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約撰稿人 鄭春

十九世紀後半葉，自詡「天朝」的滿清現出了腐朽衰敗的原形，國庫之空虛、軍隊之墮落、人民之麻木、官員之腐敗、思想之禁錮、生活之困苦等等已經超出我們的想象力，魯迅的《藥》、《孔乙己》，以及其他作家的作品形象地反映了當時的現實。

 一批有血性的文人開始琢磨國家、民族和人生，琢磨救國救民的辦法（對不起，沒文化的人還在等著有文化的人去喚醒）。所謂久在其廁而不覺其臭，在國內官場還在大談道德文章自欺欺人時，一位年輕人直觀地得出一個結論：留學西方，改變命運。——他就是因機緣巧合成為中國留美第一人的容閎。

容閎出身貧農，因為讀不起收費的私塾，父親只好送容閎去讀當時沒人讀的傳教士開辦的洋學堂，從七歲一直讀到十八歲。瞧人家爹的見識，你沒成才？回家怪你爹吧！

機遇來自堅持。耶魯畢業的洋學堂校長因健康原因要回國，想帶幾個學生去美國深造。這樣，沒有錢、沒有任何背景的容閎漂泊到了大洋彼岸。又得贊一下人家的爹媽，那時候留洋等於生離死別。

想象一下，一個大量分泌荷爾蒙的小伙子，在萬惡的美帝國主義社會里被教育了七年，思想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容閎晚年回憶：「整個大學階段，中國的可悲境況經常出現在我的腦海，令人感到心情沈重。」「我決定使中國的下一輩人享受與我同樣的教育。如此，透過西方教育，中國將得以復興，變成一個開明、富強的國家。」

留學救民、教育救國。通過啓蒙人的思想、提高人的知識水平、學習科學技術使民族國家得以現代化。容閎一介匹夫，拳拳報國之心天地可鑒。這是一條正確的必由之路。傳教士可以改變幾個、幾十個中國人的命運，要改變民族的命運實現大量年輕人留學，只能通過政府來組織推動。

各級朝廷官員會積極促成這件利國利民的大好事嗎？來看看走向末路政府官員的表現：

第一，置之不理

容閎一八五四年耶魯大學畢業以後，回國呼籲奔走多年。結果我們都料想得到，晚清官場給了他一個溫柔的不作為——沒人搭理他。可見說話有沒有人聽，跟說的話正確還是錯誤沒關係，跟誰在說有關係，所謂人微言輕；跟在哪說有關係，坊間牢騷你就是一憤青，廟堂微言你就是棟梁。

在皇權體制下，滿朝官員都是皇帝的家奴。做官是官員的職業，俸祿與官階掛鈎，官員的升遷（俸祿的多少）取決於上級領導乃至皇帝。這種政治生態下，官員關心的是怎麼媚上，對國計民生的關心只有一種情形下會有，那就是上級官員或者皇帝關心，下級官員才會積極主動。否則就如同容閎遇到的那樣，官員充耳不聞。

 第二，言路閉塞

機遇還是來自堅持。奔波九年後的一八六三年，留過洋熟悉西方的容閎已經小有名氣，被志在強國的曾國藩相中。曾國藩親自致函容閎「亟思一見」。容閎被招致曾國藩門下，負責赴美採購機器，並給了一個五品的官。曾國藩，國之柱石，他的想法可以決定國家的走向。

這時的容閎，已經很接近實現自己的理想，但是接近就不是達到。一來雖說已屬曾國藩門下，但官場等級森嚴，容閎並沒有多少與曾國藩面談的機會，通過曾國藩推動國人留學的想法還有障礙。二來清朝規定，只有四品以上的官員，才有奏事權。容閎本人並不能直接向朝廷上奏建議派學生留學。

讓曾國藩上奏火候不到，自己又無權上奏。容閎無奈，就想方設法與江蘇巡撫丁日昌交上朋友，請他幫忙奏請朝廷。丁日昌說，朝中沒人幫你，上折子也淹了。瞧，想做件好事、實事給難的。如果一個社會沒有一個做好事、做實事的環境，這個社會就是一個比爛的社會，離改朝換代還遠嗎？

丁日昌是個開明的官員，他是真正想做成此事。表面上拒絕了容閎，私下裡卻在等待機會。光有熱情乾不成事，在合適的時間找合適的人幹才能成功。丁日昌在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說服曾國藩出面奏請此事。這一等就是三年。三年後，丁日昌便將容閎的幼童留美建議向曾國藩彙報，曾國藩說了三個字：「再等等」。

