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文化學者 漢心

政治文化就其發生學而言，都是為確保族群優先與光榮的知識系統，沒有人會逆向選擇對自身不利的觀念形態，更不會主動放棄或貶低自己的文明屬性而被他者所定義。因此，即便是全球化資本交錯佈局，力圖拆解國家自衛屏障，迫使「獨立自主」難以為繼的當下，真正有所作為的政治策論也應返求諸己、自力更生，與中國的人情世態相結合方能激活民意，重塑社會信心。就實質而言，國家能力及其政治得失，並非輿論場清談的民主或專制孰優孰劣，也不是凌空蹈虛搞出的學理秘笈，而是實打實武備、財政和金融打包支配的權力遊戲。所謂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國運盛衰因緣種種，但實情多半不是所謂文明替代愚頑，民主優於專制，相反，其過濾機制仍是弱肉強食；源出幾何力學中的不均勢引發的鬥智鬥勇、分化組合，並經由利弊權衡，預估投入產出確立的世界規則和勢力範圍。

國家政體選擇的歷史和經驗啓示，政治一向就少有現成的預案和主義，也不循固定的方程和函數解碼，這裡沒有恆久正確的通用邏輯，也少有空洞的普世救濟和文明典範，而是倚重實力破局，講求審時度勢後而活學活用，或因勢利導、隨機應變的「藝術」的把握。因此，無論是基於保守的策略調整，或是觸及體制內核的革故鼎新，都必須因地制宜，講求可行和有效，理論故然可以高蹈遠慮、洋為中用，也可以追趕時尚弄一堆不著邊際的現代概念和定義，但舉凡政治事業則須切合國情、照應周全，立足黎民生計方能重塑國家道德從而取信於民。否則，坐而論道或清議「個人主權」縱然炫目好看，卻不能切中時弊，對症解決實際問題。

以中國體量之大，歷史之長，其內生政教倫理一向就主張民胞物與、修文德以服遠人，故價值論上除講求義利均衡，士、農、工、商各就其位之外，文化取向更是一脈相承，舉凡為人處世皆著意苟利國家，以經略天下為己任的「理想主義」。蓋因如此，現代語境中的任何文明自證光榮，選擇性「過濾歷史」以彰顯國家政治正確不僅是應有之義，共同體成員的身份回歸，榮譽感和信心評價，以及輿論聲勢和社會預期向好等，對國家能力和政治發展都具有不可或缺的價值和意義。畢竟，就人對社會關係的體認而言，誰都喜歡隱惡揚善、不甘墮落，更不
會自辱「家國道路不正或名份」下流，這是古今通例，個人如此，國家與社會文明的塑型也情同此理。

一般說來，政治文化作為一種觀念形態，其精神氣質必然受制於相應的社會結構和生發條件，故總會葆有某種不能移植的文化基因和地方知識。或許，基於特定國家績效評估，如經世致用的器物優勢、技術能力，以及對應於國計民生的競爭策略等，確實有效用和數量上的指標等級，但因應歷史累積的人文性情、社會心理和生活意味等，屬於觀念形態和感受層面的「境界」，則只有形態差別而不存在先進與落後。然而，吊詭的是，自「政治利已主義」作為慣例被植入民族國家精神以降，圍繞各自奉行的「經典」所做的關於真理的詮釋，就成為社群分化，國家能力競爭和所謂「文明衝突論」信守的意識形態。這不僅意味著政治本應有的公義屬性可能被國家利益所取代，也標誌著世界性「自我中心主義」名正言順的確立。自此，文攻武衛、恃強凌弱，征服世界進而改造世界不僅享有「國際道德」豁免權，還因其標榜「普世」而成為個人主義爭強好勝，進而促使社會離心離德的精神濫觴。

正是為了確保這一論斷的政治正確，針對社會、自然乃至文明差異性的干涉和歸化處理，便成為現代秩序建構和「世界主義」者不證自明的真理。於是伴隨全球化展開的自由貿易, 貨幣戰爭和新技術推廣,不勞而獲的資本套現與各種風頭主義攪局，以及政治上黨同伐異，社群分化和陶然於私性的消費娛樂等，眉目繁多而且不乏直抵個人的「舒服感」, 但無論其如何命名，或進行合理化辯解，其本質上都是基於國家利益和資本優先的「營銷」和權宜之策，只不過隱去真實意圖，置換成不見硝煙的文明解構而顯得「溫情脈脈」而已。表面看，這個世界風和日麗、水波不興，徬佛已經世界大同而接近「歷史終結」，實則基於資源短缺與慾望無限而派發的國家關係，仍不出爭名逐利、暗流湧動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殊知，這種不見刀兵而且無理由、無禁忌，甚麼都被允許的「軟實力」歸化，不僅不易引起警覺乃至對抗,還讓不少人憧憬熱愛、痴心不已，以為這就是文明救濟和政治超脫，從而將不負責任和媚俗鄉愿，理解為人生幸福並名之曰個性和自由主義。

其結果是，有人以為社會進步就是訴諸政治攻訐，利益對抗和爭取官方執照在街頭聚眾抗議，或同意私權優先，允許「公民不服從」進而讓「市場決定」所有社會關係，左右國家議題，以確保人人有機會翻身作主、輪流坐莊。據此，所謂公民權利和素質論，制度主義、信仰文化與國民性落後等，舉凡近世以來國運不昌、人民困厄，歷經外誘內導、反復演說，似乎都全然指向中國「政治不正確」，從而先入為主，讓種種不堪與中國身份和歷史扯上關係。於是，上至學者官員，下至市井百姓，無論是「經國大業」或日常頓挫，皆順勢作文化聲討和政治歸因，或拿國人「不文明、不爭氣」說事。當然，這其中或許不乏愛之深而恨之切者出於國家民族精神「檢疫」的反思與內省，但多數熱衷此論者不過是些不明究理、人云亦云，看似卓爾不群，但私下裡則更像是抵償人生「無聊」的憤世嫉俗，雖言辭冠冕堂皇，骨子裡卻少不了嫌貧愛富、吃里扒外的冷嘲和市儈。

