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晚上，皮村一戶農家小院裡，一排平房的門窗透著冷白色的燈光。第二間房子面積最大，屋子正中，是一張拼接的辦公桌，和平時一樣，皮村社區工會文學小組開始了每週一次的課程。

課程的主題之一，是討論範雨素的「成名作」《我是範雨素》。幾天前，文章在網上爆紅，來自湖北襄陽打伙村的育兒嫂範雨素，用洗練和克制的文字寫出了一家三代女人跨度半個多世紀的曲折命運。

然而，範雨素「消失」了。負責對接媒體的工作人員說：範雨素已經躲到「深山的古廟里。」

文學小組隸屬於皮村「工友之家」社區工會，2014年9月，小組開放報名，包括範雨素在內的、來自不同行業的十幾名打工者參加。中央藝術研究院的教授張慧瑜是志願老師。

張慧瑜和十幾個學員圍坐一起；花卉工人馬大勇，下班後花了一個半小時從天壇公園趕過來。兩名家政女工讀了範雨素的文章之後來到皮村，成為文學小組的新成員。

年輕的胡小海顯得異常興奮，他用高亢的嗓音說，跟自己的靈魂對話的時候是做自己那一刻。「不僅文學小組，甚至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外國，每個角落都有工人，都有這樣的故事。」

最後，他補充說，範大姐的走紅，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火」是不可控的。

同樣是育兒嫂的陳芳（化名）說，我沒有看到強烈的階層固化，我的雇主也很辛苦，他們丟下孩子去掙錢。「我希望寫一些溫馨的東西」，她最後說。

皮村位於北京東北方向的五環外，外來打工者超過2萬人，他們是建築和服務等行業的工人，低廉的房租和生活成本吸引他們來到這裡。

正像文學小組學員李若所說，「我們寫的都是真實的，都是常態，」她語速輕緩、態度平和，「我們任何一個人都寫得出來。」

以範雨素為代表的皮村文學小組成員，他們的故事各有不同，卻在《我叫範雨素》中感受到「同一個靈魂」的共鳴。這些打工者持續地記錄自己的經歷和精神生活，他們的作品描繪了一幅中國城鄉階層流動的圖景。

另一個「北京」

（32歲的苑偉是金台路一家美容院的庫管，住在皮村7平米的宿舍里。妻子在北京南三環當保姆，孩子在山東德州老家由父母帶著。孫俊彬 攝）

從金台路到皮村約25公里，苑偉乘坐306路公交車回家，一般需要2個小時。32歲的苑偉是金台路一家美容院的庫管，也是文學小組成員之一，他住在皮村7平米的宿舍里。妻子是一名保姆，在南三環工作，孩子在山東德州老家由父母帶著。

皮村位於北京和河北燕郊的交界地帶，公交車在皮村村口的環島邊停下，環島往西，筆直的馬路通往繁華的北京城區，往北則是皮村，另一個「北京」。

貫穿村子的是一條繁華的商業街，光面館就不止30家，人群湧動，兩車相遇時常常使街道擁堵幾十米。

同心實驗學校在商業街的盡頭，這是一所為外來工子弟創辦的學校。因為學籍問題，高年級學生每年暑假便大量流失回籍。

首都機場起降的飛機以每分鐘2架的頻率從皮村上空飛過，鱗次櫛比的廠房，商鋪和廉價公寓佔滿村莊，已經很難找到一塊完整的耕地。本地村民不足1500人，他們中許多人以出租房屋為生。在皮村，人們把這些房東稱為「吃租子」。

（皮村街頭，工人在路邊歇息，有人在吹笛子，有人在看書。孫俊彬 攝）

「一群老頭老太拿了一大串鑰匙，到處收房租。」這是外來工張子怡眼中的當地人。

去年，有傳聞皮村被納入了新的地鐵規劃線路，本地村民開始大拆大建。塵土卷著楊絮在空中飛揚，飛機轟鳴、工地噪音、汽車喇叭和人群喧鬧，使得整個村莊的白天都在塵土中沸騰。

4月14日，皮村旁邊的金盞鄉樓梓莊村一塊4萬平米的地塊拍出29.2億元。

城市化的浸染，和外來人口的聚集，兩者的劇烈對衝使皮村看來像一個城鄉、階層流動的驛站。

住在皮村的河南信陽人李若不禁問，「這到底是城還是村？」

對於苑偉來說，這些變化帶給他最大的影響是房租上漲，「去年房租才200多，今年漲了100塊。」

兩年前，他是一名木工。2015年，北京出台《北京市新增產業的禁止和限制目錄》，關閉城區中大量一般製造業和污染企業，苑偉所在的傢具廠就在其中。他最後選擇了改行，「我還是想留在北京。」

