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據央視網，2023年12月19日，中國法學家、法學教育家、中國政法大學原校長、終身教授江平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94歲。

江平被譽為法學界的「良心」、中國政法大學「永遠的校長」。

2022年12月23日，《財經》商業治理研究院成立，江平先生擔任名譽院長。彼時，年過九旬的著名法學家江平先生向研究院的成立發來賀詞。江平先生在致辭中指出，商業行為離不開法治和倫理的治理和規範。在新形勢下，要高舉法治大旗，徹底實現市場主體的平等，提倡包容審慎的精神，尊重和切實保護好包括產權在內的私權利，要敢於面對新事物、新業態，立法、司法和執法要溫和、要冷靜、要理智。

為紀念江平先生，特摘選《山河判斷筆尖頭》中的相關內容。《山河判斷筆尖頭》是2009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的圖書，作者是陳潔。

我坐下來的第一件事，是偷偷觀察江平的腿。他很安然地坐著，怎麼也看不出只有一條腿。他曾騎單車去全國人大開會，門衛無論如何也看不出這個胖老頭是全國人大常委，愣不讓進。我的「看不出」和門衛的「看不出」，或許不全是因為眼拙？

江平應該是一個非常有榮譽感的人。客廳的鋼琴上擺著一些小飾物，細看才見上面都有字，一個獲甚麼稱號的小金杯，還有他70、75壽辰的禮物：一個水晶小座，一個燒了他照片的瓷盤，幾張照片，東西都不貴，但有敬愛在其中。小物什森森立著，樣樣都驕傲挺拔，皆因是「江平的獎品」。江平對坐著滿架人生的獎品，細說他一生的三起兩落，每每發出渾厚而富於磁性的笑。

房子的裝修風格是西式的，主人的做派也西化：他讓我自己倒水喝，接電話前先道歉，對稿子的要求是「你認為沒侵犯我的名譽權就行」。但採訪結束時，他不無艱難地起身，到臥室換了衣服出來，只為配合照張相。在我採訪過的人當中，只有最老派的先生，才有這般謹嚴的禮儀風範。

中國政法大學有教授私下裡不客氣地評價說，江平的歷史價值大於事實價值。我把這話告訴江平，他哈哈大笑，連連稱「說得對」，又說，歷史價值就很好了。他在法律出版社的演講集，就叫《我所能做的是吶嘁》。他的自傳，正在「慢慢寫」的過程中，他說，其實沒甚麼說的，說來說去就幾句話：中國的民主和法治進程不可逆轉，他能喊就喊幾嗓子，加快這進程，別的事，他也乾不了。

01

一起一落，去國懷憂

我在大連出生，北京長大，寧波只是老家。過去講家庭出身和成分，我填「高級職員」。因為父親是銀行的職員，在東北的時候相當於中國銀行會計室主任甚麼的。

1937年，全家到了北京，我在英國教會學校崇德中學讀書。當時北京有八所基督教教會學校，都屬于思想比較自由的，而且和燕京大學關係密切，可以保送。所以中學畢業後我就讀了燕京大學，學的是新聞，我想當記者，跟你一樣採訪提問（笑）。

燕京大學有很多學生社團，政治、文藝、學術、社會性的都有，社會性社團就是現在的志願者，做義工和社會服務工作。我甚麼社團都參加，還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算黨的一個外圍組織。也搞文藝演出。

實際上大學沒讀半年就解放了。學校也不上課了，我們忙著做宣傳工作，所以我算1949年3月參加工作的。當時對共產主義、共產黨的主張倒談不上很瞭解，但是從國民黨的腐敗來看，我們相當多的同學還是傾向於共產黨的。

最初我報名參加第四野戰軍南下工作團，手續都辦好了，連行李都打好了，臨出發前一天晚上，一個命令下來，把我留下來搞團市委的工作。北京當時組織青訓班，成立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北平市籌備委員會，我在團市委管過文工團，還有段時間在軍體部搞體育工作。

人生的第一個轉機，是1951年，解放後國家第一次派人出國學習。當時根本沒有自費留學一說，都是公派，去的人很少。華北局來選派人，整個北京就一個名額，挑中了我。我是「革命青年知識分子」，現在又是黨的幹部，在崇德學過英文，也讀過大學，算有文化的，各方麵條件都符合。很難得有這麼個機會，也是非常光榮的事。

去的時候就確定學法律，我自己對法律是一無所知。原來對新聞有感情，後來在團里搞體育，也想過如果學體育多好啊。但是這麼想是不對的，一切都要服從組織分配和安排，國家派你學甚麼就學甚麼。

