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春天，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焦虑弥漫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间。经济社会结构失衡，上升通道堵塞，改革路径不确定以及发展成果无法惠及全民，民众普遍缺乏安全感，下一步到底走向何处？为此，我们推出两会专题“改革的下一站”特别策划，试图分析农民、学生、中产、富人四大社会群体的集中焦虑，探寻解决之道。

富人还会不会留在国内

越来越多的中国富豪或是正在考虑离开中国，或是已经在着手安排此事。
基于子女教育、空气质量、食品健康、财物安全等多方面考虑，中国的有钱人不得不将财富转移到海外，并通过在海外消费买到更实惠的商品、更高质量的服务。经济高成长的背景下，富人移民、海外投资已经很难贴上“不爱国”的标签。越来越大的法律风险，越来越少的冒险收益，两者相权，落袋为安，富人心萌退意、甚至更换身份，未尝不是计算和计较的结果。

财富与富人在中国的快速增长仅是开始
谁是富人？ 按照“百万富翁”（可投资资产达到100万美元）的口径，截至2011年底，中国的富裕家庭已达到121万户，可投资资产27万亿人民币，占全体居民总体可投资资产（62万亿）的43.5%。自2008至2010，富人们的财富总额的增速是32%，富裕家庭总量的增速是44%。这样的增速，远超过全球的10%、北美的11%和欧洲的7％。但在这些惊人数字的背后，中国的富裕家庭总数仍然只占到全部家庭总数的0.4%，远低于美国的4.1%和香港的8.8%；更重要的是，中国财富总量的全球占比显著的低于其GDP的全球占比，这意味着，中国的财富增长和财富人群的增长空间依然巨大，今天是增长的开始而远非结束。
财富来源、身份的不同导致富人群体面目模糊
从财富来源上看，接近六成的富裕群体是通过实业经营发家的，房地产和金融投资领域分别产出了14%和12%的富人；近10％的富裕群体是依靠“福利和工资”而致富，反映经营、管理、技术等专业技能正从边缘和外围逐渐接近财富的中心；与获得的媒体曝光程度不相称的是，来源于继承的“富二代”仅占了5%。从身份和职业来看，私营企业主、职业经理人与国企高管、专业投资者和专业人士分别占了57%、16%和10%。依据不同的财富来源、职业身份、核心能力对富人进行分类，就会发现富人的面目要远比乍看之下模糊的多。那些动辄以“暴发户”之类贴标签的做法实在是对富人群体的一种误读。

“有瑕疵的财富”让人不安
“自由安全的生活”，是富裕人群积累和运用财富的首要动因。中国的富裕人群普遍缺少安全感，这是个沉重的现实。缺少安全感，首先与财富的“野蛮生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富近于罪”，陈旧过时的法律法规、高蹈偏严的监管标准和实际操作时的变通、钻空子、擦边球，在财富创造和积累的过程中交错混织在一起，难以厘清。在财富的原始积累时期，原罪主要集中在产权界定的模糊和获取程序的脱漏上；在财富的加速扩张阶段，毛病则更多表现为财务安排的灰色地带内。“有瑕疵的财富”，是不安背后的深层原因。其次，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与之相伴的仇富潜流，都令富人们对风吹草动特别敏感。
急于用钱买社会接纳和承认
“富者急富、愈富者愈急”。“急富”，是中国式财富制造的特点。一方面，转轨社会、转轨经济提供了巨大的造富机遇。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一个典型的中国富人经历了至少三次以上的制度性变革，对于在上一个阶段已完成原始积累的参与者，下一个机会之门打开的时候，他拥有了一张巨大的可抓取机会的菜单，“真的好想再活五百年”，正是这个“急富”心态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急富”还是对身份缺失的补偿性反应。在中国，普通的富人身份并非意味着高尚的社会地位。追求更大的财富，以财富的绝对数量换取社会接纳和政治承认是“急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缺乏集体认同只好自我修炼
在中国语境下，“富人”，是一个或多或少带有贬义的称呼，对于交际双方，或多或少激发着负向的情感。通常，外部歧视常常造就内部的认同，但 “富人”之间的认同并不强烈，更缺乏组织化，如果说勉强存在一种群体认同的话，那么，这种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所谓的“被排斥性认同”，以“一盘散沙”来形容富人群体并不为过。富人群体远未形成共同意识，更遑论诉求的组织化了，富人个体总是在竭力寻求其他社群的接纳和认同，而回避同类的自组织。既缺乏集体认同、又缺乏社会认同的富人们，急切地需要身份定位。他们参加国学班，他们读经和唱诗，是因为他们渴望永恒性、和超越性，来赋予他的财富和成功以意义；他们学EMBA，接近管理和图表，是因为他们需要逻辑和计算，来认证他们的田野实践有来自庙堂的高头讲章作为背书。这些自我认同的努力的背后，若隐若现的仍然是不自信和不安心。
面临随时可能“出局”的危机
“富者恒富”曾经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信条。稀缺时代的资本，当然拥有极高的租值。“钱能生钱”单这一条就给“富者恒富”保了底。由于穷富的分野始自原始积累的建立与否，于是，第一代完成原始积累的赢家大多成为了长期的赢家。他们善于在转轨时期抓住更多机会，赢取更多财富，“富者恒富”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信仰。但在2008年以后，这些长期的赢家几乎是一夜之间发现，自己或多或少地正面对着出局的危机。其中，危机最甚的是外向型加工企业主，自珠三角向长三角，寒流呼啸而来。正向积累不会停步的神话不再灵验，冲击的后果远未清晰，可以预期的是，富人们的财富安全边际正在收窄，这将深刻改变富人们的长期行为模式。降低风险的偏好、建立更高的安全边际成为富人们对新形势的适应，这反映在财富的搬运、身份的变更上，也体现在更多的生育、对传统文化的皈依上。