2014年9月，苑偉報名參加皮村「工友之家」社區工會成立的文學小組。

「北京工友之家」創辦於2002年，是一家服務於打工群體的社會公益團體，旗下包括打工文化博物館，新工人劇場，同心互惠公益商店等機構，還是著名的「打工春晚」的策源地。創辦人孫恆希望「工友之家」可以為打工群體提供一個「互助支持平台」。

與苑偉同時加入文學小組的人，有剛從河北來到北京的農民郭福來，瓦工徐良園，焊工王春玉，育兒嫂範雨素，還有身患殘疾的店員張子怡等人，他們來自不同的地方，卻擁有相似的人生經歷——來自農村，多年輾轉務工，與家庭分離，愛好文學。在文學小組，他們找到了同伴，感覺到「平等」。

志願老師張慧瑜說，底層打工者用文學的方式寫出自己的故事，他們的寫作讓人們看到中國的另一面，看到生活在城市、社會底層的人是怎麼生活的。

20年後，在異鄉團聚

4月28日下午，在皮村「工人之家」劇場召開的「範雨素報道媒體說明會」上，文學小組的幾名成員被請上舞台，並被一一介紹。

輪到徐良園時，他緩緩地站起，「我叫徐良園，來自湖北孝感，是一名瓦工」，他從隨身攜帶的黑色麻布袋里拿出一本詩集，現場朗誦了他的詩歌《逃跑的牛郎》：「我是拋家捨業的罪人麼/就只有拋下老父親/拋下小兒子/拋下還淋在秋雨中的稻子/一走了之……」

這是他寫給妻子的詩，表達了一個打工者對家庭的歉疚。

（來自湖北孝感的徐良園是文學小組的成員，他的創作包括小說、詩歌、和劇本等。孫俊彬 攝）

1993年，兒子兩歲時，徐良園就離開家鄉，隨工隊到東北打工。此前一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市場經濟」正式寫入黨章，制度的改革讓城鄉間的階層流動成為可能。

沒多久，徐良園又輾轉到廣州，在一家台資制衣廠做裁工，1998年，他到東莞成為一名瓦工。

有了第二個孩子之後，徐良園為了分擔妻子的痛苦，選擇自己去結扎，結果沒有結扎好，徐良園落下了腰病，還有了第三個小孩，為此被罰了800塊，家裡唯一值錢的電視機也被拿走了。

生完第三個孩子後，徐的妻子也來到東莞，在一家制衣廠當車裁工。

徐良園的左腿腳踝上有一個硬幣大小的疙瘩，這是在東莞工地上受傷留下的印記。那年8月的一天，徐良園在馬路工地上乾活時，腳踝被一個鐵皮划到。傷口久久不愈，但包工頭讓他繼續乾活，直到傷口潰爛、見到骨頭。

在東莞，徐良園跟隨工地流動，妻子住在廠裡，有時他下班坐很遠的車去看妻子，兩個人隔著鐵欄桿說話。當丈夫瘸著腿站在鐵門前時，妻子流下了眼淚。

徐良園在一個珍藏多年的紅皮小本上記下了這段經歷：你的雙手忙在工廠的流水線上，我的雙手趴在城市的腰間。「腰間」是他對城市現代建築的指代。

妻子在工廠，三個孩子由舅老爺帶著住在老家土房裡，他們靠寫信和約定的電話通話。徐良園把這種關係形容為「感情三角形」，「相互不能照應，好像走散一樣。」

2003年，妻子臥病在家，徐良園背著5、6千塊錢的債務隻身來到北京闖蕩。

適逢「非典」，政府對外來人口嚴格管控。「白天出去乾零活，晚上治安檢查的人進衚衕時，我就跑到河邊的大白菜地裡躲起來。」徐良園回憶說。

「非典」過後，徐良園才慢慢在工地找到活，在北京站穩腳跟。

大兒子上了初中，學會抽煙，老師打電話向家裡投訴，徐良園得知後教訓了他一頓，兒子說，你從小就不管我，我愛乾嘛就乾嘛，說完摔了電話走開。

徐良園覺得兒子抽煙是被他舅老爺傳染，為此，他寫了一個劇本，叫《隔代傳煙》，寫一個留守兒童被爺爺影響開始抽煙，荒廢學業的故事。

「這麼多年，我陪小孩的時間不多，見面生疏，我說話他也不聽。」徐良園說，兒子第一次來北京的時候，想去天安門玩，徐良園卻去了另一個地方工作。最後，兒子跟著別人的爸爸去了。

