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采写于2015年

记者手记：

Principal's letter of apology

采访刘道玉开始于2015年的暑期，也就是4年前。当时他82岁，到冬天截稿的时候83岁；如今，他已是86岁高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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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写完稿子之后，发给刘道玉审阅，目的是请校长看看文章中是否有引述错误之处。

刘道玉在回复中，表示对“校长之暖”这个主题不认同，觉得“暖”字和当时网络上流行的“暖男”一词关联密切，因而认为这不是一个严肃的、够分量的主题。

但我的采访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和其他采访、稿件穿插），也获得了丰富的素材，这些素材集中地支撑了一个主题：“刘道玉对学生真切地关心爱护、对育人成材这项事业多年如一地热诚奉献。”

因而我和老校长几番探讨解释，我坚持自己的主题，不想更改，校长也依然不认同“暖”这个主题。也许，是他觉得这些故事对于中国的教育少有裨益，所以这篇稿子即使发了，价值也不大。

我尊重校长的看法，也认为身处和平年代的自己，没有经历过校长的那些风霜雪雨，对宏大的事情把握不住，只能写出这样小的主题。所以跟社长王璞沟通之后，得到了王社长的谅解，他早已把稿费付给了我，但是同意先不刊发这篇文章。

时光匆匆。期间，我每年都会有数次想起刘道玉校长，也会在新闻上关注他。我最为关心的，是80多岁高龄的他和他夫人的身体，也想经常问候一下。但想到这又会增加他查看邮件、回复邮件的工作量（他的听力已经欠佳，打电话不方便），于是就没有再联络。

没有想到，就在这个夏天的暑伏之际，7月底，我收到了来自刘道玉的一封邮件。看到新邮件通知、看到“刘道玉”这个来信人名字，我先是心里一紧，怕是什么不好的消息。点进去看，标题是“表示歉意”——这竟然是老校长亲自写来的一封道歉信。

那一刻，我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首先是高兴、激动，因为得知他身体和精神仍然很好，还在工作着；然后，是被校长如此平易、诚恳的态度感动。

他在信里说：

“快4年我们没有联系了，但时时我都在反省自己，我一生从没有伤害过任何学生，你可能是我伤害的第一个学生。我们为了一篇专访而不能统一意见，居然让你非常失望。”

"你为了写这篇专访，两次到武汉与我面谈，而且还费时找到屠呦呦，想听听她的意见，这体现了你非常认真的态度。可是，我居然不能接受一个我不喜欢的字眼“暖”，从而对你造成了伤害，我谨向你你表示道歉。”

这几年，我一直在反思自己，我在孙亚萍专访稿子上究竟做错了什么？我想至少对你的劳动不尊重，对你的创意也缺乏理解。实际上，新闻报道是从大处着眼，而从小处入手，对于这一点你是把握得很好的。”

“现在我想通了，表示尊重你的创意，你写的稿子可以在任何报刊发表，我支持你的创作。你的专访稿，虽然发表时间晚了几年，但日久见真情呀！我希望你从伤害中走出来，好吗？祝你心情愉快！”

署名是“愚师 刘道”。

我流着泪，充满惊喜地把这封邮件读了两遍。其实，刘道玉校长当时的不同意见，完全没有伤害我，反而激励我更多地读书、思考，让自己能从更宏观的角度理解事情。

（说到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找到她家的住址，确实是出于记者的探寻本能，费了一番功夫。而采访屠呦呦教授的初衷，是因为她和刘道玉是同时代的人，我对于他们这一辈学者身上的坚韧、执着很好奇，想知道他们何以成为他们，他们在那个时代所受的教育、注入给他们的精神力量，有着哪些共性。

但因为当时采访屠呦呦的记者很多，给老人的平静生活带来了很多打扰，所以我的敲门并没有得到回应，我也十分理解。况且我的主题不是屠呦呦本人的贡献，因为那个主题第一是已经有很多媒体在做，第二我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和报选题，所以没有做继续采访她的努力。）

