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公平角度讲，不该让上亿的人口把青春献给城市，把养老负担甩给农村。”这是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一次记者会上的话。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到了退休的年龄，新生代80、90后农民工也逐渐进入了城市，农民工养老问题已越来越凸显。社保能否覆盖每名农民工？大病医保能否解决农民工看不起病？新生代农民工能否融入城市，获得户籍？面对下个十年，这是我们的第四问。

王善云20年来一直打散工，唯一的养老保障就是自己存的2万元。“干不动了，我就回到老家农村去继续种地养老。”这是今年60岁的农民工王善云对如何养老这个问题的回答。老王是重庆开县人，来深圳超过20年。来深圳时，他什么苦力活都干；但最近几年，挥几下铁锤就已经气喘吁吁，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了。老王也在老家买了养老保险，每个月能从中领到80元——在如今物价飞涨的时代，80元只够买几斤肉。老伴走得早，老王只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在打工，工资只够各自生活，并没有多余的钱给老王。
同样在深圳打拼十几年的建筑工李兴祥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什么样的脏活、累活、危险活都干，一个电话随叫随到。他农村老家有老人，老婆在家照料老人和两个孩子，全靠他一个人在外打工赚钱。谈到养老，李新强说：“当下能生活就不错了，以后的事情以后再打算。”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
改革开放之初，数千万像王善喜一样怀揣着梦想的农民工涌进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如今他们已经老去，但城市并不愿意完全接纳他们。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日前发布的《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主要数据报告》中显示，社会养老保障的覆盖率，城镇达到84.7%，每人月均退休金1527元；农村达到34.6%，每人月均养老金74元。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老一代农民工中超过50岁的，全国有3600万人，他们大多已退出市场但无处容身，过快的城市化进程让其中一部人失去了土地，劳累留下的一身伤病让他们没法从事体力劳动。
和新生代农民工不同，老年农民工生活相对闭塞，获取信息渠道单一，维权意识和能力也很差。受历史条件所限，他们工资收入很低，基本上没有任何福利保障。歌曲《春天里》有一句歌词是，“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那些走出农村在城里打拼了大半辈子的老人，他们的养老尚无法由国家托底。“家庭养老”和“养儿防老”依然是最基本和可靠的出路，他们的遭遇是国家责任的缺失。

2009年的“开胸验肺”事件，让张海超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尘肺病患者。他的职业病诊断及赔偿得以“特事特办”，领到了61.5万元。那一年，28岁的张海超梦想新的生活。但生活却不断告诉他：他已进入晚年。3年来，他奔走全国，鼓呼职业病防护，获得了很多赞誉。然而，在自家破旧的小院内，这个男人却发现自己的路越走越窄，就连3年前政府“特事特办”批准的低保，也被取消了。按医生的照乐观的估计，张海超还有四年寿命，现在他的呼吸越来越困难。
“开胸验肺”并不是个案，2006年6月，来自江西的农民工吴方华、陈爱华夫妇在土地欠丰、流浪打工的艰难、打工收入被拖欠、家庭入不敷出的压力之下，由于没有能力支付1859元医药费选择在自己17岁儿子的面前跳江自尽。在同年，江苏涟水县发生一起灭门案件，据当地警方介绍，当事人周某病情没有好转，也看不起病，想到自己死后，年迈的父母和一对儿女没人照顾，决定帮所有的亲人“解脱”。凌晨，他将睡梦中的父母和儿女杀害，然后自杀。
“小病挨、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
民间有个顺口溜“小病挨、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这是对目前农民工看不起病的真实描述。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工生病时一般能撑则撑，撑不过去再到药店买药吃，被调查的民工中有三分之二的不上正规医院看病。农民工大都上有老，下有小，小的要读书，老的要养老。他们把钱袋子攥得紧紧的，不敢去正规医院看病，因为他们知道看一场大病动辄十几万几十万，可能掏空家蓄，甚至债台高筑。
2012年8月30日，多部门公布《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以避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关键是看政府该如何推动实施，因为对普通农民工对与自身权益保护密切相关的法律政策常常一无所知，平时证据准备工作不足，出了工伤便抓瞎，不知该找哪个“衙门”办事。