我們一共才幾個人，先去了喀山大學。喀山大學還是很有名的，列寧曾在那裡讀書，我們上課的教室里就保留了一個座位，上面刻著「列寧曾經坐過的座位」。高爾基也在那裡待過很長時間。

但我們更嚮往莫斯科，兩年後就轉到莫斯科大學了。莫斯科當然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現代化，生活條件跟我們比好得太多了。我們都很興奮，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未來就應該是這個樣子的！其實現在想起來也不怎麼樣，非常一般。畢竟蘇聯當時戰後沒多久，到處都有戰後的痕跡。我們的好些老師都是斷胳膊斷腿的，因為副教授以下都要上戰場打仗。不過當時覺得他們真發達，真先進。

那段時間應該是很幸福的，我還認識了一個女同學，比我低一屆的，年輕嘛，感情還是好的，只是在蘇聯不能結婚，後來回國結的婚。

蘇聯的大學要讀五年，我們加上還要先學一年俄語，一共六年，應該是1957年畢業。可我好強，原來就有英語的基礎，在國內又學了點俄語，所以在蘇聯只學了半年語言就上學了。頭半年的四門課，我後來陸續都補上了。就這樣，1956年，我比所有的同學都提前一年畢業，提前一年回來，就這樣緊趕慢趕，趕上了評為右派。

這件事對我一輩子的影響太大了。不過，嘿，歷史是不能假設，任何人和國家的命運都是如此，如果我沒提前回來會怎麼樣？當然不是右派，不會斷條腿，但也許「文革」又被衝擊了。假設西安事變沒發生，中國會怎麼樣？誰知道？誰都不能假設。歷史就是各種不同的因果形成的鎖鏈。

我回來就到了北京政法學院，一輩子就在那兒了。我在國外五年，中間不能回國，《人民日報》要半個月後才到，還不能全看到，所以對國內的政治運動完全不瞭解，一點準備也沒有，也沒有任何運動的訓練。回來時正在大搞幫助黨整風，鼓勵大家向黨提意見，尤其我是從蘇聯回來的，更應該積極。領導當然是動員我，我也覺得自己應該配合，表現積極進步，就寫了一個大字報，提了五個內容，大概是成立整風促進委員會、中層幹部要揭發、工會要自下而上搞選舉之類的，五點。大字報貼出來，開始學校還認為寫得很好，後來就看作是向黨進攻。1957年定了我的右派。冤不冤不好說，又不光我一個人，全國有五十多萬呢，多少人沒活到摘帽的一天，多少人活到後來摘不摘帽都沒意義了。我不算慘的。

右派分六類，一二三類是極右，在校外勞動，四五六類在校內勞動，我是第五類，降一級，處理還算輕的。說起來，學校對我真的是比較從寬。划右派時還專門開會討論，說我這樣的青年怎麼會成為右派。因為我在歷史上跟共產黨沒有任何仇恨，還是革命青年，是黨派出國學習的，怎麼也反動？最後討論的結果是，我受了美國等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影響。就這麼定的性。

我一划右派，很快就離婚了。兩人的感情當然很好啦，完全是因為政治原因。就在那一年，我被派到北京郊區參加勞動，抬鋼管過鐵路，不知道怎麼就是沒聽到聲音，結果被火車撞了，整個人被卷到火車底下。出事那地兒離門頭溝還有兩個鐘頭，馬上拉到最近的門頭溝醫院，也來不及，就這樣一條腿沒了。很不錯了，一條命是撿回來了。

那一年我27歲，從參加工作以來一直很順利，黨派去蘇聯學習，突然一下，政治上划成敵人，離了婚，腿又斷了。都在一年中發生的。感覺整個世界全變了，人生也變了。刺激非常大。

1959年我就摘帽了，但即使摘了帽，仍然不能重用，摘帽右派要低人一等。而且人生的巨變已經形成，無可更改了。斷了腿後1963年我就開始教書，教俄語。

接著就到了「文革」。長期以來，雖然這樣那樣的運動不斷，但我一直還是相信國家能變好，還是有希望的，但到了「文革」，是真的比較失望了，當時已經到了中國政治上極左的地步，看不到未來。

「文革」期間主要不是鬥我們，我只是陪著鬥，輕輕挨幾下打是正常的，坐飛機也坐過，但是死老虎嘛，沒甚麼鬥的價值。然後就下放到安徽的「五七乾校」勞動。北京政法學院「文革」一開始1966年就不招生了，鬧了幾年，1972年，學校正式宣佈解散，我們就地分配。可是當地不歡迎我們，要我們自己找落腳的地方，我就回北京，找到了延慶一所中學教書。這樣一直到了1978年。

