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文

美國總統為《經濟學人》撰寫長文，列出經濟政策領域四大未竟事務，留待繼任者解決。

這些天來，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人們都要問我一個相同的問題：美國政治制度究竟是怎麼了？美國在移民、貿易和技術創新上的獲益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多，這樣的美國怎麼會突然產生了反移民、反創新的保護主義浪潮？部分極左派與更多極右派人士為甚麼投身於粗暴的民粹主義（譯者注：奧巴馬的用詞為crude populism，與「aggressive nationalism」並用，強調極端程度），要回到所謂的過去？要知道過去根本不可能重建，對大部分美國人來說也從未存在過。

對全球化、移民、科技，甚至變革本身的某種焦慮確實籠罩在美國上空。這不算陌生，也不算新鮮——不滿情緒已在全球蔓延，往往表現為對國際機構、貿易協定和移民的懷疑。從英國公投退出歐盟和世界各地民粹主義政黨的興起就可見一斑。

這種不滿很大程度上並非出於經濟上的恐懼。今天，一些美國人所表達的反移民、反墨西哥裔、反穆斯林和反難民的情緒，讓人聯想起歷史上的幾次本土主義思潮——1798年《外國人與煽動叛亂法》（the Alien and Sedition Acts），19世紀中葉的「一無所知運動」，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反亞情緒，以及歷史上所有那些不理智的時代——美國人被煽動說只要遏制住威脅到美國的群體或思想，就能恢復過去的榮光。我們曾經克服這些恐懼，現在也一樣可以。

（譯者注：一無所知運動發生在1854-1856年間，致力於控制移民入境，起因是美國人害怕國家受到愛爾蘭天主教徒移民的壓迫。對天主教徒移民的恐慌導致部分美國政客對愛爾蘭裔美國人中的天主教徒的領導者——民主黨的不滿。一些行動主義者組成秘密群體，去協調選票並全力支持他們的候選人。當成員被問到他們的行動時，他會回答說：I know nothing.）

但也有一些不滿情緒是源於對長遠經濟發展的合理擔憂。數十年來，生產率增長的放緩和不平等的加劇導致中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長遲滯。全球化和自動化使勞動者階層地位下降，收入也不再光鮮。很多人本可以成為出色的物理學家和工程師，現在卻在金融業摻和資金的來回週轉，而非把才華應用到實體經濟的創新中。2008年的金融危機似乎讓大公司和精英階層更加孤立，對普通人來說，這些人似乎活在另一套規則中。

因此，很多人接受了「遊戲被操控了」這樣的陰謀論，這也不足為奇。人們的失望可以理解，政客們也在火上澆油，他們解決不了問題，卻讓事態進一步惡化。但雖然失望，我們還是要記住，資本主義是目前創造繁榮和機遇的最大推動力。

在過去25年中，極端貧困人口的比例已從近40％降至10％以下。去年，美國的家庭收入增長再創新高，貧困率也見證了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最大降幅。在目前這個商業週期中，薪水漲幅比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任何時期都高。全球化和技術革新雖然導致了目前政治辯論背後的某些焦慮，但如果沒有全球化和技術革新，這些成就根本不可能實現。

正是這樣的悖論定義了我們今天的世界。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繁榮，但我們的社會卻顯示出不確定和不安的特性。我們也因此面臨選擇：回到過去的封閉經濟體系；或是奮力前進，承認全球化可能帶來的不平等，同時致力於讓全球經濟更好地惠及所有人，而非僅僅是那些精英。

前路向好

逐利動機可以成為公共利益的強大推動力，促使企業創造消費者青睞的產品或激勵銀行為成長中的企業提供貸款。但利潤本身無法帶來廣泛共享的繁榮和發展。經濟學家早就意識到，純粹的市場機制很可能招致失敗，例如《經濟學人》曾指出的壟斷和尋租傾向。企業不再考慮自身決策造成的污染對他人的影響，信息不平等導致消費者容易購買到危險的產品，或者過於昂貴的健康保險。