22岁的郭金方进入工厂前在职高上学，但总觉得学不到东西，于是跟随父亲当了流水线工人。他的父亲郭祥春曾在河南挖矿6年，每月工资七八百。由于家里是农业地区，没有经济出路，而儿子读职高每年学费就一万多，几乎是郭祥春不吃不喝的全部出路。郭金方并不安于现状，想去更远的地方闯闯，但他父亲觉得在流水线上做功比挖矿强太多，知足了。
夏光和李欠欠同为1990年出生，夫妻都在上海的一间车间工作。他们在2010年5月结婚，之后育有一子。2011年国庆，儿子因肺炎入院治疗，不幸夭折。他们正准备与医院打官司。“不管输赢一定要打，打输了怪自己没本事”每次提到儿子，李欠欠都会抹泪。如今他们夫妻俩只希望做好工作，再养一个孩子，全家都平平安，暂时没有离开上海的意思，也没有更长远的打算。
“身上的皮肉之痛，怎么比得过内心的痛”
在老一代农民工老去的时候，他们的子女已经走出农村，踏上了和他们一样的打工道路。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是指85后、90后，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80后和更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到农民工群体的七成，这些年轻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因为父母长期在外打工，他们或更随或留守，基本丧失了从事农业劳动的能力；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而户籍制度和高昂的房价却将他们拒之门外。他们不是城里人，但也不能算是农村人，他们的知识眼见和上一代务工者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对于工作也比较挑剔，经常动不动就辞职。上网、非主流、熟知各种名牌、追求物质享受……而他们的现状，却和他们的梦想有着遥不可及的距离。“身上的皮肉之痛，怎么比得过内心的痛”，这是三名90后“农二代”相约服毒自杀事件中，活下来的员工不断重复的一句话。
2010年1月23日凌晨4时许至5月25日夜间，在4个月时间的内先后有12名富士康员工跳楼自杀。曾在富士康工作了3年的员工称，富士康在深圳打工群体中的口碑不错，待遇、福利都比较好。富士康的连环自杀成为映射新生代农民工的普遍心态：绝望。一个人要在何种的压力下才能够绝望的弃性命于不顾，这是个需要我们全社会都予以反思与深虑的问题。如今富士康招聘依旧会吸引数千人报名这一事实告诉我们：绝望的制造者，并非富士康，而是整个社会环境。当社会结构板结，“农二代”们的上升渠道与空间越来越小、越来越难，而社会价值的衡量标准却越来越以物质财富为取向时，那些出生于底层的“农二代”只会越来越绝望。相比第一代农民工的故乡情结，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渴望融入城市。但现实情况是，他们的愿望很难实现。

多年来财政资源向城市倾斜，使农村与城市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系统。而在改革开放、国家财政大大充盈的情况下，在分配上却不仅没有拆除城市与农村两大系统的隔离，却反而在城市中又衍生出“吃财政饭”和“吃企业饭”两大系统，进一步强化差别。在养老保障方面，公务员个人无须缴纳社保，由国家全数为其退休金买单（实际上也是用纳税人的钱为其买单），而退休时却能领取比企业单位职工更高退休金。
“公平！公平！还是公平！”是姜文《让子弹飞》中振聋发聩的台词，也是对整个社会的呼喊。农民工老无所依的窘境全系社会不公造成的。农民工在国家建设作出的贡献无人能及，是他们的辛勤付出换来了中国经济腾飞。要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关键是“平权”。与中国28%的养老费率相比，美国用于养老的工资税率为15%；而正是用这15%的工资税，美国的养老保险覆盖了90%以上的人群，而中国的比例仅为53%。中国不是养不起这么多农民工，关键是财富分配太不公平，有些人享受的太多，而农民工却被分配的太少。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目的却不应是简单地实现“均贫富”，而应当是实现社会公平。
全社会必须意识到，农民工养老不仅是一个群体的问题，更是一个体系性的课题，是一项涉及面广的综合性改革。比如，如何提高农民工的“五金”的落实，如何让农民工的就业权益得到保障，如何提高农民工的能力，如何建立更为完善、标准更高的保障体系等等。更重要的是，必须加快户籍改革，打破身份限制，给农民工更多的福利空间，才能全方位、多层次突破现有的养老困局。

希望未来十年，老去的一代农民工能够共享改革成果，新生代农民工能融入城市。希望每个人不再受到性别、身份、出身、地位、职业、财产等各种附加条件的限制，每个公民都享受到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实现“十八大”报告中所说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