容閎、丁日昌、曾國藩三人都是絕頂聰明之人，都想促成國人留學事情，在此事的處理上充分顯示了他們的智慧。容閎奔走呼籲，丁日昌順勢而為，曾國藩神龍見首不見尾。

曾國藩在等甚麼呢？原來，中美兩國雖有外交，官派留學卻無條約依據。

機遇還真是熬出來的。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任期屆滿後，清廷請他出任中國出使歐美各國使臣。蒲安臣於是代表清朝政府與美國簽訂了《蒲安臣條約》。條約第七款：「兩國人民均可入對方官學，並受優惠待遇；雙方得在對方設立學堂。」這一規定為中國派遣留學生赴美學習提供了法律根據。中美雙方批准條約換文的時間是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一八七0年，曾國藩前往天津處理「天津教案」，容閎擔任翻譯。容閎借機提出留學計劃。曾國藩非常贊同。留學大事水到渠成。曾國藩聯合李鴻章上奏朝廷公派留學計劃。有這兩位朝堂上的一哥二哥發聲，朝廷「依議。欽此。」怎麼樣，這下弄懂了誰創造歷史吧？

好像天意安排一樣，曾國藩做完這件事於一八七一年冬去世。

第三，相互掣肘

一八七二年開始，中國留學史大幕開啓。容閎為此奮鬥了近二十年。

曾國藩和李鴻章計劃先向美國派120名留學生，主要學習科技、工程等辦洋務急需的學科。考慮到語言問題，決定選10到16歲的幼童出國；從1872年起每年派30名，至1875年派完；留學年限為15年；經費一律由清廷支付。

在曾國藩的推薦下，陳蘭彬以太常寺正卿銜被任命為留美學生委員，副委員容閎。一八七二年八月十一日，任陳蘭彬為監督、容閎為副監督，率領第一批學童30人赴美留學，重大問題監督說了算。

看出玄機了吧？就這麼個事，領導層的安排也要相互制約，並且確保朝廷命官有最終的決策權。尚未開始，已經為留學事業的夭折埋下了伏筆。

第四，忠大於天

清政府公派留學的本意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政治和思想上保持封建文化傳統的前提下，把美國的先進技術學到手，實現強國夢。因此，他們對小留學生們加強思想教育，幼童們要集中起來學漢語，每周寫一篇作文，如果寫不出來，漢語先生會打屁股。每次學漢語，首先必須臉朝中國方向向清朝皇帝朝拜，然後再給孔老夫子的畫像叩頭，給師長請安。稍不聽話，就會挨罰。

現實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教育，美國式的生活，幼童們學習西方科技知識的同時也被全盤西化。幼童不願穿中式服裝，經常是一身美式打扮。信仰基督、談戀愛、參加各種社交活動，不少幼童索性把辮子剪掉，見清廷長官時再弄一根假辮子裝上。幼童們的這些變化，容閎十分開明，認為不值得大驚小怪，但在清廷看來卻是大逆不道。

一八七六年，陳蘭彬推薦吳子登接替自己出任留美幼童監督。他一上任，就嚴加訓斥幼童，突出封建道德禮儀教育，下令開除了兩名信教者。對剪掉辮子者嚴懲不怠，甚至杖責。一時間留美幼童怨聲載道，在幼童們的心裡反而激起了一種逆反心理，對吳子登的話就是不聽，只服從容閎一個人的。這更使吳子登怒不可遏，視容閎為仇敵。

吳子登頻頻向清廷寫奏折，經常給李鴻章寫信，講留美幼童如何「美國化」，如何不聽管教；講容閎如何放縱幼童，如何目空一切，如何失職。容閎從來沒想到向李鴻章寫信講明情況。時間一長，清廷即對吳子登的話信以為真。連曾紀澤這樣開明的官員都認為留美幼童難以成材。所以當1881年吳子登請求清廷將幼童們全部撤回的時候，迅速得以批准。所有幼童從1881年8月21日起，分三批，啓程回國。

除了病故和設法留美不歸者外，94名幼童平安抵達上海，像犯人一樣被關在了一所學堂里，連中秋節都不許外出。經過數天的「關押」，終於等來了長官的訓話，並隨意將他們分配了工作。例如學工程的詹天佑卻派往廣州教英語。這些學生後來很牛的有民國首任總理唐紹儀，有清華大學首任校長唐國安，有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有中國郵電事業奠基人朱寶奎等。