從根本上說，由不可靠的少數打造的資本主義對所有人都是威脅。 只有貧富差距降低、增長成果廣泛共享，經濟才會更加成功。當1%的人口掌控著99%的財富，這個世界永遠不可能穩定。貧富差距從來不是新鮮事，但科技進步讓所有人通過智能手機看到了頂層的生活，正如貧民窟的孩子抬頭就能看到附近的摩天大樓。於是水漲船高的期望超出了政府的力所能及，不平等感蔓延開來，削弱了人們對體制的信心。失去信任的資本主義和市場無法再像過去幾個世紀一樣繼續發揮作用。

這一進步和危害的悖論形成已有數十年之久。我為我這一屆政府在過去八年中的成就感到驕傲，但我一直清醒地認識到，打造盡善盡美的國家需要更長的時間。總統的工作像是一場接力賽，要求每一任都為了這個國家最崇高的目標而盡心盡力。那麼，我的下一任要何去何從？

要進一步發展，需要認識到美國經濟是一套非常複雜的機制。某些較激進的改革方案或許理論上聽起來很有吸引力，如解散所有大銀行，或對進口實行過於嚴苛的關稅。但經濟不是抽象的理論。經濟無法全盤推倒，再重新組裝——這麼做必定會產生實質性的後果。

相反，想要完全恢復人們對經濟的信任，讓勤勞工作的美國人民能夠生活富足，需要解決四大結構性挑戰：促進生產率增長，遏制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確保需要工作的人都能找到工作，並建立一個為未來發展打好基礎的強韌經濟。

恢復經濟活力

國家生產率排名：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

從上至下依次為：美國、加拿大、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

來源：世界大企業聯合會；經濟顧問委員會

首先，近年來我們見證了互聯網、移動寬帶和設備、人工智能、機器人、先進材料、能效提高與個性化醫療等方面的技術進步。然而，這些創新雖然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卻未能大幅提振緩慢增長的生產率。過去十年，美國生產率的增速位居G7國家之首，但幾乎所有發達經濟體的生產率增長都有所放緩（見表1）。不論怎樣進行分配，離開了快速發展的經濟，我們不可能實現人們所想見的工資漲幅。

本輪生產率放緩的主要原因是公共與私人投資的不足。產生這種不足的部分原因是金融危機的後遺症，但其中也有主觀因素：反稅思潮幾乎阻礙了新增公共投資的一切渠道；一味控制財政赤字，代價卻是將維護費用（特別是基礎設施的維護）推給下一代；政治系統黨派分裂嚴重，導致曾經兩黨都支持的橋梁和機場升級改造計劃停滯不前。

通過企業稅改革，降低法定稅率，填補稅收漏洞，以及加大對基礎研發領域的投資，我們也可以提振私有部門的投資與創新。明智的教育政策不僅能促進經濟發展，也能確保經濟成果惠及更廣泛的人群。教育政策的涵蓋範圍很廣，從增加對幼兒教育的撥款到改善高中教育，從使大學教育平價化到推出更多優質的就業培訓項目，都被囊括其中。

提高工資與生產率也依賴於全球性貿易競爭規則的建立。雖然一些團體因為國際競爭而蒙受損失，但貿易總體上對經濟利大於弊。出口幫助我們走出了經濟衰退。經濟顧問委員會的報告顯示，美國出口公司的平均工資水平比內銷公司高18%。因此，我會繼續推動國會通過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並與歐盟締結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這些協議的簽訂與貿易執法力度的加強將為勞動者與企業創造更公平的競爭環境。

其次，在生產率放緩的同時，幾乎所有發達經濟體中的不平等現象都有所加劇，而美國尤為嚴重。1979年，美國收入前1%的家庭獲得了全部稅後收入的7%，而2007年這個比例增長到了17%，是之前的兩倍多。這種現象挑戰著美國的立國之本。我們並不妒忌成功，相反，我們渴望成功，我們欣賞成功人士。實際上，我們之所以容忍著更大程度上的不平等，恰是因為我們堅信，通過努力工作，我們能夠提高社會地位，並且我們的孩子會比我們做的更好。

