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到十八九歲都不知道自己將來會是甚麼樣。我爸演戲的時候，我經常躲在一邊看。那時，我覺得自己可能是一輩子的忠實觀眾吧。

「文革」結束了，藝術院校招生，我忽然好像知道自己想幹甚麼了。考藝術院校時，主考官讓我演一個動作：從後面捂女孩的眼睛，我太緊張了，捂住她的眼睛，手就下不來了。那女孩只好把情人見面的戲變成了抓流氓的戲。

我最大的特點是兩個字，一是蔫，一是縮。我不像我爸，他脾氣火暴，敢當著一千多人的面上台指揮。我打死也不敢。只要有甚麼活動讓我出席，我就本能地往後縮。如果出席的人有十幾個，我就本能地坐在最邊上。我要是緊張了，就容易出汗，手心腦門出汗。出席活動，快到大廳門口時，我最緊張，好像一開門就有機槍掃射似的。

老那麼慣著自己，也不行。都老大不小了，有人叫老師了，還那麼羞答答的，不行。我也假裝放鬆過，就想象自己在拍戲，效果似乎也不錯，可總覺得太假了。我告訴別人，其實我不緊張。有人說：「誰都能看出來，你滿腦門子汗，說話磕磕絆絆，不叫緊張叫甚麼？」我索性老老實實說自己緊張，也不想老裝個大尾巴狼。這麼一想，我反倒踏實下來。

我從小在北影大院長大，從小看過太多著名的演員，比如於洋、趙子岳、張平等。街坊鄰居都是全國聞名的大演員，有時我剛看完他們主演的電影，回家就看見他們騎著自行車，筐里裝著剛搶購回來的大白菜，好像剛從銀幕上下來。

如果時光倒流，我願意回到剛成名的那個階段。李敖寫了一本書叫《上山下山》，我很喜歡這個書名。人生用這四個字就窮盡了。剛成名的時候是上山，上山時一切都是未知，你不知道自己會到甚麼地方，能到甚麼地方，你在上升的曲線上。人最美好的是追求的過程。你看世界上流傳的最經典的愛情故事，都是沒有結局的，如羅密歐與朱麗葉、梁山伯與祝英台。甚麼是結果？死亡才是真正的結果。也許等我再老些，就能接受日本人的美學觀了———下山也是一種美，但現在我覺得沒走到頭的時候是最好的。

人的一生都是偶然。演《霸王別姬》我沒得獎，演完《活著》，天時地利人和都該我得了，就得了。如果當時有甚麼別的戲出彩，也就沒我了。

20世紀90年代，人們不把那些高大全的人物當回事了，都想看到活生生的人。我有平民色彩，不虛偽。那時，中國人開始需要大批量的幽默，不想進電影院受教育、上課。我代表那時人們的心態，比較放鬆，比較樂觀，也比較普通。誰也別想教育誰，大家都是平等的。那時經濟發展，過去很多牢籠式的觀念被打破。大家忽然發現，不是只有那些長得好看的、說得好聽的人才重要，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很重要。連葛優都能上屏幕，誰不能呢？

比起一些偶像明星，我覺得特坦然。我不怕年華老去，不用和狗仔隊打游擊，不用為了曝光率沒事找事。我一是不想當老百姓的對立面，二是我也當不上，三是當上的代價太大，活著該有多累！

我最想做的事情是一個人待著。有朋友一拿起書，看兩行字就暈了，我不至於那樣，每天至少要看十幾個劇本吧。我覺得還不夠靜，還不夠讓我拿起一本書就放不下，周圍總有好多事干擾我。

我也愛熱鬧。比如喝點兒酒、聊聊，沒有甚麼利益關係的。我是最不怕聽人說的，只要對方能侃，我就可以一直聽他說下去，所以朋友愛找我喝酒。我最愛扮演的角色就是觀眾。每次喝酒，我說話很少，更多是看朋友耍貧。

我總是矛盾著，又想熱鬧又想靜，是不是有點兒矯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