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 王普（1910-1992）明代の石果     主笔：赖明明

人类社会经过一段时间发展之后，往往会面临新的问题，需要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当人类社会站在发展的十字路口时，彷徨并不值得担忧，因为彷徨恰如同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摸索。短时间的彷徨正是为了更长时间的发展积蓄力量，伟大的思想往往产生于人类变革的时代。古希腊思想与文化孕育了西方文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点燃了中华文化绵延千年的繁荣。

当今，全球正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全球政治经济正处于巨大的变革时期，中国也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新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一、全球发展模式的困惑与探索：从苏联体制到华盛顿共识

自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及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以来，美苏冷战宣告结束。人类第一次大规模公开宣称探索最优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竞赛也有了最终成绩单，那就是市场经济优越过计划经济，西方民主制度优越于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经济学界爆发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是否可行的辩论。当时知名的经济学家都卷入了这场辩论，米塞斯与哈耶克成为批判苏联体制的旗手。米塞斯在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的文章中否认社会主义能够通过计划经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古典自由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哈耶克从米塞斯的论点出发，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不仅断言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破产，而且认定计划经济是通往奴役之路。

对于美苏冷战进行深刻反思的思想成果当数《历史的终结 》，1989年，美国新保守主义期刊《国家利益》发表了这篇文章。弗朗西斯·福山在文中准确预言了苏联的崩溃，宣称冷战必然以西方胜出而宣告结束，冷战结束意味着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结，西方民主制度被证明是人类最好的政治制度，市场经济是人类最好的经济制度，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

20世纪80年代在里根和撒切尔的倡导下，作为一种经济理论的新自由主义上升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也称为指导发展中国家脱贫致富的经济政策。其集中体现为华盛顿共识。所谓华盛顿共识是指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上形成的共识。华盛顿共识可以概括为三大观点：第一，主张所有制实行私有化；第二，主张资源调剂实行市场化；第三，主张外汇管制实行自由化。

福山“历史的终结”与华盛顿共识成为了美苏冷战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各国竞相模仿与借鉴的发展模式。然后，短暂的璀璨难掩现实的残忍。随后，华盛顿共识连遭滑铁卢。

首先，按照华盛顿共识制定的休克疗法不仅未扭转东欧、俄罗斯的经济，反而令其陷入崩溃的边缘。1991年秋，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依据华盛顿共识、在经济学家盖达尔的协助下制定了一系列“休克疗法”的经济政策，放开一切价格管制，把工厂和土地私有化，大量削减政府支出，实行强硬的货币政策，取消外汇管制。俄罗斯陷入了长达四年的经济衰退，直到1995年底仍没有结束。四年间，俄罗斯经济衰退达到了40%。休克疗法也没有控制好通货膨胀，到1995年底，消费品价格与1991年底相比上涨了1411倍。此外，俄罗斯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从1992年的0.289上升到1999年的0.394，给俄罗斯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危害。

其次，华盛顿不仅无法消除全球金融危机，反而令金融危机频繁发生。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令东南亚哀鸿遍野，其中导致亚洲金融危机无法遏制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东南亚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设计的外汇自由兑换机制，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没有外汇管制的泰国、印尼的本币暴跌，引发全面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全球股市、债市暴跌，雷曼兄弟等金融机构倒闭，时隔十年金融危机再次造成全球经济的剧烈动荡与大幅度下滑。

华盛顿共识既无法引导东欧、俄罗斯经济转型，无法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也无法解决发达国家自身的问题，无法消除金融危机对世界的威胁。无怪乎，2012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英国央行，发表演讲并质疑为何没有任何一位经济学家、任何一位金融高官对本轮金融危机发出预警？英女王的质疑令央行官员们颇感尴尬。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科技发展高速化的今天，华盛顿共识无法通过监管约束资本，也无法消除资本逐利导致的金融欺诈，忽略全球经济合作与协调发展的华盛顿共识已经被证明非全球发展的普世模式。

福山值得赞赏之处，就在于他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思想能够与时俱进。西方市场经济及民主政治面对金融危机束手无策，促使作为学者的福山冷静思考。他在《历史的未来》中修正了之前全面肯定西方制度的观点，表达了对飞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稳定和谐的中国社会的尊重。福山从对自由民主制度的热情鼓吹者转向冷静的反思者，他承认中国模式为西方提供了启发。

除了福山对资本主义模式提出质疑，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也对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批评。皮凯蒂用严谨的统计与计量方法，对自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的财富分配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不平等的加剧，利伯维尔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建议通过民主制度制约资本主义，这样才能有效降低财富不平等现象，保持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美苏冷战结束只是宣告了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失败，只能证明西方市场经济与民主制度优越苏联政治经济体体制，但是，并不能证明华盛顿共识就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普世道路。当西方被金融危机折磨得焦头烂额之时，中国却以高速、稳定的发展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道路优势、模式优势。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十字路口，全球的焦点聚焦中国。

