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閻小駿

中國共產黨的對港工作方針，從一開始起就蘊含著自信的元素。1974年5月25日，年邁的毛澤東在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時，曾對香港問題做過最後的交代。中共中央檔案館保留的談話稿上準確留下了這樣的紀錄：

毛澤東：「都成歷史了！你們剩下一個香港問題，我們現在也不談。到時候怎麼辦，我們再商量吧。是年輕一代人的事情了！」

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對香港問題所採取的對港英殖民統治「暫時不動」的方針，乃是以三個方面的自信為基礎。第一，北京自信在軍事力量上具有確保香港領土地位的能力。第二，在對港工作上，北京具有英國政府和港英政權必然同中國政府合作的自信。第三，在香港的未來地位上，毛澤東自信下一代中國領導人必然會找到妥善辦法適時收回香港。在這樣的政治自信下，新中國在改革開放前的三十餘年時間里，「一動不如一靜」，充分利用了香港作為東西方陣營溝通橋梁的作用，安然渡過了冷戰的最險峻時期。

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人直接主導了中英關於香港回歸祖國的談判，並最終確定了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的戰略構思。「一國兩制」的總體設計亦是基於北京在處理香港問題時所具有的四方面自信。第一，在中英談判過程中，北京曾反復表示具有以各種可能方式收回香港主權的完全自信。這也是中英談判的基礎。第二，北京領導人對於內地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具有自信；他們相信在五十年的時間里，內地和香港的經濟與制度落差將會極大縮小或者不復存在，在當時而言這是非同尋常的預見。第三，北京對於香港資本主義制度的繼續繁榮不會損及中國內地社會主義制度具有自信。第四，北京也對於中國政府能夠管控香港的政治發展、「愛國愛港」力量能夠管理好香港本地事務具有自信。 1997年之後，中央領導集體延續鄧小平處理香港問題的基本思想，落實了鄧小平關於「一國兩制」的構想，並順利實現了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創立與初步運作。這都是在自信基礎上得以取得的重要政治成果。

隨著二十一世紀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政治自信進一步成為習近平時代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標誌性特徵。201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和人民九十多年奮鬥、創造、積累的根本成就，必須倍加珍惜、始終堅持、不斷發展；全黨要堅定這樣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2014年12月2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訪問澳門大學、並參加學生沙龍時指出，「我的體會，要通過傳承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民族文化自信，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做到格物致知、知行合一。」這是北京領導人鄭重對青年一代提出「民族文化自信」的問題。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成為中國新的政治樂章中的最強音符。

在這個新的高度強調自信的年代，「一國兩制」和香港管治同樣面臨新的變局。首先，對於「一國」與「兩制」的關係問題，過去北京刻意避免提及，現在則亟需做出釐清。在自信時代，「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本身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也就是中國整體政治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北京不可能繼續允許任何人將之變作抵抗中國整體政治秩序、甚至顛覆中國基本政治秩序的武器。第二，在自信時代，「兩制」之間的關係也亟待釐清。隨著時代的變化、「兩制」之間的差別和落差急速減小，特別是在中國內地的經濟發展大局下，「兩制」之間在北京看來已逐漸不再是誰比誰優越、誰向誰學習、誰要取代誰的師生或者對抗關係，而應該是互通有無、互為補充、取長補短的合作關係。隨著中國主體政治體系的自信程度不斷高漲，「兩制」之間關係亦將進入合作則雙贏、對抗則俱損的新階段。第三，在自信時代，北京會進一步強調「兩制」得以存續和擴展的先決條件是香港社會對「一國」的承認和尊重。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實行特殊管理制度的特別行政區，接受和維護國家的主體政治秩序自然被北京看作是香港社會的責任，也是北京與香港之間建構政治信任的基石。因此，在此變局之下，唯有建立起中央權力與香港社會之間的高度政治信任，「兩制」之間的回旋餘地才會更大，「自治」空間才會更靈活，「港人治港」也才能落實得更有效。捨此一端，別無他途。

