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首席记者 黄丽萍 报道 摄影 刘影)10月20日，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征71周年之际，本刊记者来到著名军旅作家薛晓康文学工作室，就报告文学《革命理想高于天》，独家专访了军旅作家薛晓康老师。

亚洲新闻周刊:薛老师，看过您写的很多文章，了解到您是从西藏部队走出来的军旅作家，在您的文学作品里，90%都是在写与西藏边陲有关的报告文学或者诗歌散文，但报告文学《革命理想高于天》您却用心采访并写出了抗美援朝伤残军人这样一个英雄群体，能够谈谈您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吗？

薛晓康:我从小生在军营，长在军营，是部队把我培养成为军队的专职作家，因此我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写军人的。我于今年5月初去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主要是想采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伤残军人，这跟我对父亲的情结有些关系。

我父亲生前很少跟子女讲他的革命经历，在他病危住院时，我曾试探地问过父亲一些事情，但他都只是轻描淡写地简单讲几句，让我无从下笔。对我印象较深的一件事是抗美援朝期间，全军个部队都在抽调人员赴朝，我父亲被抽调到60军任保卫部长赴朝参战。一天，我父亲正在坑道里跟宋文海秘书长谈话，美军的飞机来轰炸，坑道被炸塌，战士们把我父亲和宋秘书长挖出来抢救，我父亲活了，宋秘书长却牺牲了。这时来了紧急命令，叫我父亲立即去西藏任保卫部长，于是他捧着宋秘书长的遗物回国，然后跟我母亲一起，一步一步走进了西藏。由于我对父亲参加抗美援朝的事只知道这么多，因此我想采写抗美援朝伤残老战士，也是对我父亲的一种怀念之情，怀着对所有抗美援朝指战员的一种敬仰之情。

亚洲新闻周刊:薛老师，在采访中一定会有最令您感动的人和事，可以和大家分享吗？

薛晓康:在采访中，几乎所有人和他们的事迹都令我感动。首先，我看见他们坐的轮椅就让我的心一阵阵难过。伤残军人涂伯毅的那张被凝固汽油弹烧伤的脸和手そして易如元被炮弹炸断的手和炸瞎的眼、刘志华被多枚炮弹击伤的身体和留存弹片的头部そして汤重稀被炮弹炸断的右手和被炸瞎的右眼、傅仲阳在上甘岭战役中为抢救伤员而致残的腰、周全弟在长津湖战役中被冻伤而截掉的四肢……由此可以想到那场战争的残酷和惨烈情景。而令我无比感动的是他们身残志坚，每个人都表现出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对子女的教育、对生活的乐观主义态度，这是我事先根本没有想到的。

最令我感动而且非常敬佩的，还有那些伤残军人的妻子，她们当年顶着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各种压力，毅然嫁给伤残军人，不离不弃，细心呵护，默默忍受。比如刘会兰、胡洪文、粟明毅、陈阳芳……

ニューズウィーク日本版:在采访和创作过程中的您是怎么样的心情？

薛晓康:为了采访方便，我自费在休养院的一家旅店住下来，白天去采访，晚上写第二天的采访提纲。说是写，其实是想，有时候一想就是大半夜，有时会一想就是大天亮，十多天都在心潮难平地想。非常感谢几位伤残军人的子女，他们是刘小飞、黄若葵、杨培远、张旺等人，陪我去采访、陪我去吃饭，非常热情。甚至有天半夜，黄若葵和丈夫杨培远还做了碗鸡蛋面端到旅店请我吃，让我感动万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创作时，伤残军人的故事像一幅幅画面在我脑海里浮现，写到几处我热泪盈眶，无法看清我写的字。想想看，他们都才十多岁就伤残成这样，如果换了我，可能我根本无法挺过来。我边写边想着要像他们一样坚强，因为我的老母亲听我讲了他们的事迹，也说要我转达对他们的敬意:"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致敬，向他们的坚强看齐。"可是，我的坚强让我无法止住泪水。我写的有一段是这样的:上甘岭小女兵傅仲阳曾随休养院课余演出队去汇报演出，其中有个节目，报幕员走到台前说:"下一个节目，口琴吹奏。这几位吹奏者，总共只有一只手。"顿时，全场鸦雀无声，原本一直亲切微笑着的周总理变得神情凝重，一些观众在抹眼泪。傅仲阳看到，那位"横刀立马"的彭德怀元帅竟也泪光闪闪，"彭总司令，我们都是您带去抗美援朝的战士，也是您的骄傲，您别太难过，您可别掉泪啊！"傅仲阳在心里这样喊着，她自己的泪水却怎么也忍不住……