我第二次組織家庭，是別人介紹的，在1967年。她老爸也是划右派的，算同病相憐。我到延慶時，孩子已經六歲，我帶著他在延慶上學。她另外還有一個孩子，還有別的事。就這樣過了六年半。

在延慶那一段其實還是很愉快的。生活當然很差，但精神愉快，沒有甚麼壓力。下面沒有太多政治歧視，更認可你的為人，你的水平。「文革」以前我教書，只能教俄語，不讓教馬列課程。可在延慶，學校讓我教政治課，周總理逝世，我還能在全校作報告，這算是政治上的榮譽了。

02

二起二落，憂讒畏譏

我人生的低谷，從1956年划右派算起，整整二十二年。能挺過來，無非就是兩個東西在支撐著：從大的方面說，我們國家確實多災多難，我覺得自己還是應該為國家做一點甚麼，讓它好起來。從個人來說，自強不息，不能成為弱者。

我當時最喜歡的一句話，刻在桌上的座右銘，是「困難只對於怯懦者存在」。無論如何，我要做生活中的強者，不能讓人恥笑，即使因為划右派、斷腿受歧視，在業務上人家總還是認可的，認為我有學問、有能力。我從小喜歡古詩詞，在最困難的時候，寫些舊體詩，其中有「千語萬言滿胸臆，欲訴欲泣無從。長吁三聲問天公：為何射日手，不許彎大弓」這樣的句子，現在看當然有些太狂妄了。但那時候，我自認為還是有能力，但是一點都用不上，我就是這樣激勵自己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精神苦悶的時候，我就想想卷到火車底下的那一幕，我這條命就是撿來的，賺了！連這事都經過了，人生還有甚麼可怕的？還有甚麼過不去的？人各種磨難都經過了之後，就不感覺痛苦了。我自己認為對待這件事還是樂觀的。裝上假肢，就要跟正常人一樣。

1978年下半年，北京政法決定復校，我就回來了。「文革」這一段，所有人都荒蕪了。一旦改革開放，急需法律人才，我就算有用武之地了，因為一上來就能講《羅馬法》和《西方國家民商法》兩門課。終究過去還是正規科班出身，又有英語和俄語兩門外語的優勢。終於能夠發揮自己的才能和智慧，我很高興。

也許是一個不重要的細節，這麼幾十年，我從蘇聯帶回國的法律專業書一直都保存著，也沒怎麼想，那時候也不可能有甚麼想法，根本不敢想象國家還有甚麼法治，只覺得這些書還有資料價值，捨不得丟，偷著還看看，現在都派上用場了。

1983年，院裡組織新的領導班子，我當了副院長。1984年，學校改成中國政法大學，我是副校長，以後是校長，就這樣。我還是七屆全國人大代表、人大常委會委員、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這一段時間，我最興奮的一件事，是「依法治國」真正寫進了憲法。對我們搞法律的人來說，靠法律能混碗飯吃還在其次，真正能實現依法治國才是最重要的。共產黨敢於把「依法治國」四個字寫進憲法，標明自己的言行活動也要在法律的範圍內，這個了不得，是進了一大步。這樣寫了，人們就可以以這個作為檢驗的標準，也是我們說話的理由。

我一直有這樣的觀念：中國社會必須前進，所謂前進、發展，其實不過就是兩條，一個是國家富強，一個是民主自由，經濟要發展，政治要進步。另外，中國不能大亂，我們從民國建立到軍閥混戰，蔣介石國民革命軍剛剛穩定，日本人又打進來了。始終不穩定。中國如果無人來管理，亂起來就不知道要倒退多少年。理智地考慮應該是這樣的。這幾點是我堅持的。

1989年，你說我主動辭職也好，被免職也好。我從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崗位上下來了，做個普通教授，一直到現在。當天我帶團在國外。美國教授都勸我先別回來，看看再說，但我自己主動回國來。這大概也是我罪過不太大的原因，我率團回來了。已經事後了，學校黨委擴大會議上，書記說完要校長說話，我就說了三句。當時我想明白了，大不了這個校長不當了，不相信會把我抓起來，我還是教授，還是人大常委會委員呢。我知道後果。但自己的政治態度要明確，見解要表達，否則沒法跟自己、跟歷史交代。這個跟1957年反右不同。57年我思想上沒有太大的對抗，因為還沒有完全獨立的政治見解，更多的還是確實覺得自己做得不對。