贫富差距拉大，导致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不时引发的“仇富”心态也让富人们如坐针毡。如何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成为富人们不得不担心的一个问题。
海外移民只是选择性价比更高的消费场所
当下中国人海外移民正在屡破记录。其中，很大一个部分是富裕群体。放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中来看，移民也是一种消费升级。与常见的物质层面的消费升级不同的是，富裕群体的消费升级更侧重于服务层面甚至是精神层面。对于富人而言，他的消费升级早已越过了房子、车子、行头、餐厅等传统层面，而进入到了法律服务、教育服务、医疗服务、金融服务、养老服务等市场。移民，意味着消费者可以对服务做出更宽、更多元的选择，服务质量得到了改善，这种升级往往还是性能价格比较高的一种升级。
国内市场只有满足消费升级和趋优消费才能留住人
从良序建立的角度来看，需要的不是担忧或苛责，而是应当将其视作法律、教育、医疗、金融、养老等服务市场巨大机遇。来看看国内市场能给富人提供什么？由于税制结构的差异，绝大多数奢侈品在中国市场上的最后售价大幅度高于进口价，甚至几倍于原产地价格，同样是“made in china”，在国外比国内价格便宜很多；海南三亚“宰客门”也暴露国内旅游门票贵、服务差的短板；中国私人财富报告调查的富人移民原因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子女教育；中国买家能负担得起的游艇从140万至1800万美元不等，但游艇船坞少之又少、私人船只可在严格规定的区域行驶、娱乐性船只驾驶者牌照发放还没有形成制度；中国从2003年起正式允许私人购买飞机，但空域管制的存在，坐着私人飞机也不能“想飞哪就飞哪”……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国内市场能够满足消费升级和趋优消费的真实需求，多数富人并不会远渡重样，也就不会有所谓“资金外流”、“不爱国”之类的道德质疑。

由于地方公权力仇富灭富、打黑扩大化、财富权力化转移、经济行为政治化等因素，使得民营企业面临着极高的司法风险。
放松管制将财务从自我保护中解放
企业家能否持续投资，一方面取决于能力，另一方面取决于信心。能力可以通过“干中学”获得，信心则完全来自于国家对私人财产的法律保障力度。尽管2007年物权法包含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的内容，但立法初衷和现实中的有法不依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使得中国富人们不得不花费资源来构建相关的保护装置，甚至不惜减损这部分资源和财富的经济价值，使得经济整体偏离它的潜在边际，进而减损了全社会的福利。只有及时修订那些陈旧的法律规条、放松过时的条条框框，才能将财富从高度的自我保护中解放出来。须知，法治之下的财富，才是价值最大化的财富，因为法治不但能保护财富的存量，更能向普遍的人群提供创富的激励。
废止“抽逃注册资本罪”释放市场潜力
今天的行政层面的放松管制与法律层面的治理完善已然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以放松银行信贷的管制为例。银行信贷实践，遵循两类原则：古老的“事前资本金”原则和现代的“事后还贷能力”原则。我国目前奉行的是“事前资本金”原则（按注册资本金高低决定贷款发放的多寡），作为这个原则的实施保证，就是“抽逃注册资本”入罪。作为转轨时代的遗存，与“事后还贷能力”原则相比，“事前资本金”原则已经不能充分满足和利用现代社会的信贷需求和信贷机会，甚至还造成了多种扭曲。在后转轨时代，经济更靠近它的潜力边际运行，增长更多来自非资本金式的技术创新、服务创新、甚至产权创新、制度创新，信贷实践转向“事后还贷能力”原则已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废止“抽逃注册资本罪”，其实就是放松“事前资本金”的约制，令信贷转向“事后还贷能力”原则，从而大幅释放经济的发展潜力。
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富人正在我们身边涌现、并且越来越多。而病态的财富和受歧视、甚至被妖魔化的富人，不应成为社会的常态。要建立良序，富人当然首先需要主动地提高自己的财富观念，要承当更多的社会责任，要更为成熟地看待和运用财富；而社会也要以更大的善意而非更多的歧视来对待富人和他们的财富，这必须是双方而非单向度地增量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