留學事業半途而廢，後人多詬病陳蘭彬和吳子登，但這兩人並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多麼壞。陳蘭彬和吳子登都是進士出身，陳蘭彬是晚清一位很正面的官員，吳子登是名數學家，哥倆是晚清真正德才兼備的官員。也就是說，在公派留學這事上，陳蘭彬和吳子登並不是有意使壞、或者嫉賢妒能，他們是很大義凜然地壞了事。

我們且設身處地看看能不能理解他們的作為。

陳蘭彬在公派留學問題上，既受命於朝廷要培養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人才，他大力加強幼童們的思想教育也是必然。不然，幼童們怎麼抵御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侵蝕呢？正因為在這方面他與容閎有不同的立場，所以，他卸任時繼續了恩師曾國藩的用人思路，沒用容閎，而是讓跟班吳子登上位。

吳子登所有措施都是順理成章的，要麼按照朝廷意願培養人才，要麼取消留學。

從忠誠於朝廷角度看，陳蘭彬和吳子登都很稱職。可就是把幼童留學事業給攪黃了。屁股決定腦袋，這事擱誰都得這麼辦，我花錢難道培養一批敵人不成？因此，事成不成另說，忠於朝廷茲事體大，為了忠誠，我就把事給攪黃了，怎麼著吧！

此後，容閎報國夢破，失望地離開中國，娶美婦，客死美利堅。

一百五十年來，封閉的中國被容閎用留學打開了一扇開放之窗，大開腦洞、顛覆三觀的新思想如開閘之水洶湧而來，愚昧如死魂靈的民族開始蘇醒。但是這扇窗開開關關，也一直影響中國走向世界。 

問題來了，其一，為甚麼一群「好官」卻乾不成好事？很明顯清朝在官員的任免和激勵制度設計上存在缺陷，忠君是選人用人第一標準，那麼忠誠或者讓領導看起來忠誠成為官員第一要務。官員注意力既然在人（上級領導）上面，自然，事辦不辦得好就不重要了。這也是海龜們最困惑的地方：你滿腔熱情想回國乾一件事，可就是在一片叫好聲中沒人關心你的事。

其二，為甚麼中國人總要虛擬一個道德制高點來約束人性？為甚麼會愚蠢地認為西方思想會「毒害」中國人？滿清朝廷怎麼那麼害怕開放？相反，這一百多年來移民西方的華僑也沒見毒害成甚麼樣啊？閉關鎖國下的國人如魯迅筆下的人物倒真是被毒害得可憐。滿清的陰魂散了嗎？

其三，當真理在少數人一邊的時候，你就講不清道理。那麼，要堅持講道理嗎？歷史表明，文人逼急了就變成了武人。容閎從一開始傾向於改良轉變為支持革命。滿清朝廷就沒鬧明白，跟自己講道理的人那都是「自己人」，如果不珍惜，就生生把一批批青年才俊推向對立面。逼上梁山還真不是書上說的，容閎後來造反了，容閎的好朋友孫中山也造反了。滿朝官員就這麼盡心盡力地培養造反的隊伍，最後把朝廷玩沒了。

其四，中國為甚麼留不住精英？容閎報國的赤子之心日月可鑒，卻被逼背井離鄉。從表象上看，容閎的外流是被當時黑暗的上層建築「擠」出去的。內里看，國與官已經形成兩張皮。容閎報的是國，國代表的是人民和民族長遠利益。當時的官所極力維護的是滿人等少數既得利益集團的眼前利益。

因此容閎與官僚的對話是同一個詞語概念下不同的語義表達，這怎麼說得到一塊去？「談不通」，「無法溝通」成了海歸的普遍抱怨。海歸們一腔熱血透心涼了後，只好跟故土灑淚揮別。精英流向是一個國家發展的預期指標，「五四」運動前的一大批精英學成歸國直接催生了中國的現代化。容閎的黯然離去正表示了當時的中國處於黎明前的黑暗時期。

容閎的痛點就是親人變外人、恩人變仇人，個中心酸不足與外人道也。從容閎開始，中國開啓了近代史上蔚為壯觀的精英外流大潮，一批批傑出青年選擇逃離祖國。其現象和緣由都令人深思，精英回歸與國家強盛一定呈現正相關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