当我写到这里，再也控制不住，扔了笔，伏在桌上尽情流泪，直到第二天调整了情绪，才继续写。我就想，眼泪不能够完全被理解为痛苦、委屈、伤心、懦弱，有的时候，眼泪所表达的是另一种坚强。周总理、彭总司令在那样情况下流的眼泪，大概跟我这时候流的眼泪有同样的意思。

我于5月23日完稿，突然感觉这个日子很吉祥，很有意义，因为这天正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纪念日。我想起了我父亲和他那些为解放西藏、保卫西藏、建设西藏而默默奉献的战友们，他们和这些抗美援朝的老战士一样，都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人，于是写下了标题《革命理想高于天》。接下来的一个多星期，我不出门，不开手机，不见任何人，进入恢复正常情绪、平复沉重心情的状态。在此期间，始终有一首歌在耳边回响，是我1991年撰写的大型专题片《雪山丰碑》主题歌，当中有句歌词"默默忍受是歌，未来的天是歌"。我反复小声哼唱，以此遥献给我写的那些伤残军人和他们的亲属。

亚洲新闻周刊:为什么要选择给伤残军人赠送自己的军功章？

薛晓康:其实我想送伤残军人的东西很多，但觉得送物质方面的东西不太妥，因为有个叫易如元的伤残军人跟我说，他负伤后，像一个赤裸裸的婴孩被护士抱进了手术室，从那时起，所有物资上的东西对于他都是身外之物了，他连自己一张年轻时的照片都没有留下来。

你想，17岁的周全弟在长津湖战役中被冻伤，致四肢截肢；16岁的傅仲阳在上甘岭战役中为救护伤员，终身穿着钢背心弓腰行动，而他们从未获得过一枚军功章。但他们是功臣是英雄啊，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无名英雄。所以，我在我获得的几枚军功章里做了认真地挑选，把我在军中获得的第一枚军功章送给周全弟，把我在1979年参加反击战获得的军功章送给了傅仲阳。为慎重起见，表示我的军功章不是别人的，我专门附上了立功证书的扫描件。但我仍觉得没有能很好表达我的心意，于是以藏族的礼仪，将一条可以献给星星、可以献给月亮、可以献给太阳的洁白哈达，高高举过头顶，敬献给了傅仲阳。

ニューズウィーク日本版:在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对抗美援朝伤残军人采访和创作《革命理想高于天》时有没有什么遗憾？

薛晓康:有成功当然就有遗憾。成功的是我采访到了我喜欢的东西。最近有记者找我，说他们也去采访过，怎么有的事情没有采访到，问我有什么采访诀窍？我说:"没啥诀窍，只要你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人就行了。如果你一去采访，就跟别人唱高调，别人自然不便多说什么，只好随你的高调应付着唱。"的确，我跟那些伤残军人的每次交谈，每次握手，每次拥抱，每次欢笑，每次流泪，我都真切地感到，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我父母的身影，有股亲人般的暖流在我胸中涌动。

最遗憾的是，我很想采访一下这里的伤残红军そして八路军そして新四军老战士，可是他们都已经离世了。还在60年代，我在西藏军区成都八一校上学，学校多次组织我们去休养院听他们作传统报告，看他们表演节目，许多同学至今还在回忆当年去见他们时的几次经历。我作为红军的后代，作为军队的专职作家，我有责任有义务来写他们，但现在只能满怀遗憾，向他们的遗像敬礼鞠躬，并倾情写下长诗《他想把什么留给我》。

报告文学《革命理想高于天》在《时代报告》2021年第9期发表，正赶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征71周年"纪念日。此次专访，致谢薛晓康老师。我们共同把此文谨献给为新中国流血牺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先辈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