正如林肯所言，「我們不會對資本宣戰，但我們希望哪怕最卑微的人也享有與其他人同等的致富機會。」這就是問題所在，不平等的加劇阻礙了社會向上的流動性。它使社會的頂層與底層更為固化：底層的人更難向上發展，頂層的人更難失去他們的地位。

針對不平等現象的加劇，經濟學家提出了很多原因：科技，教育，全球化，工會的衰落以及最低工資的縮減。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不平等現象，我們在這些方面也取得了實質性的改善。但我認為，文化與價值觀的變化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過去，各級員工之間有更多社交，比如在教堂，子女的學校以及民間組織，因此公司管理層與員工的工資差異受到了一定限制，當時CEO的工資大約是普通員工的20到30倍。這種約束條件的減少或缺失解釋了為甚麼如今CEO的工資高達普通員工的250多倍。

倘若縮小貧富差距，使發展成果廣泛共享，我們的經濟會更加繁榮。這不僅出於道德原因。研究表明，在不平等程度更嚴重的國家，經濟增長更為衰弱，該國也更易陷入經濟衰退。財富向富人集中，意味著廣大普通消費者的消費減少，而消費恰是市場經濟的支柱。

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長更快：2015年美國實際家庭收入增長率

按收入從高到低分成十檔

來源：人口調查局；經濟顧問委員會

美國已經證明，不平等現象不是不可改善的。去年，與高收入家庭相比，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長更快（見表2）。根據財政部的測算，在本屆政府的領導下，收入最低的那五分之一的家庭可以在2017年之前實現收入提高18％，而預計年收入超過8百萬美元的家庭（也即家庭收入在美國排名前0.1%的家庭）將多繳納近7個百分點的稅。在我執政期間，由於稅改的執行，收入最高的前1%的家庭現在繳納了更多他們該付的稅額，剩下99%家庭的收入因此得以增加，本次稅改比1960年起任何執政期間的稅改效果更為顯著。

但這些努力遠遠不夠。我們要執行更積極的措施，逆轉數十年來持續惡化的不平等趨勢。工會應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幫助勞動者分得更大的一杯羹，但他們也需要足夠靈活，以應對全球競爭。提高聯邦最低工資標準，為膝下無受供養子女的勞動者提供更多的所得稅減免，限制高收入家庭的稅額優惠，避免勤奮的學生上不起大學，保證男女工資平等……這些都能使我們朝正確的方向邁進。

更少人工作：美國勞動參與率

25到54歲男女性工作比例

來源：美國勞工統計局；經濟顧問委員會

第三，經濟的發展也有賴於保障就業，為需要工作的人提供優質崗位。然而長期以來，美國的青壯年就業率持續下降（見表3）。 1953年，25到54歲的男性中只有3％找不到工作。如今，這一比例是12％。 1999年，23%的青壯年女性處於失業狀態。現在，這一比例是26％。2013年年底以來，嬰兒潮一代迎來了老齡化和退休高峰，但人們在經濟持續發展的背景下加入或回歸就業大潮，填補了這一空白，使得勞動參與率保持穩定，但未能扭轉長期以來的下滑趨勢。

非自願性失業會降低生活質量，挫傷自尊心，損害身體健康，甚至導致死亡。失業也導致類鴉片藥物濫用案例數量激增，這引發了更多用藥過量致死事件，並抬高了美國未受大學教育人群的自殺率——這一群體的勞動參與率下降得最為劇烈。

在經濟不景氣的時期保障就業的方法有很多，比如提供收入保險，讓離職後找不到新工作的人能拿到等額工資，並增加優質社區大學招生量、提供行之有效的就業培訓以及幫助失業者尋找工作。推廣失業保險覆蓋率也有利於穩定就業。完善帶薪休假、病假制度，提供優質托兒所和早教服務能夠進一步促進雇傭雙方協調配合。兩黨共同支持的刑事司法體制改革與再就業方案如果得以通過，也會提高勞動參與率。