要構建新的政治信任的基礎，關鍵就在於香港社會能否在未來的時間里與北京建立起健康及良好的工作關係；溝通與交流永遠是重建互信的第一步。而欲建立健康及良好的工作關係，轉變觀念或許是其中最基礎的步驟。就香港而言，這起碼關涉到三方面觀念的改變：

第一，香港社會亟需改變自己面對國家主體政治秩序時的歷史優越感和或有或無的不以為然心態。回歸後的香港，政治上不應再繼續是西方國家陣營的一員，而是標準的中國政治體系的組成部分；這是一個不可也無法逆轉的政治現實。「一國兩制」的安排尊重兩制之間的歷史差異，但並非意在兩制之間區分高下。實際上，今天的國際政治學界已經普遍承認，制度發展本身就是多進程、多通路的，並不存在一種固定的模式。在平等、互信和互相尊重的觀念下以合作態度處理兩制之間的關係才是符合時代要求的最優選擇。

第二，香港社會亟需改變或明或暗的以「高度自治」來抵抗中國影響力、抵制北京管治的觀念和做法。既然北京有自信允許香港實行與國家主體不一樣的制度，就不會嘗試讓香港「大陸化」或者強行轉變為所謂「一國一制」。香港社會亦需要以高度自信來踐行「一國兩制」，敞開胸襟展開與國家主體部分交流與合作。僵持於過去的成見，不能展望未來，香港則永遠無法前進。

第三，香港社會亦有必要逐步建立起民族自信、國家自信。經過漫長的殖民統治，香港社會對西方抱有微妙的仰慕情緒是可以理解的。回歸多年以來，由於香港並沒有進行徹底的「解殖」工作，本地華人菁英階層的某些人始終不能放棄以高等華人自居的態度，在西方和中國內地面前都無法以平等姿態、不卑不亢地處理彼此關係。

香港與北京若要在自信年代彼此建立起良好的工作關係，香港社會政治觀念的轉變是最基礎、亦是最重要的工作，應當及早著手進行。而香港的本地知識菁英、文化菁英和媒體菁英應以本著對香港未來負責的態度，在這一進程中放下成見、率先垂範，起到引領而非阻礙的作用。

核心問題

正如前述，「一國兩制」在香港的落實及香港政治走出困境，核心問題在於香港社會如何處理與中央權力的關係。未來，最有利於京港雙方的做法顯然是通過建立起彼此之間合作共贏、相互尊重、和睦共處的工作關係，來逐步恢復和重建中央權力與邊陲社會之間的政治信任，從而為「一國兩制」的存續和特區自治空間的擴展創造必要的政治條件和氣氛。

在這一方面要達至目標，特別需要處理好三組關係。其一，是香港社會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其二，是香港社會與特區政府的關係。其三，是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的關係。香港社會與中央政府的關係，主要涉及到香港社會是否能夠建立起中國國家認同及切實響應中央對於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關切。香港社會與特區政府的關係，主要關涉特區政府能否獲得香港社會的認可、能否與香港社會形成良性的互動，並通過與社會各層面的合作逐步改善管治質素。

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則關涉如何處理好「一國」原則下「兩制」關係的問題。特區政府作為代表香港社會的執政者，是否能夠具有政治意願及採取有效措施維護北京所關注的領土統一、國家安全、政權穩固和發展利益。同時，是否能夠把維護中央權力的核心利益與維護香港社會的根本利益（包括但不限於法定權利與自由、核心價值、生活方式、法治、資本主義制度及高度自治）統一起來，以智慧消解兩方面之間可能存在的張力和潛在矛盾。無論未來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如何改革，作為完全由港人組成的、行使高度自治權的地方政府，特區政府對於重建香港社會與中央權力之間的政治互信責無旁貸。特區政府尤其需要在建立中國國家認同、維護國家基本政治秩序和尊重北京在港主權及治權方面為香港社會做出表率。唯有如此，「一國兩制」才能開創出一片嶄新的天地。