在回信中，我迫切想知道老校长和夫人身体的情况，以及他现在眼睛和手的情况。

第二天一早，就接到了校长的回信：

“你知道我有清早工作的习惯，昨天收到了你的来信，你说在看我的信的时候，泪流满面，而我在看你的来信时，眼眶也润湿了，我们都是性情之人。”

“细细想想，你的稿子写得非常有特点，虽然采访我的文章很多，但大都有重复，然而你的稿子绝不与任何人雷同，这符合你的个性与文风。”

“你问到我们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幸的是，夫人自2016年1月患了骨质疏松性骨折，已经卧床3年半了，期间3次住院，而我也始终陪伴她。好在现在她有一定的好转，可以下床走动短暂的时间，饮食、睡眠也有改善。”

“现在我的手依然颤抖不已，操作鼠标已经用左手，记笔记也用左手，都已经习惯了，请不必为我担心。我的视力很差，基本上不再看书报。所幸的是，我的思维非常清晰，记忆力也非常好，这是我能能够继续思考和写作的基础。”

“我虽然老迈，已经86岁，但仍然还在写作，目前正在撰写《爱的教育理念与实践》，估计9月底能够截稿，将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暑伏之中，老校长的信似一股清凉的风，令人既振奋，又神清气爽。

很幸运，我能够了解、认识和采访刘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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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之暖

Editor's Notes:

这篇文章写于约四年前，由于彼时刘道玉校长对文章的切入角度不甚认同，出于对这位教育家深深的尊重，本刊未发表。前不久，刘道玉校长重新审视此文，对文章和作者都给予了充分肯定，故而我们于本期欣然发表。文章采写于2015年8月至12月，采访对象十余人，值得您花时间品读。为了保持准确性，所有的数字、数据未改动，因此也烦请读者诸君在阅读时，以2015年底为时间坐标。文章后面的“记者手记”，对刘道玉的近况进行了更新。

NO.1

右手退役、左手接班

“唉，这是没办法的办法。”83岁的刘道玉用左手写完一行字之后，不禁对记者感叹。

珞珈山11月末的这个午后，刚下过雨，云团未散。时值周末，怕打扰家人休息，刘道玉请记者到书房采访。这间朝北的小书房面积七八平米，三面被书占据，阴天里，开着灯也不甚明亮。

刘道玉，这位中国最著名的前大学校长之一，许多武汉大学毕业生心中“永远的校长”，如今每天在这间斗室里工作约5个小时。他打开电子邮箱，查找一篇文稿，“我用电脑是幼儿园水平”他笑着自嘲，“总是点错，很麻烦的。”

72岁时，刘道玉因中风，右手写字不便，于是开始学习使用电脑。现在，他每天要花数个小时看新闻、收邮件、回复邮件。记者看到，这位老人操纵着鼠标的右手不由自主地频频抖动，他时而要用左手去压住右手，两手配合才能完成一次正确的点击。

他解释，这是书写痉挛症。“拿筷子吃饭它不抖，拿水果刀削水果它也不抖，就是拿笔抖，可能跟写字太多有关。”他的语气颇为无奈。

刘道玉1981年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时年48岁，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1988年，他突然遭到免职。一起一落，在中国教育史上都掀起了巨大波澜。

免职后，刘道玉投身于教育改革研究，成果丰硕，出版了《创造教育论》等18本著作，发表文章300余篇，还有尚未出版的两部书稿。加上这些年来，他累计手写的数十本读书笔记，刘道玉右手的工作量可想而知。

此外，刘道玉自就任武大校长时，就有信必回。书房西墙书柜的顶层，满满塞着捆扎整齐的一万多封信。这是他收到的来信，他手写的去信或回信，不少于这个数目。他的右手积劳成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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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办法的办法”就是右手退役、左手接班。2011年，他的右手抖得彻底无法写字，时值78岁，他开始练习用左手写字。四年多来，左手记录的读书笔记也已有厚厚的7本。

