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文

美国总统为《经济学人》撰写长文，列出经济政策领域四大未竟事务，留待继任者解决。

这些天来，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人们都要问我一个相同的问题：美国政治制度究竟是怎么了？美国在移民、贸易和技术创新上的获益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多，这样的美国怎么会突然产生了反移民、反创新的保护主义浪潮？部分极左派与更多极右派人士为什么投身于粗暴的民粹主义（译者注：奥巴马的用词为crude populism，与“aggressive nationalism”并用，强调极端程度），要回到所谓的过去？要知道过去根本不可能重建，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也从未存在过。

对全球化、移民、科技，甚至变革本身的某种焦虑确实笼罩在美国上空。这不算陌生，也不算新鲜——不满情绪已在全球蔓延，往往表现为对国际机构、贸易协定和移民的怀疑。从英国公投退出欧盟和世界各地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就可见一斑。

这种不满很大程度上并非出于经济上的恐惧。今天，一些美国人所表达的反移民、反墨西哥裔、反穆斯林和反难民的情绪，让人联想起历史上的几次本土主义思潮——1798年《外国人与煽动叛乱法》（the Alien and Sedition Acts），19世纪中叶的“一无所知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反亚情绪，以及历史上所有那些不理智的时代——美国人被煽动说只要遏制住威胁到美国的群体或思想，就能恢复过去的荣光。我们曾经克服这些恐惧，现在也一样可以。

（译者注：一无所知运动发生在1854-1856年间，致力于控制移民入境，起因是美国人害怕国家受到爱尔兰天主教徒移民的压迫。对天主教徒移民的恐慌导致部分美国政客对爱尔兰裔美国人中的天主教徒的领导者——民主党的不满。一些行动主义者组成秘密群体，去协调选票并全力支持他们的候选人。当成员被问到他们的行动时，他会回答说：I know nothing.）

但也有一些不满情绪是源于对长远经济发展的合理担忧。数十年来，生产率增长的放缓和不平等的加剧导致中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迟滞。全球化和自动化使劳动者阶层地位下降，收入也不再光鲜。很多人本可以成为出色的物理学家和工程师，现在却在金融业掺和资金的来回周转，而非把才华应用到实体经济的创新中。2008年的金融危机似乎让大公司和精英阶层更加孤立，对普通人来说，这些人似乎活在另一套规则中。

因此，很多人接受了“游戏被操控了”这样的阴谋论，这也不足为奇。人们的失望可以理解，政客们也在火上浇油，他们解决不了问题，却让事态进一步恶化。但虽然失望，我们还是要记住，资本主义是目前创造繁荣和机遇的最大推动力。

在过去25年中，极端贫困人口的比例已从近40％降至10％以下。去年，美国的家庭收入增长再创新高，贫困率也见证了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大降幅。在目前这个商业周期中，薪水涨幅比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期都高。全球化和技术革新虽然导致了目前政治辩论背后的某些焦虑，但如果没有全球化和技术革新，这些成就根本不可能实现。

正是这样的悖论定义了我们今天的世界。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繁荣，但我们的社会却显示出不确定和不安的特性。我们也因此面临选择：回到过去的封闭经济体系；或是奋力前进，承认全球化可能带来的不平等，同时致力于让全球经济更好地惠及所有人，而非仅仅是那些精英。

前路向好

逐利动机可以成为公共利益的强大推动力，促使企业创造消费者青睐的产品或激励银行为成长中的企业提供贷款。但利润本身无法带来广泛共享的繁荣和发展。经济学家早就意识到，纯粹的市场机制很可能招致失败，例如《经济学人》曾指出的垄断和寻租倾向。企业不再考虑自身决策造成的污染对他人的影响，信息不平等导致消费者容易购买到危险的产品，或者过于昂贵的健康保险。

从根本上说，由不可靠的少数打造的资本主义对所有人都是威胁。 只有贫富差距降低、增长成果广泛共享，经济才会更加成功。当1%的人口掌控着99%的财富，这个世界永远不可能稳定。贫富差距从来不是新鲜事，但科技进步让所有人通过智能手机看到了顶层的生活，正如贫民窟的孩子抬头就能看到附近的摩天大楼。于是水涨船高的期望超出了政府的力所能及，不平等感蔓延开来，削弱了人们对体制的信心。失去信任的资本主义和市场无法再像过去几个世纪一样继续发挥作用。

这一进步和危害的悖论形成已有数十年之久。我为我这一届政府在过去八年中的成就感到骄傲，但我一直清醒地认识到，打造尽善尽美的国家需要更长的时间。总统的工作像是一场接力赛，要求每一任都为了这个国家最崇高的目标而尽心尽力。那么，我的下一任要何去何从？

要进一步发展，需要认识到美国经济是一套非常复杂的机制。某些较激进的改革方案或许理论上听起来很有吸引力，如解散所有大银行，或对进口实行过于严苛的关税。但经济不是抽象的理论。经济无法全盘推倒，再重新组装——这么做必定会产生实质性的后果。

