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晚上，皮村一户农家小院里，一排平房的门窗透着冷白色的灯光。第二间房子面积最大，屋子正中，是一张拼接的办公桌，和平时一样，皮村社区工会文学小组开始了每周一次的课程。

课程的主题之一，是讨论范雨素的“成名作”《我是范雨素》。几天前，文章在网上爆红，来自湖北襄阳打伙村的育儿嫂范雨素，用洗练和克制的文字写出了一家三代女人跨度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命运。

然而，范雨素“消失”了。负责对接媒体的工作人员说：范雨素已经躲到“深山的古庙里。”

文学小组隶属于皮村“工友之家”社区工会，2014年9月，小组开放报名，包括范雨素在内的、来自不同行业的十几名打工者参加。中央艺术研究院的教授张慧瑜是志愿老师。

张慧瑜和十几个学员围坐一起；花卉工人马大勇，下班后花了一个半小时从天坛公园赶过来。两名家政女工读了范雨素的文章之后来到皮村，成为文学小组的新成员。

年轻的胡小海显得异常兴奋，他用高亢的嗓音说，跟自己的灵魂对话的时候是做自己那一刻。“不仅文学小组，甚至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外国，每个角落都有工人，都有这样的故事。”

最后，他补充说，范大姐的走红，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火”是不可控的。

同样是育儿嫂的陈芳（化名）说，我没有看到强烈的阶层固化，我的雇主也很辛苦，他们丢下孩子去挣钱。“我希望写一些温馨的东西”，她最后说。

皮村位于北京东北方向的五环外，外来打工者超过2万人，他们是建筑和服务等行业的工人，低廉的房租和生活成本吸引他们来到这里。

正像文学小组学员李若所说，“我们写的都是真实的，都是常态，”她语速轻缓、态度平和，“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写得出来。”

以范雨素为代表的皮村文学小组成员，他们的故事各有不同，却在《我叫范雨素》中感受到“同一个灵魂”的共鸣。这些打工者持续地记录自己的经历和精神生活，他们的作品描绘了一幅中国城乡阶层流动的图景。

另一个“北京”

（32岁的苑伟是金台路一家美容院的库管，住在皮村7平米的宿舍里。妻子在北京南三环当保姆，孩子在山东德州老家由父母带着。孙俊彬 摄）

从金台路到皮村约25公里，苑伟乘坐306路公交车回家，一般需要2个小时。32岁的苑伟是金台路一家美容院的库管，也是文学小组成员之一，他住在皮村7平米的宿舍里。妻子是一名保姆，在南三环工作，孩子在山东德州老家由父母带着。

皮村位于北京和河北燕郊的交界地带，公交车在皮村村口的环岛边停下，环岛往西，笔直的马路通往繁华的北京城区，往北则是皮村，另一个“北京”。

贯穿村子的是一条繁华的商业街，光面馆就不止30家，人群涌动，两车相遇时常常使街道拥堵几十米。

同心实验学校在商业街的尽头，这是一所为外来工子弟创办的学校。因为学籍问题，高年级学生每年暑假便大量流失回籍。

首都机场起降的飞机以每分钟2架的频率从皮村上空飞过，鳞次栉比的厂房，商铺和廉价公寓占满村庄，已经很难找到一块完整的耕地。本地村民不足1500人，他们中许多人以出租房屋为生。在皮村，人们把这些房东称为“吃租子”。

（皮村街头，工人在路边歇息，有人在吹笛子，有人在看书。孙俊彬 摄）

“一群老头老太拿了一大串钥匙，到处收房租。”这是外来工张子怡眼中的当地人。

去年，有传闻皮村被纳入了新的地铁规划线路，本地村民开始大拆大建。尘土卷着杨絮在空中飞扬，飞机轰鸣、工地噪音、汽车喇叭和人群喧闹，使得整个村庄的白天都在尘土中沸腾。

4月14日，皮村旁边的金盏乡楼梓庄村一块4万平米的地块拍出29.2亿元。

城市化的浸染，和外来人口的聚集，两者的剧烈对冲使皮村看来像一个城乡、阶层流动的驿站。

住在皮村的河南信阳人李若不禁问，“这到底是城还是村？”