2013年，徐良園的三個孩子都來到北京，女兒做了字體銷售員，大兒子是一名房產中介，小兒子在賣消磁機，一家人在朝陽區大山子社區租了一套三房一廳的房子，每個月房租2100塊。

這次的團聚，距離他第一次出門打工，剛好過了20年。

在《逃跑的牛郎》這首詩的結尾，徐良園寫道，

掙一點錢

就租一間房

房子小點沒關係

把鄉下的老父親接過來

把小兒子接過來

把隔在城市那邊織女妻子接過來

牛郎織女在城裡頭全家團聚。」

迷失在城鄉之間

（郭福來的手稿。孫俊斌彬 攝）

48歲的郭福來加入文學小組源於一本字典。

2015年春節，有朋友給郭福來介紹了一份在北京佈置展廳的工作，每天可以掙到150元～160元。郭福來第一次離開生活了四十多年的故土。

來到皮村時，他發現「工友之家」有圖書館，過去借字典，恰好碰到文學小組的組長小付，平時愛好寫作的郭福來馬上報名加入。

在吳橋縣張家窪村老家，郭福來種了八畝地，妻子開了個小賣部。「戶籍人口700多，在家的只有不到300人，」郭福來說，小賣部根本沒生意，種地的收入也急劇下滑。「前年每畝麥田只收穫了200來斤麥子，每斤收購價1塊1，每畝倒貼兩、三百元。」

郭福來擅長寫思鄉主題，在《清晨的鳥鳴》里，他回憶童年的故鄉：有開闊的平原，望不到邊的麥田，長長的宣惠河堤邊是一排排高大的楊樹、柳樹，小鳥在樹上鳴叫，孩子們在河邊奔跑。

他的手稿里有一封寫給妻子「小英」的信，信里寫道：怪只怪咱們生在農村，那可憐的三畝鹽鹼地，只瘋長無奈的嘆息。

同在文學小組的李若很敬佩郭福來，「我們這個組，郭大哥最辛苦，而且他很有才華。」

《我叫範雨素》走紅的時候，李若已經持續發表了十幾篇故鄉的故事，她的編輯沈燕妮稱她為「流量女王」。

「我希望更多人正視農村的問題，」李若說。

來皮村後，李若住在一間10平方米的平房。屋子靠牆放著張床，上中下鋪一共三個床位。

李若的老家在河南信陽，是一個典型的空心村。在她看來，除了老人和孩子，「村裡的一切好像都被風刮走了」、「那兒就像是世界的盡頭和角落。」

她寫了村裡一個老無所依的瘋癲女人「琴的故事」，寫了五奶奶被她的兒女拋棄，在借住的廂房裡默默死去。

她還寫了農村的農藥濫用、鄉村男女婚姻問題，更大膽地，還寫了村裡留守男女的性亂象。

李若是她的筆名，她解釋說，「因為我寫的東西都是真實的故事，我怕村裡的人看到了會不理我。」

李若一度想在老家開個養老助殘機構，遭到家裡人的集體反對，「他們覺得這太不現實，說我在城裡，腦子待壞了。」

孩子在老家讀書，李若想回去，但苦於在老家找不到工作，「這裡頭上頂的天，腳上踩的地，都不是我的。」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5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7747萬人，其中，外出農民工16884萬人。皮村「工友之家」的創辦人孫恆長期調研城市工人群體，對於這個龐大群體的現狀，孫恆並不樂觀，他用「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農村，迷失在城鄉之間」來概況他們。

來北京兩年後，儘管很難找到穩定的工作，但郭福來接到的活越來越多，「能夠找到工作就能掙到錢，比家裡強多了。」

小賣部的生意依舊很蕭條，妻子想過來北京找他，但苦於要孩子上學抽不開身，老家撤點並校之後，她每天都要騎十幾里路去接孩子。

「可我從未將自己找到」

同心互惠商店的店主胡小海穿著牛仔夾克，鴨舌帽反戴著，坐在收銀台前熱情地招呼每一個進門的客人。他今年30歲，老家在河南商丘。

有時，「靈感」迸發，他便隨手抓起一張紙，把腦海裡的句子記下來，這是他長年的習慣。

漂泊打工15年後，胡小海找到了他所追尋的「自由」。每天，他接受衣物，然後賣出去，清點賬目，回宿舍，這就是他打工以來「最好的生活狀態」，他將之描述為一種「生活與精神協調」的狀態。

