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一刀

几天前，一封写给解放军陆军官兵家属的公开信在互联网上刷屏，写这封信的不是别人，正是解放军陆军司令员韩卫国上将。这封信虽然是写给官兵家属，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中国军人，乃至他（她）背后整个家庭的巨大付出。

酸甜苦辣咸，生活都是真实的故事！

但是，在此之前，原解放军联合指挥中心参谋长房峰辉上将因为行贿受贿罪落马，原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阳上将刚刚畏罪自杀。再加上此前的徐才厚、郭伯雄等等，一个时期以来，由于解放军中的“大老虎”不断被揪出并被移送法办，网络上出现了一波猛烈的对解放军的污名化。

“大老虎”的贪腐也是真实的。但是，这两种“真实”，哪一个更加真实？这是关系到解放军精神支柱和精神来源的大问题。

看不见的眼泪

一个解放军陆军司令有着怎样的家庭生活？相信这是很多中国士兵和普通老百姓从心底里非常好奇的问题。

韩卫国上将在这封信里讲述了一些关于自己家庭的情况：结婚后一直两地分居，孩子出生当天见了一面，第二次见面是8个月之后，第三次见面孩子都快4岁了，以后经常几个月甚至十几个月见一面。

但这并不是韩卫国一个人的故事，在中国的军队里，军人家庭长分短聚的现象是普遍的，特别是机动作战部队和边海防部队的军人，很多时候只能在节日或孩子假期团聚，甚至节日都不能团聚。

韩卫国上将在这封信里说，军队是要打仗的，军人是要奉献的，军人职业是个危险和吃苦的职业。这也决定了当一名军人家属也需要特别能吃苦，嫁给军人就意味着随时准备奉献。

写到这里，韩卫国还讲了一个小故事。在他当参谋时，科长外出参加演习。一天晚上，他们几个留守在家人员听到科长家有小孩啼哭声。第二天早晨，看到科长爱人正在洗衣做饭便问道：“嫂子，昨天晚上怎么听到有小孩子哭？”嫂子含泪笑着说:“昨晚嫂子又给你们军人生了一个小壮丁。”

韩卫国说，当时他们都非常震惊。

作为一名军人家属，不光要吃苦奉献，同时也要担负不小的责任。

韩卫国说，如果你是一名军人的妻子，要管住丈夫的嘴，节日期间在家允许喝酒但绝不酗酒醉酒；要管住丈夫的钱，还要管住丈夫的手。回顾个别军官蜕变轨迹，他们也不是生来就是金钱的奴隶。随着职务升迁，随着手中有了权力，面临的诱惑越来越多，慢慢就欲望膨胀、不断敛财。

作为一名军人，他们的付出，有时候我们可能很容易忽略了。一个家人团圆的节日里，更多人享受着欢乐、亲情和团聚。但是，那些在岗位上值守的军人，只能
以“一家不圆万家圆”来安慰自己和家人。

尤其是那些驻守边陲和无人区的军人，比如在平均海拔4300多米的阿里高原，常年积雪覆盖，紫外线辐射强度是平原的5倍，年均气温-10.4℃，被称为“生命禁区里的禁区”。

大自然恶劣条件给他们留下的磨难和沧桑，都是他们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作出默默奉献的印迹。

看得见的贪腐

然而，这些奉献，很容易被近年来不断曝光的军中“大老虎”那些惊人的贪腐丑行所遮蔽。因为这些触目惊心的贪污腐败，经过媒体报道后，更能引起普通人的关注。

在去年11月28日宣布解放军原总政治部主任张阳上将自杀的一个多月后，2018年1月9日晚，新华社又发布消息：房峰辉（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原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日前因涉嫌行贿、受贿犯罪，被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张阳应该是19大后第一个官方正式披露的“大老虎”，房峰辉是第二个。“上将”在解放军内可不是一般的军职，作为世界上规模第一的军队，解放军里能晋升为上将的能有几人？在和平年代，更是难上加难。