对于苑伟来说，这些变化带给他最大的影响是房租上涨，“去年房租才200多，今年涨了100块。”

两年前，他是一名木工。2015年，北京出台《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关闭城区中大量一般制造业和污染企业，苑伟所在的家具厂就在其中。他最后选择了改行，“我还是想留在北京。”

2014年9月，苑伟报名参加皮村“工友之家”社区工会成立的文学小组。

“北京工友之家”创办于2002年，是一家服务于打工群体的社会公益团体，旗下包括打工文化博物馆，新工人剧场，同心互惠公益商店等机构，还是著名的“打工春晚”的策源地。创办人孙恒希望“工友之家”可以为打工群体提供一个“互助支持平台”。

与苑伟同时加入文学小组的人，有刚从河北来到北京的农民郭福来，瓦工徐良园，焊工王春玉，育儿嫂范雨素，还有身患残疾的店员张子怡等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却拥有相似的人生经历——来自农村，多年辗转务工，与家庭分离，爱好文学。在文学小组，他们找到了同伴，感觉到“平等”。

志愿老师张慧瑜说，底层打工者用文学的方式写出自己的故事，他们的写作让人们看到中国的另一面，看到生活在城市、社会底层的人是怎么生活的。

20年后，在异乡团聚

4月28日下午，在皮村“工人之家”剧场召开的“范雨素报道媒体说明会”上，文学小组的几名成员被请上舞台，并被一一介绍。

轮到徐良园时，他缓缓地站起，“我叫徐良园，来自湖北孝感，是一名瓦工”，他从随身携带的黑色麻布袋里拿出一本诗集，现场朗诵了他的诗歌《逃跑的牛郎》：“我是抛家舍业的罪人么/就只有抛下老父亲/抛下小儿子/抛下还淋在秋雨中的稻子/一走了之……”

这是他写给妻子的诗，表达了一个打工者对家庭的歉疚。

（来自湖北孝感的徐良园是文学小组的成员，他的创作包括小说、诗歌、和剧本等。孙俊彬 摄）

1993年，儿子两岁时，徐良园就离开家乡，随工队到东北打工。此前一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市场经济”正式写入党章，制度的改革让城乡间的阶层流动成为可能。

没多久，徐良园又辗转到广州，在一家台资制衣厂做裁工，1998年，他到东莞成为一名瓦工。

有了第二个孩子之后，徐良园为了分担妻子的痛苦，选择自己去结扎，结果没有结扎好，徐良园落下了腰病，还有了第三个小孩，为此被罚了800块，家里唯一值钱的电视机也被拿走了。

生完第三个孩子后，徐的妻子也来到东莞，在一家制衣厂当车裁工。

徐良园的左腿脚踝上有一个硬币大小的疙瘩，这是在东莞工地上受伤留下的印记。那年8月的一天，徐良园在马路工地上干活时，脚踝被一个铁皮划到。伤口久久不愈，但包工头让他继续干活，直到伤口溃烂、见到骨头。

在东莞，徐良园跟随工地流动，妻子住在厂里，有时他下班坐很远的车去看妻子，两个人隔着铁栏杆说话。当丈夫瘸着腿站在铁门前时，妻子流下了眼泪。

徐良园在一个珍藏多年的红皮小本上记下了这段经历：你的双手忙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我的双手趴在城市的腰间。“腰间”是他对城市现代建筑的指代。

妻子在工厂，三个孩子由舅老爷带着住在老家土房里，他们靠写信和约定的电话通话。徐良园把这种关系形容为“感情三角形”，“相互不能照应，好像走散一样。”

2003年，妻子卧病在家，徐良园背着5、6千块钱的债务只身来到北京闯荡。

适逢“非典”，政府对外来人口严格管控。“白天出去干零活，晚上治安检查的人进胡同时，我就跑到河边的大白菜地里躲起来。”徐良园回忆说。

“非典”过后，徐良园才慢慢在工地找到活，在北京站稳脚跟。

大儿子上了初中，学会抽烟，老师打电话向家里投诉，徐良园得知后教训了他一顿，儿子说，你从小就不管我，我爱干嘛就干嘛，说完摔了电话走开。

徐良园觉得儿子抽烟是被他舅老爷传染，为此，他写了一个剧本，叫《隔代传烟》，写一个留守儿童被爷爷影响开始抽烟，荒废学业的故事。

“这么多年，我陪小孩的时间不多，见面生疏，我说话他也不听。”徐良园说，儿子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想去天安门玩，徐良园却去了另一个地方工作。最后，儿子跟着别人的爸爸去了。