在二十一世紀，香港作為特殊的金融中心和國際發達城市，希望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獲得更大自治空間、維護自身制度與生活方式的特殊性，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在新的形勢下踐行「一國兩制」的可行道路。但是，「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得以鞏固和擴展，先決條件必然是香港與北京之間的政治信任得以充分恢復與重構。未來要重建京港之間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的政治信任，以下五個方面的基礎政治條件恐怕是必須得到滿足的。

第一，香港主流社會承認並接受中國的主體政治秩序。在殖民地時期，香港華人社會對殖民地政權始終保持一定的疏離感，但從總體上講對於殖民地的政治秩序和管治結構是認可和接受的。為何回歸之後北京則始終無法在香港社會建立起管治權威？這恐怕一方面是由於歷史的因緣造成的「恐共」、「拒共」心理，使得香港社會並未完全接受中國的主體政治秩序，但另一方面也與殖民地政府和回歸後香港媒體多年以來對內地的「妖魔化」宣傳有莫大關係。實際上，承認和接受中國的主體政治秩序和北京對香港的主權權威，對於香港的自治空間，不但無損而且有益。因為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唯有「一國」這個指定動作做好了，「兩制」才有更大和更廣闊的自由發揮空間。在「一國」的問題沒有得到切實保障的情況下，北京和特區政府的注意力都會被牽制到這個最重要的問題上來，因而無益於解決香港所面臨的其他更加緊迫的「在地」議題，特別是民生議題。而判斷香港社會是否已經承認並接受中國主體的政治秩序，五項關鍵要素具有標誌性的意義：香港特區作為中國領土一部分的統一性是否穩固、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否得到擁戴、國家主體政治秩序是否得到維護、國家代表標誌物是否得到尊重，以及中央政府在港依法行使主權和治權的權威是否得到確立。這五個方面的情況對於衡量和分析香港社會對於國家主體政治秩序的接受度具有重要的標尺意義。

第二，香港主流華人社會建立起穩固的中國國家認同。對統一國家的政治認同是國家安全的基礎，也理應是香港社會順利完成回歸過程的必然成果。香港社會同中央政府信任關係的基礎和前提亦在於此，無此基礎和前提則信任不復存在。因此，在未來的香港政治中，任何希望香港政治走出困局的人士，都需要在國家認同的構建方面做促進者、而不是障礙物、甚至促退者。在香港已經不可逆轉地回歸中國版圖的情況下，建立對中國國家的政治認同對香港鞏固其國際地位和繼續發揮其經濟優勢都是必要條件。特別是，穩固的中國國家認同也是中央權力對於香港未來發展進行定位的基礎。試想，如果沒有鞏固的國家認同， 香港只會成為外資從中國經濟體上吸血的管道，如何能夠成為令中國信任的國家級金融中心？這也是北京迄今從未把香港定位為國家級金融中心的主要顧慮之一。要建立穩固的國家認同，就須要盡快、全面、有效地在全香港的中小學開展豐富多彩和形式多樣的國民身份認同教育，從源頭開始建立起香港未來一代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感與自豪感。無論政治派別或意識形態分野，一切對香港的前途命運負責的人士都應該積極支持和促進國民教育在香港特區的盡速展開。

第三，香港社會對國家安全承擔起政治和憲制責任。香港是位處中國大陸南部邊疆的特殊城市。香港獨特的歷史造就了今天香港極為複雜的社情、民情。若要同中央權力在未來重建高度的政治信任，香港社會就須要在維護國家主體的政權安全和國土安全方面積極承擔起政治和憲制責任。實際上，基本法已經授權給香港特區按照自己的法治傳統「量身訂做」國家安全的立法；未來這一立法過程將由香港特區自行主導、開展廣泛的公眾咨詢、受香港社會全方位監督，不應也不會允許損害香港市民言論、集會、結社、示威、遊行等既有的權利和自由的情況發生。只要香港社會真心實意願意承擔起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相信一定能夠在基本法二十三條的框架下尋找到國家利益與香港特殊性之間最佳的平衡點和達成政治共識，早日完成此項工作。當然，立法只是第一步。國家安全立法不應該僅僅成為象徵性的「紙老虎」，而需要特區行政、執法和司法部門嚴格依法辦事，對於破壞國家安全的行為予以懲處。只有在立法和執行兩方面都具有實質效力的國家安全機制，才能真正體現出香港社會維護國家基本政治秩序的決心，有效響應北京的核心利益和底線關切，這也是恢復和重建政治信任的必要條件。如果這一工作始終被香港社會延宕、而北京最終不得不決定自行採取相關措施的話，那麼不但無助於恢復信任，反而會對香港已有的自治空間造成大的損害。

