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31日晚，马里北部加奥联合国维和人员营区遭遇汽车炸弹袭击，造成一名维和人员死亡、10余人受伤，其中包括5名中国维和人员受伤，1人牺牲。消息的传来，牵动了亿万同胞的心。我们向这群伟大的和平主义者致以崇高的敬意，感谢一辈辈伟大的和平主义军人挥洒自己的鲜血为我们换来如今珍贵的安定。

我们不否认联合国维和部队做出了许多令人骄傲的贡献，但此时此刻，我们仍要揭露：不是所有的维和部队都是英雄！据法国《世界报》统计，仅2016年年初至五月份，全世界已有44起控诉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性侵案件（2015年共为69起）。甚至还爆出联合国维和部队逼迫难民与狗发生关系的丑闻。

2015年8月，中非稳定团维和人员被指控强奸一名12岁少女，还杀害了一名男孩和他的父亲。2015年6月，维和人员被曝与海地200多名女性性交易，向她们“支付”食品、药品和生活用品等。2014年7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接到报告，指控驻中非的法国士兵对当地儿童实施性虐待和强奸，其中最小的仅八九岁。此后，联合国系统对此事的处理一直饱受争议。2013年12月至2014年6月期间，多达14名法国驻中非维和部队士兵性侵十多名当地儿童。2014年1月，联合国维和部队办公室向各地维和部队去电，指示他们处理当地居民声称生下“维和部队宝宝”的情况，原因是自从2010年1月以来，联合国维和部队收到的29例“维和部队宝宝”投诉中，就有14例涉及未成年少女，接近总数的一半。2005年，联合国发现驻刚果稳定特派团维和人员与当地女子和未成年少女发生性交易，以食物和微薄现金诱使对方就范。

是英雄还是魔鬼？

1988年，联合国维和部队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然而近几年，维和人员公然地违反行为准则，令维和使命蒙受耻辱。犯罪人与受害对象的特殊性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一方面是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正义使者，另一方面则是饱受战争、冲突、或者自然灾害之苦的难民百姓。他们原本指望着联合国和人道主义伙伴带他们逃离火海，但维和人员中总有一部分人反而对他们进行着残忍的剥削和虐待。

如今谁也分不清，那群曾经令人肃然起敬的和平战士们，现在是拯救他们的英雄还是与乱战分子无异的魔鬼。

维和部队丑闻的根源

在中非首都班吉的姆波科这所由简陋棚屋组成的巨大难民营内，容纳了10万以上躲避内战的当地贫民，其中许多人是未成年人，不少还是孤儿。他们饥寒交迫，国际社会提供的水和食品杯水车薪，难民营内秩序混乱，为了一口食物而发生的暴力抢劫司空见惯。

未成年人在姆波科难民营内处于食物链的最底端，他们既无法出卖劳力换取食物，又难以在对援助食品的抢夺中占到上风，就只能指望维和的军人为他们主持公道，帮助他们在援助品争夺中占得一点便宜，或者索性从这些军人充足的口粮中分一杯羹。由于资源匮乏，许多妇女和儿童完全依靠外界的援助，他们常常用最后的资源——身体去寻求对自己及其家庭的保护和帮助。

而和他们相比，维和人员在当地的生活条件要好很多，这就造成两者之间权利地位的巨大差异，这种不平等的地位差异成为性剥削和性虐待发生的根源。维和军人们显然握有足以决定这些难民营的妇女和儿童命运、甚至生存的重要砝码，他们中的一些不法者用自己手中的“食物分配权”要挟这些孩子满足自己的邪念。

法国新媒体曾对姆波科难民营进行了一次暗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目击少年坦承，“有时候这些外国大兵拿出的诱饵不过一块曲奇饼干，却足以让连玉米面都吃不饱的穷孩子们趋之若鹜”。在这位孩子焦躁而无奈的母亲看来，“一顿饱饭是这些不懂事孩子们很难抵御的诱惑，更何况还有那些花花绿绿的小零食，他们在难民营里太苦了”。多家媒体的“线人”都指出，被诱惑的孩子既有女孩也有男孩，侵犯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其中有些令人发指。正如当地人士和熟知当地情况的观察家坦言，“发现的暴行恐不过冰山一角”。

因为战乱当地司法失灵

由于政治动荡和贫困始终持续，当地社会根本就无法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和司法系统，即使存在司法当局，也已然遭到严重破坏，法律规则很少或不复存在或形同虚设，无法执行。这就意味着犯罪可以不受处罚，极易滋生各种罪行。这种环境甚至具备剥削行为产生的全部条件，成为维和人员对难民进行性剥削和性虐待的温床。

促使维和行动成员犯罪的另一个因素是联合国自身以及其维和特派团内部的原因：

联合国无刑事调查管辖权

联合国维和行动既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也不是纯外交手段，而是介于自愿和强制之间的一种特殊手段。唯有会员国才具备进行刑事调查和起诉被指控犯罪人的法律能力。

因为联合国并无开展刑事调查的权力，加之维和部队的地位及其人员构成的复杂性，使与此相关的内部人员犯罪问题较一般国际组织人员的犯罪问题更为复杂。如果罪行发生在东道国，而该国又无法起诉被指控犯罪的人或追究犯罪人的责任，就需要依赖其他国家来做。如果其他国家未将其刑法适用范围扩大到在东道国境内发生的罪行，就会出现管辖权漏洞，被指控犯罪人就有可能逃避起诉。这就需要联合国和犯罪行为人国籍国共同努力加以解决。