2013年，徐良园的三个孩子都来到北京，女儿做了字体销售员，大儿子是一名房产中介，小儿子在卖消磁机，一家人在朝阳区大山子社区租了一套三房一厅的房子，每个月房租2100块。

这次的团聚，距离他第一次出门打工，刚好过了20年。

在《逃跑的牛郎》这首诗的结尾，徐良园写道，

挣一点钱

就租一间房

房子小点没关系

把乡下的老父亲接过来

把小儿子接过来

把隔在城市那边织女妻子接过来

牛郎织女在城里头全家团聚。”

迷失在城乡之间

（郭福来的手稿。孙俊斌彬 摄）

48岁的郭福来加入文学小组源于一本字典。

2015年春节，有朋友给郭福来介绍了一份在北京布置展厅的工作，每天可以挣到150元～160元。郭福来第一次离开生活了四十多年的故土。

来到皮村时，他发现“工友之家”有图书馆，过去借字典，恰好碰到文学小组的组长小付，平时爱好写作的郭福来马上报名加入。

在吴桥县张家洼村老家，郭福来种了八亩地，妻子开了个小卖部。“户籍人口700多，在家的只有不到300人，”郭福来说，小卖部根本没生意，种地的收入也急剧下滑。“前年每亩麦田只收获了200来斤麦子，每斤收购价1块1，每亩倒贴两、三百元。”

郭福来擅长写思乡主题，在《清晨的鸟鸣》里，他回忆童年的故乡：有开阔的平原，望不到边的麦田，长长的宣惠河堤边是一排排高大的杨树、柳树，小鸟在树上鸣叫，孩子们在河边奔跑。

他的手稿里有一封写给妻子“小英”的信，信里写道：怪只怪咱们生在农村，那可怜的三亩盐碱地，只疯长无奈的叹息。

同在文学小组的李若很敬佩郭福来，“我们这个组，郭大哥最辛苦，而且他很有才华。”

《我叫范雨素》走红的时候，李若已经持续发表了十几篇故乡的故事，她的编辑沈燕妮称她为“流量女王”。

“我希望更多人正视农村的问题，”李若说。

来皮村后，李若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平房。屋子靠墙放着张床，上中下铺一共三个床位。

李若的老家在河南信阳，是一个典型的空心村。在她看来，除了老人和孩子，“村里的一切好像都被风刮走了”、“那儿就像是世界的尽头和角落。”

她写了村里一个老无所依的疯癫女人“琴的故事”，写了五奶奶被她的儿女抛弃，在借住的厢房里默默死去。

她还写了农村的农药滥用、乡村男女婚姻问题，更大胆地，还写了村里留守男女的性乱象。

李若是她的笔名，她解释说，“因为我写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故事，我怕村里的人看到了会不理我。”

李若一度想在老家开个养老助残机构，遭到家里人的集体反对，“他们觉得这太不现实，说我在城里，脑子待坏了。”

孩子在老家读书，李若想回去，但苦于在老家找不到工作，“这里头上顶的天，脚上踩的地，都不是我的。”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7747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884万人。皮村“工友之家”的创办人孙恒长期调研城市工人群体，对于这个庞大群体的现状，孙恒并不乐观，他用“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迷失在城乡之间”来概况他们。

来北京两年后，尽管很难找到稳定的工作，但郭福来接到的活越来越多，“能够找到工作就能挣到钱，比家里强多了。”

小卖部的生意依旧很萧条，妻子想过来北京找他，但苦于要孩子上学抽不开身，老家撤点并校之后，她每天都要骑十几里路去接孩子。

“可我从未将自己找到”