第四，「逢中必反」的輿論環境得到根本性轉變。香港是享有高度信息和表達自由的地區。在回歸之前，由於香港社會習慣性對內地妖魔化的心理和殖民地政府長期的「拒共」宣傳，使得香港的輿論環境發生了極大的扭曲。可以毫不誇張的說，今天在全世界範圍內，若論「反中」、「反華」言論發表的密度和數量最高的地區，香港應「當之無愧」地居於前列。在這樣的輿論環境下，香港社會的大眾媒體以競相報導中國內地的陰暗面為己任，「逢中必反」，對中國內地的方方面面極盡「妖魔化」之能事。當然，對負面新聞的關注是大眾傳媒的天性；但是，如此集中地對自己的主權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進行「轟炸式」的醜化報導，這是世界罕見的。出於愛護香港的自由法治和獨特性的善意，1997年以來北京對此保持了極大克制。但這樣的輿論環境如果在未來長期不得到根本性的扭轉，不但中央與香港社會之間難以形成信任關係，而且對於「一國兩制」的影響將是災難性的。

第五，以「拒中」為標誌的社會心態有明顯改觀，暴力和激進化的「抗中」及「港獨」行為得到有效遏止。回歸以來，儘管中國的國家實力和國際地位不斷上升，世界各國（包括香港的前殖民者英國）都已經開始在新的層面上、以新的姿態同中國展開雙邊和多邊交往；但奇怪的是香港社會卻始終沈迷在其令人驕傲的過去無法自拔，始終拒絕認識到中國內地日新月異的發展和變化。因此，香港社會對內地的社會心態在今天仍然體現出濃厚的「冷戰」味道，以「反共」、「防共」為主旨。同時，香港社會一部分人不但沈迷在過往的優越感，還不斷尋找新的優越感。在此過程中，年輕一代耳聞目睹，對於內地的情緒也極為負面，並開始逐漸把「抗中」行動向暴力化和激進化的方向發展。日益激烈的「反中」情緒和「抗中」行動又被某些政治派別操弄和放大，被社會其他成員默許和姑息，甚至放任和縱容。這些情況都是根本上不利於中央和香港之間建立互信關係的。未來香港政治要走出困局，首先就需要特區政府正視「反中」思潮對香港的政治生態的巨大破壞力量、正視激進和暴力化的「抗中」行動對「一國兩制」下自治空間的摧毀性危害。如果香港社會的「拒中」的社會心態不能得到明顯改觀，暴力和激進的「抗中」甚至「港獨」行動不能得到徹底的遏止，北京將始終無法消除對香港社會的政治和安全顧慮，因而只能對「一國兩制」下的治理空間進行更為密切的監督和管束。如果那樣的話，香港的政治只能在困局中越陷越深。

總而言之，香港「一國兩制」的未來取決於香港社會本身。把希望寄託在內地政治現實和國家根本政治秩序的所謂「突變」之上，絕非對香港的前途和命運負責的態度。試圖把「一國兩制」這個充分體現政治自信、合作和信任的制度安排變作為「反中」、「抗共」的武器，更無異於緣木求魚。但正是這些不知所謂的政治理念，在過去的十數年間引導著香港政治的公共討論，並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大眾傳媒和青年學生。這是非常不幸的局面。