自18大以来，军中反腐“打虎”一直未停下脚步，如果加上房峰辉，一共打掉了7员上将：徐才厚（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军委副主席）、张阳（总政治部主任）、王喜斌（国防大学校长）、王建平（总参副总长、武警部队总司令）、田修思（空军政委）。

从国防大学，到武警部队，到空军，从中央军委副主席，到总政、总参，仔细看看这7只军中“大老虎”的身份，可以发现这些腐败分子隐藏的范围比较广泛，因此，他们产生的“毒瘤”对军队的影响也不容低估。

早在徐才厚案发生之后，《解放军报》就曾撰写评论称：徐才厚案件是军队身上的一个毒瘤，现在毒瘤割除了，但坏细胞还需要肃清，该化疗的化疗，该放疗的放疗，衍生出来的小瘤子也要割除。

习主席曾说，如果讳疾忌医，遮遮掩掩，听任污泥浊水泛滥，放纵“老虎”“苍蝇”横行，“军队就不成为军队，更谈不上能打仗、打胜仗了，甚至还会有变质变色的危险！”

人民军队要在新起点上再出发，就必须经受枪林弹雨和杏花春雨的双重考验，必须打赢军事斗争和正风肃纪这两场硬仗。

这些军中“大老虎”的贪腐是真实的，但是，他们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面貌不能代表所有中国军人。有勇气坚决铲除这些毒瘤，就是要把失去了的人心找回来，把破坏了的生态恢复好，把扭曲了的标准扳过来。

这决非一日之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看得出来，我们正在进行全面清理，切实做到除恶务尽。

不蜕变的精神

当人们看到许多积累下来的矛盾和问题，难免不产生疑问，当代中国军队精神支柱在哪里？军人履行职责使命过程中是否还拥有先辈的自我牺牲精神？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要回答好这些尖锐而又具有强烈时代意义的命题，有必要回顾这支军队和军人是如何继承先辈在革命战争年代铸就的自我牺牲精神。

新中国成立之初，浴血奋战二十多年的共和国军人，原本也是要与人民群众一起追求和平生活，然而，当朝鲜半岛战火烧向我们边境之时，大批志愿军官兵义无反顾地踏过鸭绿江，以血肉之躯对抗“武装到牙齿”的美军。

结果如何？因为美军“钢多气少”，我军“钢少气多”，终于在力量悬殊，看似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对决中赢得胜利，因此也赢得了对手的尊重。

抗美援朝充分证明，“钢少气多”是我军的政治品质和精神血脉决定的，哪怕特定阶段有所弱化，但要将这种精神血脉切断，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军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党不蜕变，军队就不可能蜕变。

改革开放后，我军的发展历程同样印证了这一特点和规律。因为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军队官兵接受了一次新的精神和意志的考验。

但在巨大反差和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军队仍然有效履行了边境作战和维护社会安宁的使命任务，并且边防官兵还豪迈地喊出：“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这显然是和平时期的另一种牺牲，是军人自我牺牲精神仍在的具体反映。

一次次考验证明，我军基层官兵是质朴而又可爱的，有这样的基层官兵，牺牲奉献的精神因子就一定在血脉中流淌，且不为环境条件所影响。换言之，有了这样的政治基础，有了党和统帅的正确引领，我军的精神就一定是强大而又不可瓦解的。

为什么中国军人能够应对各种考验？在于中国共产党为这支军队确立起坚强的信仰信念，保证一支拥有“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保证这支军队以独特的政治和精神品质屹立于世界军队之林。

我军官兵坚守的自我牺牲精神具有传承性和可继承性，有实践基础，也有其理论支撑。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一个人的潜意识是后天习得的，而一个民族的潜意识则具有先天性，即具有遗传性。

当然，我们的坚信不是盲目的，关键是这支军队自建军之初就解决了国民党军队腐朽没落的根本成因，这就是国民党军队拥有独立于人民群众之外的集团利益，并且这种利益最终集中于军阀头子，于是，军阀头子腐败，整个部队就腐败。

我军是党领导的，走的是政治建军的道路，这与封建时期的家族式、乡党式军队大不相同，与西方职业军队也不同，甚至与苏联红军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还不相同。我们走了独特的道路，且建构起特有的精神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