活動、寫寫文章,看上去更像一個標準的中國退休幹部的晚年,他說,自己很幸福。
紅幕後的洋人:李曉明
李曉明的父親李敦白是一個極富傳奇色彩的美國人。1945年,年僅20歲的李敦白以美國陸軍士兵的身份來到中國。在這裡,他結識了許多共產黨人,以及宋慶齡、陶行知這樣的進步人士。
1946年,他成為當時中國共產黨惟一的外籍黨員。從那時候起,他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很多高層領導人接觸頻繁,也親歷了很多重大的歷史事件。新中國成立後,李敦白成為中央廣播事業局外國專家組的領導。他被毛澤東譽為「優秀的共產主義戰士」,被周恩來稱為「堅強的國際民主鬥士」。他是唯一躋身中國核心政治圈的外國人。1966年,李曉明出生在北京。
1981年,李曉明初中畢業後,父親把他送回美國讀書。大學畢業後,李曉明按照自己的意願去洛杉磯從事廣告攝影工作,他對於父親所從事的工作毫無興趣。雖然也經常從父親口中聽到關於中國的種種變化,卻從未在意。直到1998年底,李曉明才答應父母來中國看看。14年後,李曉明再次回來,中國巨大的變化讓他感到驚訝,這個國家的開放與潛在的商機讓他動心。之後,他開始逐步接觸父親的工作,多次來往於美國和中國。2002年初,一家美國公司邀請他來中國工作,李曉明欣然接受,重新回到北京。撿起多年不說的中文,對李曉明來說不算困難,但是很多「新詞彙」卻讓他有些頭痛。「其實這些詞在中國也就用了幾年,但我沒有這方面的概念,所以,我得『追』著學這些新詞。」
畢生熱愛中國的愛潑斯坦
1917年,愛潑斯坦隨父母遷居中國,在天津定居。1931年後在天津的英文《京津泰晤士報》、《北平時事日報》任記者、編輯。1937年任斯諾創辦的英文雜誌《民主》編委。
抗日戰爭期間,愛潑斯坦作為美國合眾社記者,在中國各地採訪抗戰,熱情謳歌抗日前線的八路軍、新四軍、游擊隊、國民黨愛國將領和普通抗日群眾,揭露日本侵略者燒殺搶掠的殘暴罪行。1944年,他參加中外記者團延安之行和對晉綏解放區的訪問。在近4個月的訪問中,他採訪了毛澤東、周恩來、賀龍、陳毅等中國共產黨重要領導人,所寫20餘篇通訊在《紐約時報》發表,並收入《中國未完成的革命》一書,該書1947年在美國出版,被譯成德、波、匈等多種文字,向全世界介紹了中國的抗日戰爭。這些報道和書籍在國際上產生了很大影響。
1951年,愛潑斯坦參與創辦《中國建設》雜誌,1957年加入中國籍,196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85年,中共中央領導人在慶祝他70壽辰和在華工作半個世紀的賀信中說:「您不愧為堅貞的國際主義戰士和忠誠的愛國主義公民。」2005年,愛潑斯坦在北京逝世。他曾擔任政協第六、七、八、九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
北京北海的“家庭聯合國”
在北京北海,有這樣一個特殊的「家庭聯合國」,三代9口人,祖父漢斯•米勒是中國籍的德國人,祖母中村京子是中國籍的日本人,女兒米蜜及女婿是瑞士籍,兒子米德華是美國籍,孫女米安琪是英國籍……
漢斯•米勒,前文中提到的來中國的外國人之一,如今他的家庭組成方式,也成為大多數西方紅二代的寫照。
其實,大多數西方紅二代或者其家人,都過著更為國際化的生活。陽和平的弟妹分別在美國和英國,小女兒在西班牙;周幼馬的女兒在美國,愛潑斯坦的女兒艾頌雅在美國;李敦白的兒子李曉明在美國……但留在中國的紅二代,則大多數在身份上傾向於中國。
馬海德的兒子周幼馬就認為,除了加入共產黨,自己在思想上沒有第二條路,而陽和平,則在經歷了長期美國生活並度過「信仰危機深淵」後,選擇回到中國。事實上,與生活上的種種不便或者習慣與否相比,更大的困難或許在於——身份的抽離和擱置何方,信仰的歸屬和重新尋找。可以說,大多數西方紅二代的人生和心靈,都註定比其他人承載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