面向未來，要解開香港政治所面臨的困局，就必須認識到：「一國兩制」是一個高度交互式的制度安排。中央和香港社會之間的政治信任程度越高、香港主流社會的中國國家認同越穩固、特區對中央的底線關切和核心利益的維護越堅決、特區政府和社會對國家安全的保障越有效，特區所擁有的「高度自治」的高度也就越高、自治空間就越廣闊、來自中央的政治約束也就越寬松、特區政制民主化的道路也就會越通暢。香港回歸祖國十八年來的歷史已經完全印證了本書的這一核心論點；而未來幾十年間的香港政治，或亂或治，也必然會遵循這個邏輯向好或向壞的方向發展演變。「一國兩制」的未來，真真確確繫於香港社會的一念之間。

主權的能見度

未來香港政治要向前行，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之間要重建互信，另一個非常重要、不能回避的議題就是如何增強中央政府在港的主權與治權能見度的問題。中央在港主權與治權的能見度問題是香港回歸之後一直沒有得到充分認識和細緻考慮的一個重要議題，在未來必須要提到落實「一國兩制」的日程上來。

在一個多世紀的殖民統治下，港英殖民地政府作為英國政府的派出機構，在政治和行政上聽命於倫敦；雖然殖民地與倫敦之間時有政策上的分歧與爭論，但這種爭議與英國政府內部不同部門之間的爭鬥毫無二致，並非某些人士所宣稱的「殖民地政府」為香港謀取利益。實際上，在殖民地時期，香港的主要任務就是在政治、經濟和軍事成本最低的條件下為宗主國產出和貢獻盡量多的物質價值。倫敦與港督或者在施政路線上會有所分歧，但在執行和捍衛英帝國這一根本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殖民政府基本沒有在地性，也有意同其管治下的本地華人社會保持了相當程度的隔離。由於港英殖民政府本身就是英國所宣稱的「主權」和實際執掌的「治權」的代表和象徵，殖民地政府也是英國政府的直屬組成部分，倫敦英帝國政府並不需要在香港保持高能見度的存在。但即便如此，英國政府仍然通過對港督和駐港英軍司令的任免、英國政府高級官員的訪港、英國君主的到訪、英國國家標誌的展示和英國國家儀式的舉行等不同方式在香港社會的日常生活中不斷宣示其作為自我聲稱的「主權者」的存在。

回歸之後，香港的治理格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97年之後，香港已經不再由主權者直接派出政府來進行日常管治；相反，中國在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後，對於本地自治事務是通過一個由本地華人社會自行產生、主要由本地華人社會組成以及為香港社會服務的地方政府來實行間接治理。這樣，就將原來的單層式的權力結構變成了新的雙層結構。在新的雙層結構里，對香港進行管治的既有代表主權和中央治權的中央政府、又有負責代表本地社會處理特區行政、立法和司法事務的特區政府，中央政府還依照基本法對執掌日常管理工作的特區政府施政進行監督。在這樣的狀況下，特區政府有著很強的地方性、小區性和局限性，未必能完全代表中央政府在香港的存在和中央政府在香港的核心利益。中央權力在香港的能見度問題理當成為香港管治中的重要事項。

港英殖民地時期，北京在香港的工作曾面臨極為困難的處境，代表中央政治存在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的政治活動空間受到殖民地政府的重重限制，因此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對港工作在歷史上被迫採取了以隱蔽工作和秘密工作為主的作風；由於體制上的慣性，這一習慣也在香港回歸之後被保留和繼承下來，一時之間也難以得到及時調整。同時，在落實「一國兩制」的最初階段，中央政府對於自身在香港的能見度問題亦採取了極其克制的態度，這主要是為了保持香港特區在回歸之初政治運作上的連續性，避免因過分刺激香港社會而引起震蕩。因此，在回歸之初，即便是公開代表中央政府在港存在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後更名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也有意盡量避免在社會上進行頻繁的公開活動，力圖把政治舞台完全交給特區政府。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也保持在外交專業領域內處理涉港的外交問題、管理各國駐港領事機構和國際組織的駐港代表機構，鮮少對香港社會公開發言。作為中國主權直接象徵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更是採取政治上的絕對低調，實行全封閉管理，成為香港市民口中的「隱形部隊」，與殖民地時期駐港英軍的做派大相徑庭。中央政府做出這樣姿態的目的是為了照顧香港的歷史和現實狀況，釋放善意，保證回歸及過渡期之後香港社會的安寧。故而在回歸之初，中央政府在香港社會始終保持了較低的能見度。