建立更加穩固的基礎

最後一點，金融危機深刻凸顯出了構築強韌經濟的重要性。實現可持續發展，無須竭澤而漁。只有建立規則，防範體制潰敗、保障公平競爭，自由市場才能得以繁榮發展。對於這一點我們無須再有任何異議。

得益於金融危機後針對華爾街的改革，金融體系趨於穩定，有利於長期發展。改革措施包括向美國銀行注入更多資本，削減對短期資金的依賴並加強對金融機構和市場的監管。美國的大型金融機構無法再輕易獲得資金，這說明瞭市場愈發意識到這些機構不再是「大而不能垮」（too big to fail）的存在。本屆政府開創先河，設立監管機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對金融機構實行問責，確保貸款條款明確，不會超出借貸人的償還能力。

然而，儘管我們取得了許多進步，影子銀行系統仍然存在漏洞，住房金融體系也尚未改革。我們需要在已有成就的基礎上添磚加瓦，而非全盤否定。許多本應進一步支持改革的人卻也常常忽視我們取得的進步，轉而對整個體制加以批判。我們應該討論的是如何完善現有規則，否定過去的進步只會讓美國社會更加脆弱。

此外，美國還需對潛在的負面衝擊防患於未然。目前，銀行利率低，財政政策須發揮更大的作用，以遏制潛在的衰退趨勢。不應將保持經濟穩定的重任全部推給貨幣政策。不幸的是，良好的經濟政策往往受糟糕的政治體制牽制。為刺激經濟復蘇，本屆政府進行了大幅度的財政擴張，招致了不少不滿情緒。從2009年到2012年，本屆政府頒布了十幾個法案，共計提供1.4萬億美元以刺激經濟。但為了這些本該毫無爭議的措施與國會博弈花費了大量精力。美國歷史上從未有過債務違約，國會竟以債務違約相逼，過早地實行緊縮，我所支持的部分擴張性的法案並未得到通過。希望在我之後的美國總統能有更多自主權，在必要的時候採取緊急措施。相反，失業保險等刺激經濟、扶持最困難家庭的政策應該享有更靈活的機制，確保支持力度能自動上調。

在經濟發展良好的時期保持財政紀律，以確保能夠在困難時期加大支持力度，並且實現對美國人民的長期承諾，這對政府來說至關重要。旨在降低醫療開支的平價醫療法案加大了公共福利的支出，倘若遏制公共支出並限制最富有群體享有的稅收減免，我們可以在不削減投資、不影響增長的前提下，應對長期存在的財政困難。

最後，保障經濟可持續發展還需要應對氣候變化問題。過去五年來，發展與減排相互衝突的理念已被擱置。美國的經濟增長了11% (見圖表4)，能源產業的排放量卻同步下降了6%。美國的進步也促使各國達成了巴黎氣候協定，這項歷史性的協定為未來的幾代人提供了拯救地球的最佳機會。

未來的希望

美國政治體制有時很令人沮喪。相信我，我深有體會。但這個體制也是兩百多年來美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石。我們在過去八年取得的進步也應該為這個世界帶來一線希望。儘管各方意見相左，我們依然成功避免了大蕭條的再度上演。我們實現了金融體系的穩定，也拯救了汽車產業，而且沒有多花納稅人一分錢。我頒布了一項比羅斯福新政更大膽的財政刺激計劃，也主導了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全面的金融改革；我改革了醫療保健制度，也實行了車輛和電廠的減排新規。

取得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經濟有所起色，增長更為持久。2010年初以來私營部門新增一千五百萬就業崗位；薪資提高，貧困率降低，貧富不均趨勢開始扭轉；新增兩千萬美國人享受醫保，而醫保開支的增長卻維持在過去50年來的最低值；年度赤字削減近四分之三；碳排放量也有所下降。

功業未竟，但我們已經打下了一個新的基礎。未來由我們書寫。美國經濟不僅將是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還是全民共享的經濟。要實現這一目標，美國必須致力於與世界各國一道打造更為強大繁榮的經濟，服務於未來幾代的全體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