现在他收信回信，以电子邮件为主。左手和右手紧密配合，点错、重来；敲错、修改。每天这样回信给谋面或未谋面的许多学生，回答他们的问题，交流思想和近况。记者采访到的多名武大毕业生，都保存着刘道玉的多封书信和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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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77级中文系毕业生谢湘毕业后，每年圣诞节和新年前夕，都会准时收到刘道玉寄给她的贺卡和通报近况的来信。“他是我们的校长和长辈啊，却平等地向他的学生介绍他所思所想。”谢湘把这视为不同寻常的礼物。

武大85级研究生李为在回忆刘道玉的文章中写道：“他给学生的每一封信都字迹工整，在书信中常常谈他的读书体会和写作计划，谈他一年来的办学成就、写作成就。字里行间，你会感受到他的执着和乐观精神。” 

等待刘道玉回信的，还有一些为孩子教育问题而困惑的父母。1998年，为了教育好四岁的儿子，安徽南阳的一位农妇写信给刘道玉校长，得到了他详细的回复。此后的12年里，刘道玉都有问必答，指导她如何启发和引导孩子好学、会学，后来，这位农妇的儿子考上了安徽医科大学的研究生。

只要是为了育人成材、，刘道玉总是充满热情，即便以他颤抖的手和戴着老花镜的眼，要耗费很长时间。

NO.2

“我的校长”

1985年的新春之初，《中国青年报》在1月11日、12日连续两天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祖慰的长篇报告文学《刘道玉晶核》。当时刘道玉已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四年，四年之间，改革初见成效，武大形成了自由民主的校园空气，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导师制等制度改革领风气之先，拉开了中国高教改革的序幕，武大被誉为高教战线上的深圳，刘道玉被誉为“武大的蔡元培”。

和许多人一样，蔡胜铁就是看到这篇报告文学后，知道了刘道玉其人。蔡胜铁是福建某民办大学校长，自80年代中期，他就一直关注刘道玉。

1997年在南京召开的一次民办学校立法的研讨会上，蔡胜铁终于见到了刘道玉。彼时刘道玉早已卸任武大，但依然是校长——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的校长。这是一所民办寄宿制中小学，创立于1994年。

从大学校长到小学校长，有人说刘道玉“大材小用”了，但他说，对于育人成材、培养创造思维来说，小学更为关键。他把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上未竟的探索，转移到中小学教育体制改革和方法研究上来，并在1996年写出了《爱的学校》一书。在南京的这次民办教育研讨会上，刘道玉将《爱的学校》送给蔡胜铁，并和他建立起持久的通信交流。

“他的精神感动了我，我后来做的很多事，都是刘道玉精神在鼓舞我。”电话那头，蔡胜铁略带激动、语速飞快地对记者说，“他没有舞台自己创造舞台；被免职后，他不变初衷，执着于教育理想；他身体不好，进行了五次手术，还是非常乐观；他每次出来都衣冠楚楚……这些都给我非常大的影响。”

在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刘道玉从校训开始，研究制定了一整套先进办学制度，还开设了《创造思维方法》选修课，亲自给学生们上课，启发孩子们的创意思维。

然而，由于投资人卷款逃匿，2000年12月，这所民办学校被迫关门。在各种努力挽救学校未果后，刘道失声痛哭。“学校就是我的孩子，自己孩子夭折了，怎能不痛心疾首呢？”教育改革蓝图再次被腰斩，这是刘道玉人生中经历的又一次重创。聊可让他慰藉的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中不乏优秀人才。