在回歸初期中央政府在港採政治低調的作法是必要的，實踐證明也有利於新生的香港特區保持政治穩定，同時避免了香港社會因回歸而可能產生的恐慌情緒。然而，在當前新的形勢下，中央政府在香港的日常社會和政治生活中的「缺席」，對於「一國兩制」的落實恐怕也存在一些隱憂。

首先，北京在香港的存在能見度低、地位不明確，可能令中央在港的主權得不到彰顯，對於香港潛在的分離和顛覆勢力亦很難起到警示作用，雙方極易發生政治誤判。其次，北京在香港的低能見度亦可能導致中央在港的治權被有意無意地否定和忽視，高度自治下的香港有發展成為獨立或半獨立政治實體的隱憂 。但更主要的是，香港社會也「習慣成自然」，形成了對於「一國兩制」下自治空間的過大預期。再次，北京的低能見度，不但沒有令「一國兩制」運行順暢，反而使得中央政府所關注的核心利益和底線事項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得不到適切及有效的表達和維護。第四，北京的低能見度使得香港公共領域中「反中」情緒日漸加強，京港政治信任關係受到破壞，香港主流社會無法構建起國家政治認同。第五，中央政府的低能見度也使得特區政府在大量的政治工作上失去依止，亦缺乏來自北京的直接支持，特區政府在涉及內地與香港關係的問題上尤其舉步維艱、動輒得咎，施政十分困難。伴隨著今天香港政治和社會形勢的新變化，中央政府於回歸之初在香港保持低能見度的做法，對於香港的長治久安而言已越來越需要進行相應的調整。

在新的形勢下，中央政府在香港的能見度適宜有所提高。這一方面能夠起到政治「定心丸」的作用，由中央政府為「一國兩制」畫出清晰界線和訂立堅實的底線，糾正香港社會以「兩制」對抗「一國」的不正當觀念；另一方面能夠起到政治「保護閘」的作用，為中央在港的核心利益和底線關切提供切實有效的保障機制，從根本上消除北京在港的政治顧慮，使京港之間得以從頭開始、重建政治互信。

中央政府在港的政治能見度至少在不少方面存在進一步提高的空間。第一，中央駐港機構和國務院對港工作部門作為中央在港的主權與治權的執行機構，在代表中央行使權力和進行工作宜逐步改變歷史上過於強調低能見度的趨向，實現對港和治港工作的公開化、制度化和常態化。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是中央的駐港最高機關，亟需在政治上「脫敏」，積極面向香港社會，落實中央權力在香港的日常存在。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代表中央處理香港和涉港外交事務、管理駐港外交和領事機構，這既是國家外交主權的直接體現，也是特區管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外交部駐港公署在處理外交事務時，也適宜因應時代的需要，進一步提高能見度，使香港社會及時獲得關於特區對外事務的權威信息，並在突發事件、領事保護、應急救災等方面加強與香港社會的直接接觸和溝通，彰顯國家在香港的外交存在。同時，在香港舉行國家禮儀活動，及展示國家標誌（國旗、國歌、國徽、國家領導人肖像等），既是培養國家認同的重要方式，也是提高主權在香港能見度的重要途徑。