這之後我的態度一度比較對立。後來到小平同志南巡講話，要繼續堅持改革開放，我的態度才緩和下來。堅持改革開放是對的。

撥亂反正後，我的兩個大的思想變化，這是一個，依法治國寫進憲法是另一個。

03

三起不落，寵辱不驚

你說到新一代身份證問題，正面是「公民」，背面是「居民」身份證，這當然是個問題。身份證要表明的甚麼，這一點不明確。「公民」是憲法的概念，身份證本來就應該是「居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身份證？這個牽涉到一個複雜的背景。過去講偉大的光榮的公民，判刑的人就不算公民，是剝奪了公民權的，但判刑不能剝奪居民的身份，從這一點來說，身份證明還應該是從居民來說更合適。

公民教育是另一個問題。中國的老百姓從臣民、到國民、到人民、到公民，是一個逐漸法制化的過程，現在有些人提倡公民教育是很好的。

至於物權法……它保護私有財產。私人財產這個概念的範圍很寬泛，個人儲蓄、生活資料、個人房產、民營企業家的企業、農民的土地都算，承包經營權歸農民了。

制定物權法的意義當然很大啦，民主推進很重要的一個東西就是私權。民主、自由、人權這三個東西是密不可分的。財產權是人權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人權不僅是政治權，還有經濟權。如果一個人的財產都得不到保障，隨時都會被剝奪的話，就失去了在社會上立足、存在的基礎。我們長期以來，私有財產任何時候都可以隨便被剝奪。

我喜歡說私法精神。原來我說「羅馬法在中國的復興」，後來修改為「羅馬法精神在中國的復興」。所謂羅馬法的精神，其實就是私法的精神。羅馬的私法是最發達的。所以後來羅馬法的影響下，有了大陸法國家，民法典，德國民法典，就是這個道理。

所謂私法，就是民法，就是每個人的地位平等，對於自己個人的私事（家庭、婚姻、經濟生活）能自治，完全由自己來決定，國家根本不干預，或者是最小限度干預、盡可能少地干預。新中國建立以來，國家無孔不入地干預：個人生活、住房、結婚離婚生孩子，都要領導批准，一段時間吃飯都要國家管，必須吃大食堂。而要建立民主社會，就要給予私法自治。對，就是你說的消極自由。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提倡羅馬法精神的復興。提倡市場經濟就是減少國家干預。中國現在的市場經濟相對來說國家還是管得太多。我們要處理好「國家」這只手和「市場」這只手的關係，就是經濟領域的自由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的關係。市場這只手失靈了，國家這只手要干預，這就是凱恩斯主義。但在中國，市場這只手還是比較軟。

我常說，中國現在的法治建設是進兩步退一步。比起反右、「文革」那個時期來說，中國民主和法制終究還是前進的，但這個進程很曲折。這個領導人出現可能快點，那個領導人時又慢一點，那個事情上表現有促進，這個事情出來了可能又倒退一點。這說明中國還沒有實現真正的法治，真正的法治不應該是這個樣子，從這一點說，又覺得中國民主法治的進程還是慢的，應該可以再快一點。我們只能寄希望於共產黨自己能吸取教訓，內部更開明，更清廉些。

民主最好在於監督。我們現在老說完善監督機制，最好的監督機制就是新聞自由和輿論監督，就是你們現在做的工作（笑），你們有甚麼就能說，領導不能壓下去。言論自由是根本的問題。

我說過，我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法學家，我是很多著名大學的名譽博士和客座教授，有很多社會兼職，但我沒正經讀過多少法學名著，也沒寫過正經像樣的專著，這裡當然有歷史的原因。

準確地說，我是個法學教育者，我更多的還是講課，演講，普及法律知識。你說到我的社交活動太多，這是事實，但這不是沒有原因的，我是大學教授，但並不想限於自己的舞台。我也不是你說的啓蒙思想者，不要這麼說，但我想起這個作用，盡可能作法學的宣傳，中國跟西方國家不同，在西方，法制知識已經普及人心，大家都有法律理念這麼一個準繩，我國不同，在人們心中確立法制的理念很重要。比如制定物權法，就是對法律物權的一次大普及。

個人簡介：江平，1930年12月生，浙江寧波人。教授、博士生導師。畢業於燕京大學新聞系，莫斯科大學法律系。1983年-1990年歷任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校長；曾擔任七屆人大常委、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1988年-1992年任中國法學會副會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待遇。2001年10月12日，被授予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