刘道玉是一个意志顽强的人，这次打击依然没有改变他对教育改革的执着。“他还是当年那个刘道玉，想其所想、言他人之未言，每年都有颇具新意的论著发表和出版。”李为说。

近10年来，刘道玉的文章都聚焦在教育最迫切的问题：《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大学校长遴选机制刻不容缓》、《怎样根治大学的学术腐败》、《民主选举大学校长是去行政化的关键》、《我们需要怎样的教学评估》、《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教育改革需要进行新的启蒙》、……似大医精诚，他开的处方都直指根本。

读刘道玉的书和文章，能感受到他的理科出身：文字不事雕琢，陈述观点直接明了，论证观点严谨详实，表达态度也直截了当，不绕弯子。

“有一次，刘校长在邮件里说：‘我今年五篇文章，三篇被评为优秀论文一等奖。’我看到这个，真是太受触动了！”在刘道玉的感召和鼓励下，蔡胜铁也将自己的研究写作出版，他说：“虽然我不是武汉大学毕业的，但我受教于他，他就是我的校长。”

NO.3

校长的冬天

冬天是刘道玉最畏惧的季节。武汉冬天湿冷，没有集中供暖。刘道玉出生于湖北枣阳，体质的原因，他从小怕冷。在没有暖气和空调的家中，他穿着棉裤、棉靴、上身一件棉坎肩、两件棉外套。

寒冷之中，刘道玉的户外散步基本取消，但仍每日5点起床，7点开始在书房里工作，他有一系列待写的文章，还有待修改完善的书稿。每有灵感，他都会记录下来，留待思路完善了、资料准备充分之后动笔。这样的灵感清单，从2004年至今，列到了第109条。

记者来访时，刘道玉正在为自己即将出版的《高等教育改革论》一书进行整理汇编。与这本书主题相关的各种杂志、文稿，都被刘道玉翻出来摆放整齐。年轻时高强度学习所训练出来的超凡记忆力，让他不仅能记住许多经年往事的细节、确切日期、记住数百名来访者的名字，也让他准确知道哪本杂志、哪篇稿子放在什么地方。

图片来源：网易博客

家中不安装空调，是因刘道玉的夫人刘高伟身体之故。

刘高伟是刘道玉的大学同班同学，从进大学伊始，扎着乌黑辫子、有着甜甜酒窝的她，就给刘道玉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刘道玉在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中描述，刘高伟“充分展示出女性青春活力的美”、“爱笑，笑得很甜、很爽朗，往往未见其人先闻其笑声”。

岁月把青春少女变成了眼前依然笑容可掬的瘦弱老人。数十年来，她辛苦持家，洞明而坚定地支持着丈夫的教育改革和研究，支持他不当官、不从政。刘道玉一生至少五次拒绝了堪为高官的任命，从武汉市市长到教育部长、共青团中央书记等。

在刘道玉人生的两次寒冬中，也是妻子刘高伟支撑他渡过难关。文革中，刘道玉被游街示众、刑讯逼供，打得伤痕累累，妻子边哭边给他清洗伤口、敷药包扎，悉心照顾条理，相互鼓励坚持到曙光来临。免职后，刘道玉被多次调查，甚至重病中不允许就医，刘高伟找到调查组，当面怒斥。

一生多次为丈夫担惊受怕，刘高伟现在体弱多病，四季需要通风，如果空气不流通，就会头晕。因此，刘道玉家中一直没有装空调，他也因此心甘情愿地忍受武汉冬天的寒冷，并感悟出“过四季气候”的好处：“夏天，该出汗就要出汗、皮肤排毒；冬天，（皮肤）该收缩就要收缩。”

NO.4

来者不拒30年

一年四季，刘道玉的家里访客不断。这位武大“永远的校长”，怀抱随时为学生敞开。

在记者来访前一天的下午，来自武汉地区四所高校的5个大学生来找刘道玉，向这位已卸任多年的武大老校长倾吐困惑和疑问。这样学生来访平均每周都会有一两拨，来自全国各地。

曾经有4个来自苏州的大学生，晚上9点来敲门，倾诉他们对于学业选择的困惑。“这样一拨一拨的学生来，对我的工作休息虽然是有影响，但是对于他们每一个人来说，是抱着很大期待、鼓起很大勇气来找到我的。所以我不能拒绝。”