因此，当事情涉及强奸和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时，情况就会变得更为复杂，这大大提高了追究责任的难度。联合国维和人员因此极易逃避惩罚，尤其是作为维和部队军事成员的各个派遣国的军事特遣队成员。尽管联合国大会于2003年4月15日通过了第57/306号决议，秘书长也发布了《关于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特别保护措施的公报》(ST/SGB/2003/13)，至今已有十三年的时间，但联合国特派团内部依然存在的大量性侵事例说明，现存的准则、政策和程序以及组织问责机制显然是不够的。

有专家建议拟订一个与管辖权有关的引渡条约，签订引渡条约各缔约方至少可以依据该条约协调引渡事宜，大大便利了追究维和人员犯罪的刑事责任，从而弥补管辖权漏洞，减少有罪不罚的现象。不过，这一建议的不利之处在于，引渡条约只对缔约方有效，从而限制其适用范围，因为并不是所有国家之间都愿意签订引渡条约。况且制定条约通常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维和人员职务豁免权的滥用

维和行动实施以来很长一段时间，联合国及其会员国都不注重对维和人员进行岗前培训，以加强其对自身权利和义务的认知，也没有对参与维和人员豁免权的性质做出清晰的认定。虽然近年来，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对维和成员犯罪问题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责任的追究力度不断增加，规范豁免权的条款也日臻完善，比如《维持和平行动部队地位协定范本》就明确规定，“被派往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军事部队服役的国家特遣队军事人员应享有本协定专门规定的特权与豁免权”。犯罪行为人越来越不能够依靠其特权与豁免逃脱法律的制裁。但在实践中，规范豁免权的制度仍不完善，加之维和军人对豁免条款的认知程度有限，滥用豁免权的情形往往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借此犯罪的情形屡见不鲜。

维和部队性别比例失调

实践证明，在维持和平的所有领域，按照同样的标准并在同样艰苦的条件下，女性维和人员可发挥与男性维和人员相同、甚至更有效的作用。女性维和人员在当地发挥模范作用，她们通常在以男性为主导的东道国社会中鼓励妇女和未成年人争取自己的权利，并参与和平进程。她们不仅增强了东道国妇女和未成年人的权利、和性侵受害者进行交谈、给予其必要的帮助，而且减少了冲突与对抗、提高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当地民众的安全意识。但目前来看，在联合国特派团维和人员中，女性仅占军人的约3%，占警察的约10%，占国际文职人员的约30%，维和部队内部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

一切乱象的滋生都是由于监督不完善

对维和人员不法行为的有效监督和调查是一个关系到联合国国际责任的履行以及受侵害者能否获得适当救济的重大问题。然而，维和部队内部的调查监督机制并不完善，一些主管人员和指挥人员实施纪律的执行力度很弱，纵容军队人员与普通居民之间的不正当往来，甚至包庇和纵容手下人员犯罪，军警巡逻不够，不执勤的维和人员无事可干，一些维和人员没有接受关于行为守则的系统培训等等。

犯罪发生后，一方面，特派团的调查程序非常繁琐，往往错过最佳的调查时间。正如《民警和军事观察员风纪问题的指令》所指出，“特派团的调查程序包括初步调查和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如果初步调查表明有关行为严重失检的举报似乎有充足的理由，特派团团长才会设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再来确定事实，然后确定被调查事件的起因和责任。这些调查就耗费了很长时间，即使展开调查，受害人也可能会因为时间太长加上受到惊吓而忘记许多重要情节，从而错过最佳的调查取证时间。

另一方面，调查人员的专业性不高。他们多为“热心的业余人士”，缺少调查技术方面的专业训练和经验，因此，很可能违背程序方面的规定、忽略或遗失重要证据。而对证据处理不当，会导致证据不被法院接受。此外，维和人员轮调率高。从事维持和平工作的人员、特别是实地维和人员经常轮换，加之主管人员或指挥官不配合、甚至故意阻碍调查，这导致很多指控无法具体提出犯罪人的姓名、甚至无法正确识别犯罪人，联合国意图追究其维和人员不法行为责任的原意就无法实现。

总之，性剥削和性虐待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维和人员与当地居民之间巨大的地位差异。只有消除这种差异、保障当地居民的基本生活水平，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性剥削和性虐待等严重的性侵行为。而恢复和发展当地经济，重建社会政治体系和司法系统，提高当地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减少对外来援助和保护的依赖才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责任是解决性侵问题的关键。而责任的核心在于监督、报告和调查机制的有效运转，跨部门和部门间的合作和交流，以及在特派团和东道国之间创造和维持一种相互信任和便于沟通的关系。

因冲突或其他灾难而流离失所的妇女和儿童属于世上最不幸的人，他们渴望联合国及其人道主义伙伴提供安全的避风港。只有联合国、会员国，以及东道国各方，从预防不当行为、坚决贯彻联合国维和行动标准和采取救济措施等方面共同发挥作用，才能使联合国维和行动有效运转，从而使之成为维持世界和平的一种真正行之有效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