同心互惠商店的店主胡小海穿着牛仔夹克，鸭舌帽反戴着，坐在收银台前热情地招呼每一个进门的客人。他今年30岁，老家在河南商丘。

有时，“灵感”迸发，他便随手抓起一张纸，把脑海里的句子记下来，这是他长年的习惯。

漂泊打工15年后，胡小海找到了他所追寻的“自由”。每天，他接受衣物，然后卖出去，清点账目，回宿舍，这就是他打工以来“最好的生活状态”，他将之描述为一种“生活与精神协调”的状态。

胡小海的原名叫胡刘帅，为了向偶像海子致敬，他给自己取了胡小海的名字。

年少时的胡小海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痴迷摇滚，郑钧、汪峰、张楚是他的偶像。2002年，上完初三第一个学期后，胡小海辍学，他想学音乐。

作为“第二代工人”，胡小海的打工路线跟他的父辈没多大区别，深圳、东莞、宁波、苏州、郑州、嘉兴，直到北京皮村。

在珠三角，胡小海当过组装工、车裁工，摸爬滚打4年后，他选择离开；在嘉兴的电子厂里，胡小海的工作是打螺丝钉，一包1万个螺丝，胡小海记不起自己一天要打几包。他经常拿用于计件的纸写下内心的迷茫。“我是一个打螺丝钉的螺丝钉，双手流水线上没有停止过，内心感到深深地绝望。”

汪峰的音乐抚慰着他，有一次下班走在雨中，耳机里听着汪峰的《青春》，胡小海边走边哭。“我喜欢关上灯，在黑暗中听《北京，北京》，有种灼骨的孤独”。

有一次，在苏州的一个地铁站门口，他的脑海里浮现一些句子，他转身跟一个扫地阿姨借了纸笔，写了一首《造梦时代2》：“我们总在寻找中失去，我们总在觉醒里迷失。”他模仿了汪峰的歌词。

2014年，胡小海感到打工没有出路，决定去参加“中国好声音”选秀，结果没有通过第一轮海选；第二年4月，他带着自己的原创作品去了位于上海的节目组总部，结果还是无疾而终。

（皮村社区工会文学小组的组长小付，范雨素的文章是她帮忙打成电子版的。孙俊彬 摄）

这一年10月，打工诗人许立志在富士康跳楼自杀。胡小海把许立志的诗背诵给工友听，工友们说，听起来“很悲伤”。

“焦虑，甚至愤怒”，他把金斯堡的《嚎叫》藏在裤兜里，在流水线的间隙中拿出来读。

失业是常有的事，“我换的工作绝对不少于50个”。有时，中午在一家西餐厅当传餐，换一顿饭，下午就拎包走人，去一家中餐厅洗碗，换一夜有床铺的安眠。

2015年春节，胡小海把这些年陪伴他的书带回家。母亲看到了问他，“看这些书有什么用，这么多年啥都没干成，还写个啥”，愧疚的胡小海走到后院，把他的诗集和手稿都烧了。

他最喜欢朗诵自己的一首诗是《可我从未将自己找到》“我找到了隐秘的太阳/找到了孤僻的月亮/可我却从未将真正的自己找到。” 这首诗的灵感来自英国乐队U2的歌词。

迷失了的胡小海开始频繁地在微博上给他的偶像们发私信留言，结果歌手张楚给了他回复。“张楚大哥人很好，他鼓励我不要放弃希望，还给我寄了一套心理学的书。”

2016年7月，胡小海从杭州来到北京，第一站就去建国门桥。“汪峰就是在那里写了《晚安北京》。”

10月，胡小海加入皮村文学小组，在文学小组自编的“皮村文学”第二辑上，他有40多首诗被选入。指导老师张慧瑜随后又给他的400多首诗编辑成册，印了50本。在他看来，胡小海的诗“写出了流水线工人真实的感受，很有力量。”

范雨素喜欢胡小海的诗，尤其是《中国工人》：

那里长满了垒如长城的中国工人

长满了漫山遍野的中国工人

长满了手握青铜的中国工人

长满了吞云吐雾的中国工人……”

由皮村环岛往东走不到千米，是一个300平米左右的大院子，这里是文学小组活动场所、新工人剧场、同心互惠商店等所在地，胡小海和他的工友们也住在这里。院墙斑驳，一个工人拿着锣鼓的红色剪纸logo格外显眼，旁边有行大字，“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虽不知出处，胡小海却很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