胡小海的原名叫胡劉帥，為了向偶像海子致敬，他給自己取了胡小海的名字。

年少時的胡小海身材矮小、皮膚黝黑、痴迷搖滾，鄭鈞、汪峰、張楚是他的偶像。2002年，上完初三第一個學期後，胡小海輟學，他想學音樂。

作為「第二代工人」，胡小海的打工路線跟他的父輩沒多大區別，深圳、東莞、寧波、蘇州、鄭州、嘉興，直到北京皮村。

在珠三角，胡小海當過組裝工、車裁工，摸爬滾打4年後，他選擇離開；在嘉興的電子廠裡，胡小海的工作是打螺絲釘，一包1萬個螺絲，胡小海記不起自己一天要打幾包。他經常拿用於計件的紙寫下內心的迷茫。「我是一個打螺絲釘的螺絲釘，雙手流水線上沒有停止過，內心感到深深地絕望。」

汪峰的音樂撫慰著他，有一次下班走在雨中，耳機里聽著汪峰的《青春》，胡小海邊走邊哭。「我喜歡關上燈，在黑暗中聽《北京，北京》，有種灼骨的孤獨」。

有一次，在蘇州的一個地鐵站門口，他的腦海裡浮現一些句子，他轉身跟一個掃地阿姨借了紙筆，寫了一首《造夢時代2》：「我們總在尋找中失去，我們總在覺醒里迷失。」他模仿了汪峰的歌詞。

2014年，胡小海感到打工沒有出路，決定去參加「中國好聲音」選秀，結果沒有通過第一輪海選；第二年4月，他帶著自己的原創作品去了位於上海的節目組總部，結果還是無疾而終。

（皮村社區工會文學小組的組長小付，範雨素的文章是她幫忙打成電子版的。孫俊彬 攝）

這一年10月，打工詩人許立志在富士康跳樓自殺。胡小海把許立志的詩背誦給工友聽，工友們說，聽起來「很悲傷」。

「焦慮，甚至憤怒」，他把金斯堡的《嚎叫》藏在褲兜里，在流水線的間隙中拿出來讀。

失業是常有的事，「我換的工作絕對不少於50個」。有時，中午在一家西餐廳當傳餐，換一頓飯，下午就拎包走人，去一家中餐廳洗碗，換一夜有床鋪的安眠。

2015年春節，胡小海把這些年陪伴他的書帶回家。母親看到了問他，「看這些書有甚麼用，這麼多年啥都沒乾成，還寫個啥」，愧疚的胡小海走到後院，把他的詩集和手稿都燒了。

他最喜歡朗誦自己的一首詩是《可我從未將自己找到》「我找到了隱秘的太陽/找到了孤僻的月亮/可我卻從未將真正的自己找到。」 這首詩的靈感來自英國樂隊U2的歌詞。

迷失了的胡小海開始頻繁地在微博上給他的偶像們發私信留言，結果歌手張楚給了他回復。「張楚大哥人很好，他鼓勵我不要放棄希望，還給我寄了一套心理學的書。」

2016年7月，胡小海從杭州來到北京，第一站就去建國門橋。「汪峰就是在那裡寫了《晚安北京》。」

10月，胡小海加入皮村文學小組，在文學小組自編的「皮村文學」第二輯上，他有40多首詩被選入。指導老師張慧瑜隨後又給他的400多首詩編輯成冊，印了50本。在他看來，胡小海的詩「寫出了流水線工人真實的感受，很有力量。」

範雨素喜歡胡小海的詩，尤其是《中國工人》：

那裡長滿了壘如長城的中國工人

長滿了漫山遍野的中國工人

長滿了手握青銅的中國工人

長滿了吞雲吐霧的中國工人……」

由皮村環島往東走不到千米，是一個300平米左右的大院子，這裡是文學小組活動場所、新工人劇場、同心互惠商店等所在地，胡小海和他的工友們也住在這裡。院牆斑駁，一個工人拿著鑼鼓的紅色剪紙logo格外顯眼，旁邊有行大字，「沒有我們的文化就沒有我們的歷史；沒有我們的歷史就沒有我們的將來！」雖不知出處，胡小海卻很喜歡。