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官场，畏罪自杀是常见的现象。什么样的官场文化让犯罪的官员失去了活下去的理由？什么样的法律后果让他们觉得比死亡更可怕？本文试图通过古代官员畏罪自杀的案例探讨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

犯什么事能让官员选择自杀？

粗略归纳下，古代畏罪自杀的官员所犯的错误大致有政治错误和经济错误两大类。政治错误包括犯上作乱、深陷政治斗争漩涡、官场倾轧等；经济错误包括贪污受贿、假公济私等。下文举几个汉明两朝的案例。

政治错误

汉武帝时的御史大夫暴胜之，因为在太子刘据造反的过程中，政治立场没与武帝中央保持一致而被问责，畏罪自杀。（注1）

明朝末年的魏忠贤，专权残忍，杀害无数忠良。崇祯上台后，一举将他打到。他自知所犯孽深重，于是便自杀了。（ 注2）

经济错误

汉宣帝时，长史田延年负责昭帝陵墓扩建，趁机贪污了三千万钱，被弹劾。面对即将到来的入狱审查，田延年自杀身亡。（注3）

明朝永乐年间，都指挥盛庸因贪污受贿，搞出了很多冤狱，最终被朱棣立案调查。最后，他畏罪自杀。（ 注4）这人在建文时代收过燕王朱棣的贿赂，靖难之役中投降燕王，可谓有贪腐前科。

到底什么比死亡更可怕？

死亡，本身已是绝路，但这些官员宁可选择自杀，也不愿面对审查。什么比死亡更可怕？

名誉扫地

被立案调查或下狱问罪的后果往往是身败名裂，名誉扫地。明朝藩王朱柏被指造反时，曾经说“我亲眼看到很多在太祖手下获罪的大臣都不愿受辱，自杀而死，我是高皇帝的儿子，怎么能够为了求一条活路而被狱吏侮辱！”[注5见蔡东藩：《明史演义》。]于是，朱柏自杀。

再如明朝胡宗宪，他虽然身背劣迹，但毕竟为朝廷立下了巨大的功劳。几经弹劾，名誉与尊严全都丧尽，他失去了活下去的理由而自杀。（注6）胡宗宪的幕僚徐渭，这位传说中《金瓶梅》的实际作者因为胡宗宪一案被牵连而连续自杀九次：用斧头砍自己的头，用钉子钉入自己的脑袋，用锤子锤自己的肚子等什么法都用了。不过，这位仁兄运气确实差，九次都没死成。

牵连众多

古代的权力格局助长了党争和官场倾轧。一般情况下，一人犯罪也会牵连众多人出来。这种牵连有可能是同党派系的人，也有可能是自己的亲属。如上文提到的西汉御史大夫暴胜之一案。他自杀以后，武帝赦免了他们的家族。

此外，西汉朱买臣等弹劾和陷害张汤一案也是自杀保住家族的一个案例。御史大夫张汤被弹劾后，汉武帝令廷尉赵禹审问张汤，张汤不服。赵禹逼他自杀，以保全家族。（注7）张汤无奈，只好自杀。张汤自杀后，其家族得以保全。

官员自杀背后的逻辑

作为加缪眼中唯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自杀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需要更深层次的理解。其表层是中国独特的官场文化，深层则是极权体制下以人治代替法治，致使司法审判不健全。

美国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以明代为例指出，古代中国以抽象的道德原则代替法治，对事情的判断只有道德与不道德之别，没有合法和非法之分。（
注8）人一旦被认定犯罪，其实就是犯下了不道德的严重问题。不会有专业律师为之辩护，也不会有合理的法律程序来审判。这种基于极权人治的道德原则给官员带来了巨大的压迫感和焦虑感。

此外，在道德原则下，人已死，事情基本就了了。古代官员畏罪自杀后，除了严重的政治犯罪外，很多法律程序就立即终止了。自杀的官员不仅可守住犯罪的秘密，而且还可以保全家族，甚至是保全自己的名节。这种以抽象的道德代替法治的理念无形中在倡导一个理念，即可以冒险实施职务犯罪，一旦出问题，自杀了事。这客观上也助长了犯罪。

注1：见班固：《汉书·武帝纪》。

注2：见张廷玉：《明史卷三百零六阉党传》

注3：见班固：《汉书·酷吏传》。

注4：见张廷玉：《明史卷一百四十四
列传第三十二》。

注5：见蔡东藩：《明史演义》。

注6：见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

注7：见蔡东藩：《前汉演义》。

注8：见[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极权时代，以抽象道德代替法律，为官员带来了巨大的道德压迫感和焦虑感。而这种道德原则又容易对死后的人既往不咎。于是，畏罪自杀便成了最优选择。（来源
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