来者不拒，自刘道玉1981年就任武汉大学校长起，就是他恪守的原则。当年，48岁的他是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上任之初就到火车站迎接军训归来的学生、席地而坐与学生们谈心。他平易的作风广受学生拥戴，学生们昵称他为“我们的刘道”。刘道玉喜欢这个昵称，并把自己微信的名字、邮件的落款，都写为“刘道”。

来者不拒、作风平实是八十年代初武大领导班子的整体写照。学者易中天回忆，刘道玉在任时，“整个学校的领导——书记、副书记，校长、副校长，都是这个做派，没有官架子。那个时候也没电话、也没什么预约，晚上要找他们，敲门就进去，该说就说，都这样，整个班子都很朴素。”

刘道玉还给自己提出“自律三条”：第一，凡年长教师约其谈话，都登门拜访，不让长者劳步；第二，办事雷厉风行，案不留牍、文不过夜、来者不拒、有求必应；第三，改革创新、力求第一。

这三条，他都做到了。

武汉大学在解放前是全国重点名校，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却下滑到重点大学的末流，全国科技发明成果是零、重大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是零、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凤毛麟角。刘道玉提出“卧薪尝胆、十年雪耻”，以重振武大。

百废待兴，人才为首。刘道玉求贤若渴，全国各地奔走，先后把张尧庭、叶汝琏、郑克鲁、田德成、黄念宁、杨小凯、毛咏计等顶尖人才引进到武大，作为各学科的带头人，并将易中天、邓晓芒、李敏儒、王小村等破格留校任教。

为解决教师们的后顾之忧，刘道玉多次到北京跑教育部、财政部，为教授们争取合理的工资待遇。

易中天刚毕业留校时曾到刘道玉家里去，“校长当时住的是两房一厅的房子，厅非常小，是那种吃饭就不能会客，会客就不能吃饭的。校长拿出两个小板凳，和我坐下来谈话。当时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校长说：‘在教授们解决住房问题之前，我刘道玉绝不搬家。’”

经过调查研究，刘道玉发现，要想提纲挈领地涤荡大学教育积弊，需要从制度入手。在他的主导下，武汉大学打破了学年制的限制，实行学分制，不仅允许学习好的学生多选课，而且让提前修满学分的学生提前毕业。

此外，武大还率先实行了转学制、导师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均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和拥戴；并首创了插班生制，给社会上的有志青年们带去曙光。

“现在人都觉得这些轻飘飘了，说国外早就有学分制了。但在那时，中国就没有实行过的。”毕业于武汉大学的谢湘是《中国青年报》的前副社长，她专注于教育领域的报道研究数十年，对于刘道玉的改革，她是亲历者，也是见证者。

“当时根本不尊重学生的兴趣，你想换个专业是非常非常难的，基本不可能。邓小平改革大幕拉开后，提出四个现代化，提出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具体到学校来讲，怎么早出、怎么快出？你要给学生创造什么样的条件？”谢湘说：“刘道玉校长因为当过教育部高校司司长，他对这些问题是非常有体会的。他所有的教育体制改革，都是为了人的成长和发展。”

由于这些改革在中国比较超前，当时的新闻媒体赞扬武汉大学是高校的“解放区”，是高教战线上的“深圳”。武大校园内也呈现出民主、自由、开放、活跃的校园文化，师生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充分调动起来，理论研究成果和科研成果迅速攀升。

1988年2月，刘道玉突然被免去了大学校长职务。然而，他对教育改革和创造创新的研究从未停止，来者不拒、有求必应的作风亦始终如一，而在精神、思想上求教于他的来者，近30年来绵绵不断。