二、中国发展模式的优势与困惑：从北京共识到经济新常态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以来，在华盛顿共识黯然失色之际，平稳发展的中国经济给晒出了最耀眼的成绩单，北京共识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北京共识有三大主张：第一，不照搬国际经验，而是把国际经验与本国国情结合起立制定政策；第二，经济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政府不放弃在宏观调控中扮演积极角色；第三，循序渐进，摸着石头过河，例如，设立特区探索不同的发展模式。北京共识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定义，而是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在2004年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调查论文上首次提出。

北京共识其实就是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的伟大实践的总结。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致开幕词时，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命题，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改革开放令曾经啼饥号寒的亿万中国人，告别了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迎来了全面小康的光明前景。国家统计局最新年度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GDP为744127亿元，比上年增长6.7%。全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3980元，比上年增长6.1%。全年国民总收入为742352亿元，比上年增长6.9%。国民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实现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征更加明显，实现了“十三五”良好开局。虽然低于7%的GDP增速被外界质疑中国经济陷入困境，其实，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6.7%的GDP增速符合预期，这一增速也是其他经济体只能望其项背的。

当前，与中国发展有关的两大问题需要从理论与实践上进行解答。

第一，中国能否持续发展的问题，也即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当前
，一方面国际社会从苏联体制转到华盛顿共识的信心并没有巩固下来，华盛顿共识未能成为普世共识，福山“历史的终结”最终并未终结。在这样的态势下，北京共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但是，另一方面国际社会看好北京共识并不能消除内部对可持续发展的担忧。经过改革开放30，中国发展的成绩是举世公认；然而，成绩的背后却是积累下来的问题也是严重的。官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泛滥，“裸官”、“走读”、“吃空饷”、“收红包”、庸懒散拖、高高在上、挥霍浪费、脱离群众现象严重，经济发展忽略环境保护，基尼系数扩大贫富差距加大……这些都成为民众诟病的靶子。

第二，中国发展壮大后能否改变世界格局的问题，也即中国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问题。尽管基辛格、李光耀、蒙代尔、斯蒂格利茨、萨金特……无论政治明星，还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国际社会看好中国模式的大有人在。与此同时，唱衰中国的声音却此起彼伏。即便不唱衰中国，质疑中国持续发展会改变国际格局的担忧从未消停过。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分析了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国际关系史上因后起力量叫板国际社会现有权威而导致的战争多如牛毛。两次世界大战皆因后起的德国挑战老牌帝国英国而起。

如上两大陷阱与难题，既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关乎国际社会发展及国际格局稳定的问题。中国发展再一次与国际发展密切结合在一起。

三、马克思主的中国化：从习近平系列讲话到习近平思想

在中国、乃至全球发展十字路口上，中国既有责任对全世界答疑解惑，也有信心发出中国声音，为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思想。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征程中，习近平以大无畏的改革创新思路、非凡卓越的理论见识、坚韧不拔的担当精神、“知行合一”的领导才能，围绕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推动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形成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习近平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构成了习近平思想，习近平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第一，针对国际社会对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日本等旧霸权国家发生冲突的担忧，破解如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首先，强调中国是国际社会的和平力量能够跨越“修昔底德”陷阱。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十八大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指出，“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希望记者朋友们今后继续为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了解作出更多的努力和贡献。” 2013年4月7日习近平在博鳌论坛发表了题为《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时指出，“和平是人民的永恒期望。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

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2014年1月 2日，习近平在《世界邮报》创刊号的专访中强调，“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访法出席中法建交50周纪念大会致辞时表示，“拿坡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的时候，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2015年4月22日，习近平赴印度尼西亚出席亚非会议和万隆会议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在发表题为《弘扬万隆精神 推进合作共赢》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摒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观念，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理念，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分歧争端，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公共卫生、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全球性挑战，建设命运共同体，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新路，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出席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时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其次，为了减少大国之间的战略误判重新定义中美关系为新型大国关系。2012年2月12日，习近平在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接受了美国《华盛顿邮报》书面采访时指出，“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我们欢迎美国为本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希望美方充分尊重和照顾亚太各国的重大利益与合理关切。”。2013年6月，习近平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面对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需求，中美应该也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国际社会也期待中美关系能够不断改善和发展。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就可以做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2014年7月，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致辞时指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事业，没有现成经验和模式可以照搬，出现一些困难甚至波折不足为怪。有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要共同解决问题，而不能被问题牵着鼻子走。”