對事實的全息研判是社會德性養成的基礎，就組織形態和方法論而言，專制與民主都只能是，也只能是少數人「在場」的權力遊戲，無非是選擇的方向和路徑不同而己，兩者都不必然產生基於普世的良政善行，也無助於實現平等自由的「好社會」理想。如果單從規模效應看，前者不過是局限於內部少數人的心智角力或私相授受，講求的是承前啓後和社會權力「責任無限」；後者則傾向於內政外求，鼓動多數議決，但實質則仍是內行面對外行「無明大眾」的「旋轉門」。所以，無論專制與民主，倘是基於個人或派系立場而置公道人心於不顧, 則無論是由上而下的「頂層設計」；或是自下而上的程序表決，多數人的動機也很難轉化為建設性政治倫理和道義擔綱。故此，就算是有了開明的辯論, 公眾也只是利己的政治打劫和機會主義的避重就輕,由此衍生的社會紛爭儘管熱鬧，但其出發點仍是假借「民意」搏取聲名，或預設議題結黨營私的江湖亂。

尤其在中國，倘沒有超越個人利害的道德力量，則其所倡導的政治文化無論如何開明理性，或與「世界接軌」，都很難獲得廣泛的社會支持。殊知，批判人民代替不了人民的批判，一旦觸及政治課題就得實事求是，就得人多勢眾並賦予廣大人民參與創造歷史，建設未來的主人翁精神，而不是誣其為萆根「逆襲」或所謂民粹犯上。否則，僅靠不見煙火的「思想力量」鼓動而缺乏事理依據，則非但改變不了不合理的政治格局，還會讓當事者人生受損，空耗心力而無所作為。一般說來，制度主義「學者皆溺於所見」（商鞅語），都有明顯的「機械論」傾向，故容易將社會理解為祛魅的世界，定義為沒有道德願景，沒有性情和意志的理性主體，從而忽視思想反哺人民、武裝人民，以及「為政以德」應有的高尚和神聖感。

所以，總結國家政治風險的真實密碼，要義並不僅僅局限於解決「經濟人理性」的權利需求，行於資源的有限與人欲的無限擴展之間，其內驅力除了隨形就勢，永無止境的「貨幣化」財經政策之外，還應將個人修身正性，內聖外王與現代社會“三觀」融會貫通。尤其中國政治, 舉凡一切社會難題皆與之息息相關，故國家「責任無限」的有效性，一向就不僅僅是數字化的變量分析，也不拘一時一事作孤立認證，而是針對人性反復無常的心智功課。由於中國主流不支持推倒重來, 文化道統也不接受分權而治, 故惟在現有規則中相機行事、借勢發力,並對紛繁處境中的人事佈局做到心領神會,才能有所作為而後進行制度創新。眾所周知，中國社會一向講求相互照顧、彼此提攜, 強調從內部消蝕人際差別,以達成共同體「苟富貴、勿相忘」，強調的是親親護持而不在意階級立場和派系對壘。總之,是既沒有形而上學的組織分類,也無所謂主義信條,更多則是推己及人、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團和氣。

依政治發展的次第而言, 中國恰恰不是文明高度不夠而是早熟，是國人大都堅信人心向善、有教無類，故歷來看重德性雙修和文野之別，文化學上更是偏向倫理人情而不習慣「市場交易」。因此可以說，中國政治葆有穩定性的根源就在於歷來都講選賢與能、公而忘私的治平理想,這種基於德能優劣比較而形成的評價於中國人而言,不僅是匯聚人心從而在政治上有為的前提,也是一種人生意義取向和融入「正派社會」的身份安置。也正是源於此,個人和組織都不在乎流行的觀念和政治立場，而更懼怕被羅織道德和品行上的壞名聲。因此以民為本、洋為中用不僅是中國政治哲學的精神內核，也是將來的不二選項，故無論怎麼扮國際形象弄和平主義姿態，在中國搞政治文化出小資風頭、嘩眾取寵，都只能是一群養尊處優，不接民氣的「精緻利己主義者「（錢理群語），他們不僅很難成為政治的支配性力量，反倒像是一些只想不勞而獲、混水摸魚的食利者。

儘管開放的政治可以容忍批判, 認可「論資分利」並給人以權位下移，或有可能重新分配的幻覺,在展開多數人意見的同時產生很自由，隨意標新立異而且不被追究的放鬆感, 也可以一人一論聲討甚至鼓動社會自私自利，不行正道，尋一些義氣相投者枉顧社會實際，與國家民族利益背道而馳,但現代政治文化沿襲的仍是傳統的老路,即明確而有效的社會救濟和群眾的積極擁護。 因此，儘管「人民忠誠原則」屢遭一班玩世者誣為「民粹主義」而備受非難,但數千年累積的政教倫理不僅已成牢固的國情民意，也是當今世界範圍（只要國家尚存）個人生計和「名節」安置的最優選項。因此，欲行政治之事業，就得用心參驗人心之好惡，其素質也好，體制亦然，國人還是那些人，事還是那些事，正所謂以人弘道而非道弘人。是故，舉凡講政治就得順天應人走群眾路線，正其義不謀其利並勵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