北京在港行使主權和治權，往往需要協調各方政治力量。在這一過程中，似宜摒棄「密室政治」、收風傳話、「中間人」政治等傳統做法，而更多地利用公共空間、公開活動和公眾媒介，直接、清晰地向香港社會傳遞中央政府的想法和聲音，贏得社會的支持。在過往的對港工作中，中央為了避免與港英政權發生直接衝突，往往習慣於通過不公開的活動和中間人的方式與香港社會各界（特別是反對派勢力）打交道、蒐集情況和傳遞信息。這種工作方式實踐證明在回歸前和回歸初期有利於香港的順利回歸和「一國兩制」的落實。但是在新的形勢下，中央政府作為國家對香港的主權與治權的行使者，應該盡速完成從隱蔽工作到公開履職的轉變。特別是通過香港本地中間人進行信息的蒐集和傳遞，尤其容易出現信息失真和誤判，也不利於及時、準確表達中央政府的政治態度和立場，應該予以轉變。總之，中央政府也應在觀念上改變把香港視為「敵佔區」的慣性思維，把中央在港的各方面協調工作正常化，這也有利於中央在港主權和治權的落實。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是中央在港主權的直接體現，也是香港特區防衛任務的直接執行者，其在治港中的政治作用理宜得到發揮。解放軍駐港部隊是1993年1月8日奉中央軍委命令組建，並於1997年6月30日午夜全面進駐香港、接管香港的防衛任務。駐港部隊是中國對香港的國防主權的直接體現，也是中國對港治權的行使者之一。根據駐軍法，香港駐軍防備和抵抗侵略，保衛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安全； 擔負防衛勤務； 管理軍事設施； 並承辦有關的涉外軍事事宜。 香港的防衛事務是特區管治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面，雖然駐港部隊不干預香港特區的地方事務，但駐軍法第六條亦規定，當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宣佈戰爭狀態或因香港發生特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者安全的動亂而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時，香港駐軍根據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的規定履行職責。因此，駐港部隊在遂行特區治安勤務方面亦擔負有法定角色。這些職責的履行，都屬於中央在港政治能見度範疇，也是對中央在港權力的落實，如何進一步發揮駐港部隊的政治作用，值得進一步思考。

香港的位置

在思考香港的未來時，人們往往會問：明天的香港在哪裡？這關涉到香港在國際和國內兩個舞台上的位置。對香港未來位置的判斷，也影響到香港政治的走向和香港社會在同北京互動過程中的政治議價能力，以及中央和香港的關係向何處發展的問題。

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里，香港取得的成就是驕人的。在一百多年的滄海桑田中，香港從一個海邊漁村發展為世界級的都市，並仍將在今後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保持這一領先地位，這毋庸置疑是香港未來位置的基礎。鬥轉星移，從孫中山到鄧小平，香港始終是中國仁人志士眼中內地需要學習的榜樣與楷模。但是，也應該承認，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由於種種主客觀原因，香港的經濟已經處於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境地。這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香港的經濟騰飛是在冷戰的大背景下發生的，是歷史的機緣巧合與香港人的精明能幹相結合的產物，是所謂「可一不可再」的經歷。因此，當東西方冷戰對抗結束、中國內地也同樣走向改革開放的快車道、全力融入世界市場時，香港曾經獨一無二、傲視東亞的競爭力就必然遭逢到挑戰。第二，隨著中國內地快速的發展進步，香港與中國內地在人才質素上的差距也在大幅度縮小，香港的人才優勢岌岌可危。如果把內地和香港不同世代的人才進行對比的話，可以顯然發現兩地人才在受教育程度、國際化視野和專業質素等諸方面的差距均隨時間推移在急速縮小，甚至逆轉。隨著八十年代中國留學政策的開放，整整一代中國年輕人中的菁英份子遠赴西方發達國家深造，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他們已經成為國家各行各業的中流砥柱。這些由十三億人口中選拔出來的優秀份子、經過改革開放時代大潮的洗禮，所煥發出的競爭力是驚人的。第三，隨著中國的全方位對外開放，香港擔負的中外之間的橋梁作用以及西方企業進入中國大陸的門戶角色也被不斷削弱。在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的直接交流快速發展起來後，香港擔負的兩岸之間中轉站的角色亦大為減弱。這都影響了香港作為國際航運和亞洲轉口貿易中心的地位。