再次，将和平发展与强军建设结合起来。2017年7月30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要深入贯彻党的强军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努力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把我们这支英雄的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心、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心、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心、有能力谱写强军事业新篇章，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第二，针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破解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首先，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及现状做出了准确判断。2014年11月9日，习近平出席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并作题为《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习近平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其次，把经济发展与反贪腐有机结合起来。2014年1月14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反腐败高压态势必须继续保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的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再次，把经济发展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结合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民惟邦本的理念、执政为民的信念、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贯穿于党和国家奋力前行的每一步，提出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习近平系列讲话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强调“决不能让困难地区和困难群众掉队”；全面深化改革，重视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全面依法治国，要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打掉隔开党和人民的“无形的墙”。

第三，以中国梦引导中国模式的发展方向。

中国梦，是习近平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率领十八大新领导成员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来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是一定能实现的梦想。

2013年3月1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重点阐述了“中国梦”的内涵，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习近平说，“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首先，中国梦是人民地美好生活的向往。美国人有美国梦，欧洲人有欧洲梦，中国人有中国梦……梦想，是天赋人权；是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与生俱来的权利！没有梦想是可悲的，对美好梦想没有坚定不移、矢志不渝的追求同样可悲！西方的理想国与东方的大同世界，无论怎样的幼稚与天真，它却蕴含着两层意思：首先，从横向观察，它是地球人的共同理想。人类无论处在东半球、还是西半球，无论是黄皮肤黑眼睛、还是金色头发蓝眼睛，向往美好的理想国与大同世界是人类共同的梦想；其次，从纵向观察，它是人类童年的梦想。恰因它是人类童年的梦想，因而表白得真实，高贵得单纯，静穆得伟大。正如马克恩在评价古希腊艺术时所说，希腊艺术的魅力在于它是人类童年时期的产物，而童年一去不复返，因而也是永恒的；同样地，理想国与大同世界的梦想之于人类也是永恒的。

其次，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人民梦”三位一体。我们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中国梦——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夙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形象表达，华夏儿女的共同理想，每个中国人的中国梦。中国梦可以概括为“两个一百年”，即是两大“建成”，第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921+100=2021，即2021年）；第二，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949+100=2049，即2049年）。“两大一百年”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奋斗目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两大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从横向维度观察，中国梦是国家复兴之梦，民族复兴之梦，也是个人幸福之梦。中国梦内涵的最大特质就是把国家、民族和个人视为“三位一体”的命运共同体，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每个人的具体利益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中国梦，就是实现民众的梦，就是实现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梦实现的过程就是解决民众关心一件又一件具体事情的过程。只有将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感受到中国梦与切身利益相关，中国梦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真实的、可以实现的。

再次，中国梦是“和平梦，发展梦，和谐梦”三位一体。和平与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是，人类的和平向来是稀缺产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创立了以国际会议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是近代国际法的源头，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并未缔造持久的、真正的和平。基辛格在《论世界秩序》一书中叙述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400多年的大国兴衰，感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只能维系短暂的均衡，不能保持长久的和平，强国之间一而再、再而三以战争方式争夺世界权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建立的联合国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卓有成效地弥补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缺陷——大国之间建立了避免战争与冲突的有效机制；但是，依然未能建立避免地区性冲突的有效机制。世界和平呼唤和平力量，呼唤和平文化。中国历来崇尚“和为贵”，中国梦是和平梦。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历来崇尚“和为贵”。中华民族有着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全世界的兵法都在告诉我们怎么样去打胜仗，只有中国的兵法告诉我们，最好不要打。《孙子兵法》中的《谋攻篇》中指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第四，坚持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思想的核心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经济学思想与理论的竞技场。马克思的劳动创造财富论，亚当·斯密的分工创造财富论，科斯的产权创造财富论在中国争奇斗妍。产权经济学创始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的成就，他表示“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自己有生之年没有到过中国是终生莫大遗憾；但是，看到中国经济的崛起是有生之幸”。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三个自信”的核心是文化自信，从“三个自信”扩展到“四个自信”，不是简单的量的叠加，而是质的飞跃。

所谓文化自信，就是指树立对五千多年文明的自豪感，树立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文明史源远流长、从未断流，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文化，具有跨越时空的永恒魅力与现代价值，这正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 文化自信是“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的历史渊源。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除了经济实力之外，以民族精神为核心的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实力的内核，继承与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条件。

人类文明的每一次拐点，都离不开思想先导与知识变革；人类文明每次迈上一个新台阶，其实也是人类思想史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习近平思想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是引导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而且体现在具有可供发展中国家借鉴的全球价值，习近平思想是中国对人类社会迈向繁荣富强的中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