相反，想要完全恢复人们对经济的信任，让勤劳工作的美国人民能够生活富足，需要解决四大结构性挑战：促进生产率增长，遏制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确保需要工作的人都能找到工作，并建立一个为未来发展打好基础的强韧经济。

恢复经济活力

国家生产率排名：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

从上至下依次为：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

来源：世界大企业联合会；经济顾问委员会

首先，近年来我们见证了互联网、移动宽带和设备、人工智能、机器人、先进材料、能效提高与个性化医疗等方面的技术进步。然而，这些创新虽然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却未能大幅提振缓慢增长的生产率。过去十年，美国生产率的增速位居G7国家之首，但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都有所放缓（见表1）。不论怎样进行分配，离开了快速发展的经济，我们不可能实现人们所想见的工资涨幅。

本轮生产率放缓的主要原因是公共与私人投资的不足。产生这种不足的部分原因是金融危机的后遗症，但其中也有主观因素：反税思潮几乎阻碍了新增公共投资的一切渠道；一味控制财政赤字，代价却是将维护费用（特别是基础设施的维护）推给下一代；政治系统党派分裂严重，导致曾经两党都支持的桥梁和机场升级改造计划停滞不前。

通过企业税改革，降低法定税率，填补税收漏洞，以及加大对基础研发领域的投资，我们也可以提振私有部门的投资与创新。明智的教育政策不仅能促进经济发展，也能确保经济成果惠及更广泛的人群。教育政策的涵盖范围很广，从增加对幼儿教育的拨款到改善高中教育，从使大学教育平价化到推出更多优质的就业培训项目，都被囊括其中。

提高工资与生产率也依赖于全球性贸易竞争规则的建立。虽然一些团体因为国际竞争而蒙受损失，但贸易总体上对经济利大于弊。出口帮助我们走出了经济衰退。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报告显示，美国出口公司的平均工资水平比内销公司高18%。因此，我会继续推动国会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与欧盟缔结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这些协议的签订与贸易执法力度的加强将为劳动者与企业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其次，在生产率放缓的同时，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中的不平等现象都有所加剧，而美国尤为严重。1979年，美国收入前1%的家庭获得了全部税后收入的7%，而2007年这个比例增长到了17%，是之前的两倍多。这种现象挑战着美国的立国之本。我们并不妒忌成功，相反，我们渴望成功，我们欣赏成功人士。实际上，我们之所以容忍着更大程度上的不平等，恰是因为我们坚信，通过努力工作，我们能够提高社会地位，并且我们的孩子会比我们做的更好。

正如林肯所言，“我们不会对资本宣战，但我们希望哪怕最卑微的人也享有与其他人同等的致富机会。”这就是问题所在，不平等的加剧阻碍了社会向上的流动性。它使社会的顶层与底层更为固化：底层的人更难向上发展，顶层的人更难失去他们的地位。

针对不平等现象的加剧，经济学家提出了很多原因：科技，教育，全球化，工会的衰落以及最低工资的缩减。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不平等现象，我们在这些方面也取得了实质性的改善。但我认为，文化与价值观的变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过去，各级员工之间有更多社交，比如在教堂，子女的学校以及民间组织，因此公司管理层与员工的工资差异受到了一定限制，当时CEO的工资大约是普通员工的20到30倍。这种约束条件的减少或缺失解释了为什么如今CEO的工资高达普通员工的250多倍。

倘若缩小贫富差距，使发展成果广泛共享，我们的经济会更加繁荣。这不仅出于道德原因。研究表明，在不平等程度更严重的国家，经济增长更为衰弱，该国也更易陷入经济衰退。财富向富人集中，意味着广大普通消费者的消费减少，而消费恰是市场经济的支柱。

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更快：2015年美国实际家庭收入增长率

按收入从高到低分成十档

来源：人口调查局；经济顾问委员会

美国已经证明，不平等现象不是不可改善的。去年，与高收入家庭相比，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更快（见表2）。根据财政部的测算，在本届政府的领导下，收入最低的那五分之一的家庭可以在2017年之前实现收入提高18％，而预计年收入超过8百万美元的家庭（也即家庭收入在美国排名前0.1%的家庭）将多缴纳近7个百分点的税。在我执政期间，由于税改的执行，收入最高的前1%的家庭现在缴纳了更多他们该付的税额，剩下99%家庭的收入因此得以增加，本次税改比1960年起任何执政期间的税改效果更为显著。

但这些努力远远不够。我们要执行更积极的措施，逆转数十年来持续恶化的不平等趋势。工会应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帮助劳动者分得更大的一杯羹，但他们也需要足够灵活，以应对全球竞争。提高联邦最低工资标准，为膝下无受供养子女的劳动者提供更多的所得税减免，限制高收入家庭的税额优惠，避免勤奋的学生上不起大学，保证男女工资平等……这些都能使我们朝正确的方向迈进。