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還是香港經濟自身所存在的深層結構問題。港英和回歸後的香港特區政府放任地產財團壟斷，造成世界罕見的房地產業獨大現象，形成了香港經濟十分畸形的發展結構，不但嚴重制約了香港的創新能力，而且也在社會上形成了炙熱「炒」風；賺快錢成為社會風尚，而實體產業則少人問津，最終形成產業的空心化和泡沫化。特別是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香港沒有能夠如同其他發達地區一樣完成向知識經濟的轉型，這也大大限制了其在未來的發展空間。同時，香港在二十一世紀以來始終沒有培育出新的經濟增長點。即便是港府聲稱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和珠江三角洲地區金融中心的建設，在內地和香港缺乏政治互信的情況下，也進展緩慢。實際上，隨著香港政治形勢的惡化和「反中」情緒的升溫，北京在「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已經逐步採取多通道、全區位的戰略，注重分散風險，而並不僅僅把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工作限制在香港這個單一通道和舞台上。總體來講，香港在國家經濟版圖中的地位在今天已然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香港在中國版圖中經濟地位的變化，自然也反映在北京治港的主要關注因素上。在香港回歸祖國前，對於英國殖民者來講，香港是王室皇冠上的珍珠，因此香港是否能夠在政治、軍事成本最小的情況下為英國政府貢獻足夠的經濟價值始終是倫敦和港英政府處理香港管治問題的基本考慮。實際上在「六七暴動」期間，港英政府曾經反復考慮並同倫敦商討在局勢惡化時即行撤離香港殖民地的問題，並為此制定了絕密的方案。但就中國政府對香港的管治方面，經濟上的考慮是次要的──因為香港並不向北京納稅，也不供養駐港部隊，香港對於中國內地在經濟上的意義主要在於其因為自由和法治而受到保障的經濟體制、而非甚麼具體的物質利益。 在經濟問題上， 所謂香港「被規劃」的說法似乎有點誇大其詞。就利益而言，北京既沒有摧毀香港自由、法治或者經濟優勢的目的與動力、也沒有這樣做的必要；相反，北京之所以制定和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正是為了最大限度的保存香港的自由、法治及經濟優勢，因為只有這樣的香港才對中國的改革與發展大局具有作用。

因而，1997年後，北京對於香港管治的底線基本是政治上的，即：回歸後的香港只要能夠保證不成為反華、反共的基地，北京並沒有太多政治意願對其施加不必要的影響和干預──畢竟兩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聯繫已經足夠密切，如果國家安全和政權安全的顧慮得以消解、京港之間的政治互信能夠重建，北京領導層想來也不願在香港問題上被分散和牽扯過多精力。當然，在北京看來，也只有能夠保障國家安全和政權安全的香港才能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整體進程起到積極作用。這個政治底線是高於其他任何經濟和利益考慮的。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北京所秉持的這一政治底線大略可以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香港不能以任何形式叛離中國國土。這亦意味著任何實質性的分離主義行動將觸碰中國的政治底線。第二，香港不能成為反對中國共產黨和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地。北京重視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的前提就是後者所享有信息自由，因此北京支持香港特區具有受法律保護的言論、表達、新聞和出版自由。但北京的界限顯然是香港不能在基本法所賦予的各項自由權利下成為顛覆組織的基地、聯絡站甚至是前進指揮部。第三，香港不能成為內外反共和反華勢力勾連的避風港，不能成為西方對華發動「顏色革命」的橋頭堡。只要北京足以信任香港社會不會觸碰這三條紅線、並且香港社會亦有相應政治和法律手段對此做出保證，北京所能夠給予香港的自治和民主化空間，甚至會大大高過今天香港人自己最好的想象。香港社會和政治人物如果對這一點沒有清楚的認知，就很容易誤判形勢，犯下不可輓回的錯誤，鑄成大禍。

認受性建設

2014年發生的「佔領運動」，如果僅僅從現實政治角度來講，是一個徹底的失敗；運動之後，香港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