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佑胜的雕塑作品“抽离”系列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造型充满筋骨张力，在形式上找到了自己的雕塑语言。它要诉说的是分离文明与分析思维主导下的文化对人的精神灵魂的异化，不断的将原本鲜活美善的个体，在严峻的竞争生存条件下，遭遇扭曲变形。这是一种对当代丑恶的批判。期待他能在批判之后还能找到建设性的具有形式语言的雕塑作品。

                                               ——本刊主笔 刘浩锋

                              文 /  朱其

    蒋佑胜的“抽离”系列想探讨当下时代关于人的救赎议题。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议题，早自文艺复兴但丁的《神曲》到19世纪末陀斯妥耶夫斯基东正教视角的小说，旨在探讨人身上的魔性，以及灵与肉的关系。

    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在中国当下语境如何从救赎视角看待人的问题。蒋佑胜试图以当代艺术的方式重新激活这个议题，他使用了一种可单件组装的超现实雕塑装置的形式，塑造了一个巨型的怪物，这一怪物形象类似于传统意义上的“行尸”和好莱坞生物科幻中的“异型”的结合。

    这是一个马克思意义上的彻底“物化”的人，他们周身涂银，象征着商品拜物教意义的金钱本色。中国的文化传统亦把拜物主义称作“行尸走肉”，蒋佑胜将其做成一个躺没在银丝丛中的骷髅骨架的没有灵肉的巨型怪物，但对传统的“行尸”有所突破，在于它更像一个巨大超级“异型”，以肚腹为中心从周身滋生出肠管似的根状肢体。

    这事实上具有一种双重的符号象征，即它不仅象征了一个普遍意义的灵肉尽失的物化的行尸，实际上还象征着一个霍布斯意义上的超级利维坦。这使当下的救赎议题，既具有普世主义的现代性，又涉及中国当下的特殊境遇，即中国就像一个巨型的极权资本主义的超级异型，这个超级异型没有信仰和灵性，只是一架不断的物质扩张的巨怪机器。

    它不仅是一架吞没一切的异型金刚，还像一个超级母体，不断像生物异种基因一样滋生出各个小的异种，大量繁殖并蔓延至社会的各个角落。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多少渗有这个母体的异种基因，成为一个个拜物教的行尸异种。

    这不在于我们不想摆脱这个母体，而在于我们无可避免的成为这个母体的一部分。要彻底摧毁这个母体，先须我们勇于自我重生。在此意义上，“抽离”作品仍只是一种客体主义的母体呈现，尚未进入一种自我鞭策的审视。这是一个中国尚未完成的现代性议题，但又不是一个现代性旧题。中国的极权资本主义走向全球之际，这又是一个重返现代性的新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