更少人工作：美国劳动参与率

25到54岁男女性工作比例

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经济顾问委员会

第三，经济的发展也有赖于保障就业，为需要工作的人提供优质岗位。然而长期以来，美国的青壮年就业率持续下降（见表3）。 1953年，25到54岁的男性中只有3％找不到工作。如今，这一比例是12％。 1999年，23%的青壮年女性处于失业状态。现在，这一比例是26％。2013年年底以来，婴儿潮一代迎来了老龄化和退休高峰，但人们在经济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加入或回归就业大潮，填补了这一空白，使得劳动参与率保持稳定，但未能扭转长期以来的下滑趋势。

非自愿性失业会降低生活质量，挫伤自尊心，损害身体健康，甚至导致死亡。失业也导致类鸦片药物滥用案例数量激增，这引发了更多用药过量致死事件，并抬高了美国未受大学教育人群的自杀率——这一群体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得最为剧烈。

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保障就业的方法有很多，比如提供收入保险，让离职后找不到新工作的人能拿到等额工资，并增加优质社区大学招生量、提供行之有效的就业培训以及帮助失业者寻找工作。推广失业保险覆盖率也有利于稳定就业。完善带薪休假、病假制度，提供优质托儿所和早教服务能够进一步促进雇佣双方协调配合。两党共同支持的刑事司法体制改革与再就业方案如果得以通过，也会提高劳动参与率。

建立更加稳固的基础

最后一点，金融危机深刻凸显出了构筑强韧经济的重要性。实现可持续发展，无须竭泽而渔。只有建立规则，防范体制溃败、保障公平竞争，自由市场才能得以繁荣发展。对于这一点我们无须再有任何异议。

得益于金融危机后针对华尔街的改革，金融体系趋于稳定，有利于长期发展。改革措施包括向美国银行注入更多资本，削减对短期资金的依赖并加强对金融机构和市场的监管。美国的大型金融机构无法再轻易获得资金，这说明了市场愈发意识到这些机构不再是“大而不能垮”（too big to fail）的存在。本届政府开创先河，设立监管机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对金融机构实行问责，确保贷款条款明确，不会超出借贷人的偿还能力。

然而，尽管我们取得了许多进步，影子银行系统仍然存在漏洞，住房金融体系也尚未改革。我们需要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添砖加瓦，而非全盘否定。许多本应进一步支持改革的人却也常常忽视我们取得的进步，转而对整个体制加以批判。我们应该讨论的是如何完善现有规则，否定过去的进步只会让美国社会更加脆弱。

此外，美国还需对潜在的负面冲击防患于未然。目前，银行利率低，财政政策须发挥更大的作用，以遏制潜在的衰退趋势。不应将保持经济稳定的重任全部推给货币政策。不幸的是，良好的经济政策往往受糟糕的政治体制牵制。为刺激经济复苏，本届政府进行了大幅度的财政扩张，招致了不少不满情绪。从2009年到2012年，本届政府颁布了十几个法案，共计提供1.4万亿美元以刺激经济。但为了这些本该毫无争议的措施与国会博弈花费了大量精力。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债务违约，国会竟以债务违约相逼，过早地实行紧缩，我所支持的部分扩张性的法案并未得到通过。希望在我之后的美国总统能有更多自主权，在必要的时候采取紧急措施。相反，失业保险等刺激经济、扶持最困难家庭的政策应该享有更灵活的机制，确保支持力度能自动上调。

在经济发展良好的时期保持财政纪律，以确保能够在困难时期加大支持力度，并且实现对美国人民的长期承诺，这对政府来说至关重要。旨在降低医疗开支的平价医疗法案加大了公共福利的支出，倘若遏制公共支出并限制最富有群体享有的税收减免，我们可以在不削减投资、不影响增长的前提下，应对长期存在的财政困难。

最后，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还需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过去五年来，发展与减排相互冲突的理念已被搁置。美国的经济增长了11% (见图表4)，能源产业的排放量却同步下降了6%。美国的进步也促使各国达成了巴黎气候协定，这项历史性的协定为未来的几代人提供了拯救地球的最佳机会。

未来的希望

美国政治体制有时很令人沮丧。相信我，我深有体会。但这个体制也是两百多年来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我们在过去八年取得的进步也应该为这个世界带来一线希望。尽管各方意见相左，我们依然成功避免了大萧条的再度上演。我们实现了金融体系的稳定，也拯救了汽车产业，而且没有多花纳税人一分钱。我颁布了一项比罗斯福新政更大胆的财政刺激计划，也主导了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全面的金融改革；我改革了医疗保健制度，也实行了车辆和电厂的减排新规。

取得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经济有所起色，增长更为持久。2010年初以来私营部门新增一千五百万就业岗位；薪资提高，贫困率降低，贫富不均趋势开始扭转；新增两千万美国人享受医保，而医保开支的增长却维持在过去50年来的最低值；年度赤字削减近四分之三；碳排放量也有所下降。

功业未竟，但我们已经打下了一个新的基础。未来由我们书写。美国经济不仅将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还是全民共享的经济。要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必须致力于与世界各国一道打造更为强大繁荣的经济，服务于未来几代的全体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