武大一名毕业了10多年的学生读了刘道玉的书，非常感动，通过邮件联系上之后，约上几位同学，一起去拜见老校长。刘道玉热情地接见了他们，并和他们在武大校园里边走边聊了近两个小时。

“我在学校的时候，没有见过老校长。从没想到过，一个大学校长会这么平易、温暖。”

NO.5

校长拍拍肩

在刘道玉心里，学生是最重的，改革、创造、自由的空气、成才的条件……他关注和研究的一切，都围绕学生。即使在学生毕业后，他也常常关注、激励他们、为学生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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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隆乾是武大图书情报学院86级学生，大三时他给刘校长写了一封信，阐述他对改革和教育问题的看法，得到回信和鼓励。

刚毕业的那几年时，席隆乾工作上波折辗转，为了谋生，曾做过推销员，推销一种工业清洗剂。刘道玉得知后对他说：“你把资料寄来，我也帮你推销。”并很快写了封推荐信给武钢的朋友，刘道玉拍着他的肩膀说：“小席，你一个人在外不容易，别着急。这个地方不行的话，我还认识一个武重的副厂长，还可以帮你联系。”

回忆此事，席隆乾唏嘘不已：“这在外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前大学校长，居然帮助学生推销清洗剂！只有父母对子女才会有这样的关爱和情感。”在刘道玉80岁生日时，席隆乾以家乡四川儿女对父母的礼仪，给刘道玉下跪，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

和学生促膝交谈、拍拍他们的肩膀或后背予以鼓励，这些都是刘道玉再平常不过的举动。

作家野夫受益于刘道玉的改革魄力，1986年考取了是武大中文系插班生，圆了大学梦。毕业后，他曾因冤屈身陷囹圄。刘道玉得知后，和学生李为一起去监狱探望他，鼓励他不要悲观、重新振作，之后又托李为多次给他带药品和食品。

在当时的孤苦绝望中，校长探望和鼓励给野夫带来了巨大的安慰。野夫后来撰文表达对校长的感激：“生死肉骨，海天高恩，当世校长，几人能够？”

刘道玉到监狱中探望学生不只这一次。另外一次让谢湘颇为诧异。2008年，刘道玉曾到湖北省琴断口监狱探望张二江——在天门市落马的“五毒书记”。

张二江1978年就读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在校期间展露才华，当选为学生会主席。他参与创办了学生社团“快乐学院”，组织大家进行思考和辩论，得到了时任校长的刘道玉的大力支持。

2008年国庆节后，刘道玉在监狱方面安排的酒店探视了张二江，对他说：“看来你这辈子从政是无望了，经商恐怕也为时已晚，但你可以发挥自己专业知识的长处，不妨在做学问上下点功夫，干出一番成绩。”

谢湘起初觉得，刘道玉去探望蒙受冤屈的野夫，是可以理解的，而张二江是自己犯错误，校长居然也去看他。但细想之后，谢湘觉得这更加说明刘道玉校长对学生的爱和关心是纯粹的。就如野夫所说：“一个父亲有各种孩子。有的孩子受到冤屈，有的孩子真犯了错误，但对于父亲来说，都会去关爱他们。” 

刘鹰和杨小凯都是从武大走出去、得到刘道玉鼎力支持而留学美国的经济学家。当刘鹰的丈夫不幸遇难、当杨小凯英年早逝，刘道玉都寄去了长长的亲笔书信，感同身受地表达出他的痛苦、安慰和希望。

来自江西的徐锋是武大第二届作家班的头名状元，因此得到时任校长刘道玉的关注。毕业后，徐锋被作为人才引进，留在了武汉。他出身贫寒，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但每年过年时，刘道玉都会登门给徐锋的父母拜年。

让徐锋感念的，不仅是校长对自己的眷顾，还有他身上的君子之风——“在武大很多风光的场合下，找不到刘道玉的身影，但在有一个场合，永远有他，那就是某个老教授去世了，在火化室、灵堂里，一定有他的身影。这就是刘道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